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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汪兆銘府邸。

還不到中午，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汪兆銘便已經得知了黃浩然被“撤職”的消息。將這個消息帶到他府上的人是侍從室第二副主任周佛海。

由于“西安事變”的時候汪兆銘錯誤的判斷了形勢，過早的暴露出了他的野心和企圖。所以在最高當局安全脫身之后，汪兆銘的小系統立即遭到了最高當局的極力打壓

雖然現在的汪兆銘依舊是武漢政府的元老，但政府內部的官員們都知道汪兆銘已經上了最高當局的黑名單，他的小團體大勢已去汪兆銘自己也意識到他與最高當局之間的關系已經打了死結，所以為了保證自己和手下這些人的安全和前途，汪兆銘開始變本加厲的實施他的通敵賣國行為，從淞滬會戰開始，他就沒有中斷過派出心腹和日本人秘密接觸。

干多了見不得光的事情，汪兆銘自然害怕被最高當局抓住把柄給處理了。為了及時掌握最高當局的動作，汪兆銘話大力氣拉攏住了周佛海，放在最高當局眼皮子地下做他的“探子”。

“兆銘兄眼下可是個絕好的機會啊如果我們能趁這個機會置黃浩然于死地，或者將黃浩然的兵權奪，那邊肯定會非常高興的談判起來也會容易許多”

在黃浩然的問題上，周佛海的主張是“落井下石”在他看來，沒有比打壓黃浩然更好的見面禮了用黃浩然的人頭換“和平救國的成功”，實在是劃算至極

坐在周佛海對面的汪兆銘一直看著周佛海，始終沒有開口說話。在汪兆銘看來，要扳倒黃浩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抗戰這一年多以來，中國軍隊打的幾場大勝仗黃浩然不是參與其中就是全盤指揮要想對這樣的“抗戰名將”一擊致命，明顯不太現實還好周佛海的頭腦也還算清醒，將重點放在了奪去黃浩然的兵權上面

南京淪陷之后，武漢成了中國戰時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政府的黨軍、政機構，實際上全部都在武漢辦公，在汪兆銘的直接支持下，以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羅君強等“低調俱樂部”的核心分子為中心，在漢口成立了一個名為“藝文研究會”的組織。

“藝文研究會”設總會于漢口，總會以外還設有長沙、廣州、重慶、西安四個分會，另在成都、昆明等重要城市派有通訊員。從名稱上看，“藝文研究會”似乎是一個研究文化藝術的學術團體，可實際上卻完全是一個政治性的團體。

“藝文研究會”設理事會，汪兆銘、周佛海、陶希圣均為理事。由汪兆銘負責實際指導。理事會設平行的總務與設計兩個總干事，以周佛海為總務總干事，陶希圣為設計總干事。“藝文研究會”成立時武漢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已經完成了改組，撤銷了大本營，周佛海的第二部副部長之職務也隨之撤免。因此，除了依舊擔任最高當局的侍從室第二副主任之外，主持“藝文研究會”，便成了周佛海的主要工作。

汪兆銘、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拼命的鼓吹“應與日本求和”，這與當時不利的抗戰形勢是分不開的。南京的失陷，華北與東南廣大地區被日軍占領，中日外交關系的斷絕，使汪兆銘、周佛海、陶希圣等人這一小撮失敗主義者對抗戰前途感到絕望。在他們看來，與日本謀取妥協，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實際上汪兆銘成立“藝文研究會”的目的就是“對外‘主和’，破壞抗戰。”藝文研究會的宗旨就是要控制輿論的導向，使政府“可戰可和”。換句話說，就是希望控制輿論，煽動投降情緒。所以他才會授意“藝文研究會”編輯發行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藝文叢書”，還單獨在出版組之下又專門成立了一個“獨立出版社”，專門編印各種小冊子。希望可以形成看衰抗戰的理論基礎。

從抗戰開始一直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到了現在，“藝文研究會”實際上已經成了為日本人辦事的半個特務機構這就難怪周佛海在思考問題的時候總是將日本人的態度放在第一位了

思考了片刻之后，汪兆銘居然說出了一番和周佛海的問題風馬牛不相及的話，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語一般：

