第二卷平津狼煙

“我們迎著加勒比海的巨，為避開空中和海上偵察，不得不遠離古巴航行，繞了一個弧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隆冬的綿綿細雨中，當年輕的卡斯特羅以及其率領的八十一名戰友，乘坐一艘名為“格拉瑪”號游艇悄然滑出墨西哥的圖斯潘港，駛向他們的目標——祖國古巴時，他大概也不會想到僅僅不到兩年，便會打敗不可一世的巴蒂斯塔政府。(請牢記我們的網址)()

在五十年代末期，《紐約時報》的讀者們不時地讀到赫伯特馬修斯寫的引人入勝的署名報道：一個身軀魁偉、啰嗦、三十歲剛出頭的、名叫菲德爾卡斯特羅魯斯的大胡子古巴者在1956年圣誕節帶著僅僅十二個人已在古巴登陸。他們進了山區，打出了紅黑兩色旗，號召古巴熱愛自由的人們參加推翻巴蒂斯塔政府的運動。

在開頭幾年，卡斯特羅的運動在美國是很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統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官僚操縱的警察國家，這些人靠業、賭場、和侵吞公款大橫財。為了鎮壓造反的大學生，哈瓦那大學校關閉；持不同政見的人被暗殺；尸體被肢解后送還給父母，或者象垃圾一樣扔進溝渠。華盛頓對出現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歡欣。

而馬修斯等美國新聞記者寫的更都是同情的報道，把大胡子卡斯特羅和他的造反者，描繪成要為同胞爭取自由和正義，毫無私心，羅賓漢式的人物。()

大部分古巴中產階級和許許多多有影響的古巴軍官對巴蒂斯塔早已厭憎，這就是巴蒂斯塔毀滅的原因。到了五八年，卡斯特羅有了近兩千士兵，雖然在和四萬名裝備精良的巴蒂斯塔軍隊相比，還處于弱勢，但巴蒂斯塔的軍隊已經無心戀戰，舊政權的末日已經到來。

隨著巴蒂斯塔的逃亡，卡斯特羅和他的戰友埃內期托切格瓦拉指揮著軍隊沿著古巴中央公路長驅直下，進行了為時七天行程六百英里的勝利進軍。

黃歷從始至終都不，不表態，不評論，只是冷眼旁觀著在美國人后院生的這些事件。很有意思，美國人在受騙后，最終能容忍一個紅色國家在其后院鬧騰，卻要高喊亞洲擴張能夠威脅到千里之外的。搞不懂他們的腦袋里想的？

畢竟那里離亞洲很遠，黃歷可以裝傻看不見，任憑美國人把卡斯特羅當成一個符合他們價值觀的拉美硬漢。而他更感興趣的則是另一位古巴人，切格瓦拉，那個在死后成為一個偶像，英雄的受難者，時尚的終極招貼男人。他頭戴紅星貝雷帽的經典造型，會如潮涌般地出現在駐唱歌手的文化衫上、青年詩人的馬克杯上，或者博客和BBS的題圖、頭像上。

但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切格瓦拉活在人們心中的原因，并不是以他的同伴所想象的形象，而是成為了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標志，他完成了一個由暴力的象征到時尚酷哥的轉變，成為了一個全球品牌。

是的，如果切不是生得這么好看，他不會成為一個神話般的者。“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都變成了僅僅是再現。”他的肖像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進入了安迪沃霍爾的流行藝術，被麥當娜易裝印在《美國生活》的大碟上。在他去世40年之后，切格瓦拉被用來出售從牛仔褲到罐裝啤酒的各種商品。甚至有一種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號是“切可以洗得更白”。

在幾十年后，切煽起的烏托邦理想看上去象是愛麗絲的夢境，殘存的對切的迷戀不過是一種青少年的浪漫和老年人的懷舊的混合物。切的神話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為他曾經怎樣活過，而是因為他如何死去。要想成為一位浪漫偶像，一個人不僅要在生命的華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時滿懷絕望。

切格瓦拉完美地符合這兩條標準。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這樣總結切格瓦拉的神話:“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敗得到了保證。他的故事充滿失敗和孤獨，這是它如此誘人的原因。如果他還活著，他的神話早就煙消云散了。”

對于格瓦拉崇高的世界觀動機、目的等不用評價，那確實是一種崇高的事實。他為了的信念去反抗、斗爭，為了實現的理想終生都在追求，他富有著冒險與浪漫，做著世界上絕在多數的人都做不到的事。

但正是自以為肩負著一種偉大的使命，一種傳道士的使命。格瓦拉懷著杰克倫敦式的態度，將視作一場偉大的、永無止境的冒險，但他卻不具備任何政治上的成熟性去處理讓國家得以運轉的實際事務。用簡單的話說，格瓦拉沒有手段，卻想達到目的。幸而缺乏實際觀念。假如他獨自掌權的話，要造成許多災難，會給許多人帶來不幸。

實際上，沒有人否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平。而格瓦拉顯然沒有認識到，所所進行的狂熱斗爭，只是為了用一種不乏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來取代這些不平

“一個優秀的政治家要消滅某一階級的特權，但并不是消滅屬于這個階級的人。”黃歷在與鐘可萍的談論中是這樣說的，“顯然，世界上所謂的那些家很少去深刻思考這個問題。其實，他們現在最應該認識到的的是：和建設本應該是兩個密不可分的破與立的過程。從這方面講，僅僅成功地動民眾是不夠的，隨之而來的是應該和民眾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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