“桂系和那些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實際上是他們反抗最高當局的唯一手段。他們都是因為要倒最高當局，所以才會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最高當局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卻利用最高當局自己的高調，逼著最高當局鉆牛角。結果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鉆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云的時候，誰還敢唱和平的低調呢？恐怕也就只有我們這些人了”

典型的往自己臉上貼金而且還是極為無恥的那種

從這番話其實不難看出，汪兆銘的思維邏輯是十分奇怪的，在汪兆銘的眼中，所有支持抗戰到底的人都是為了“私欲”而他這個主張投降的賣國賊倒成了“救亡的英雄”

不過在同位“預備漢奸”的周佛海耳中，汪兆銘的這些話卻成了至理名言他激動的說道：

“是啊兆銘兄可是又有多少人懂得我們的心呢？政府主戰的結果其實就是節節敗退城市不是丟就是燒，這樣下去，遲早是要亡國的”

周佛海說到激動處，一下子從沙發上沾了起來他大聲的勸說著汪兆銘，應該早做決斷黃浩然又不是他們這個小圈子里面的人，實在沒必要為了他得罪日本人

“汪院長眼下這事情是宜早不宜遲啊要不是因為黃浩然，最高當局恐怕早就服了軟了黃浩然打的那些勝仗雖然不能影響到抗戰失敗的大局，卻可以拖延抗戰的時間萬一要是將日本人逼急了，也許還有第二個南京第三個南京”

此時的周福海已經完全露出了他的漢奸嘴臉他此刻的心態已經不在僅僅是對抗戰感到悲觀，而是極其希望中國失敗汪兆銘起先覺得有些震驚，但是想想也就明白了。

沒錯，他們這些“低調俱樂部”的成員早已經成為了國人眼中的大漢奸賣國賊如果日本真的戰勝了中國，他們倒還能受到庇護，如果中國贏了日本，那就只能是死無葬身之地的結局

開弓沒有回頭箭已經不可能后退了

不過向周佛海這樣露骨的話，汪兆銘是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來的，畢竟，他當年也曾經是刺殺攝政王的英雄。比起周福海，汪兆銘還是比較愛惜顏面的，所以他總喜歡給自己的行為找些道理。

“主戰的人也有他們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么呢？卻沒有多少人搞的清楚為了讓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是不對的唱高調的人更是應該坦誠一點，說些老實話。依我看來，下載乃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已經喪失，政府的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于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最高當局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只可惜”

見汪兆銘老是在自己面前長吁短嘆卻就是不肯拿主意，周福海有些忍不住了，他決定搬日本人來壓汪兆銘通常這一招都會很見效

“所以啊汪院長我們的自己來干那邊可沒少在黃浩然身上吃虧聽說還出了五萬大洋的懸賞買黃浩然的人頭而且影佐禎昭不是也希望黃浩然死去嗎？”

“下手倒不是不可以，只不過昨天在會議上我已經站了出來表示反對晉升黃浩然，算是立場曝了光如果這次還是有我出面，可能會起反作用你也知道，最高當局對我們這些人有些不待見顧墨三和胡適現在又轉變了態度，眼下真的沒有合適出馬的人啊”

汪兆銘的這番分析倒是十分的中肯，沒有什么推脫的意思，周佛海稍微思考了一下，然后對汪兆銘說道：“要不還是老樣子？讓香港那邊寫點文章，然后找些記者轉到國內來這年頭武漢的報紙沒什么公信力，還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周佛海說的“香港那邊”，指的是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下屬的香港國際編譯社。國際編譯社出版《國際問題》、《國際周報》、《國際通訊》三種刊物。由汪兆銘的親信林柏生主持一切總務，梅思平主編《國際問題》，樊仲云主編《國際周報》，朱樸主編《國際通訊》。他們每周舉行一次國際問題座談會，會后就國際時事起草兩份報告，交由周佛海轉呈汪兆銘。“國際編譯社”只是汪兆銘系統內部的名稱，對外并不公開，“國際編譯社”公開的名稱則是“蔚藍書店”。

《國際問題》、《國際周報》、《國際通訊》這三本刊物，是汪兆銘手中的三把控制輿論的利刃要對付黃浩然討好日本人，就得亮點絕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