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中平羌亂：涼州軍閥集團的形成

聽說黃巾暴動被迅速平定，靈帝喜出望外，立即改元為“中平”，希望“實現中興”和“恢復太平”。可等來的卻是更難對付的打著消滅宦官旗號的涼州軍閥集團的叛亂！

漢靈帝是一個罕見的金融天才，不僅發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還深諳房地產經營之道，且熱心參與科技發明。在中國歷代皇帝里，極少有人能將這些優點集于一身。可他的全新治國理念卻不幸觸怒了全中國的知識分子，因而注定要成為史書中的反面教材。

當漢軍與黃巾軍在黃河下游拼死搏殺之際，黃河上游正默默地醞釀著更加強烈的政治風暴。如果我們在當時逆黃河而上，又會看到怎樣的一幅景致呢？

藍天、雪山、青海、森林、草原，童話般的幻境，天堂般的土地；微薄的氧氣含量，刺骨的寒風，無與倫比的海拔，難以攀援的山巒，兀鷲與雪豹的巢穴，地獄般的世界。

這里就是世界屋脊、長江與黃河之母——青藏高原。

公元2世紀的青藏高原，和現在的樣子大不相同。當時，山峰的高度比現在要低幾米，森林覆蓋率更高，野生動物更多。但最大的區別是：當時的青藏高原既沒有喇嘛，也沒有廟宇。在公元4世紀之前，佛教還沒有傳到這里呢。

嚴酷的自然環境，鍛造出堅韌、勇敢、智慧的居民。至少在5千年前，青藏高原的居民就已經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活動于青海湖一帶的齊家文化更是最早使用青銅器的文化之一。放牧牛羊一直是青藏高原居民的主要經濟活動，這個民族也由此得名：羊兒為“羌”，羊女為“姜”，所以大多數羌族人都姓姜。

羌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約5千年前，姜姓炎帝率領他的羌族百姓沿黃河東進，與姬姓黃帝率領的南下部落融合，由此形成了炎黃子孫。殷墟甲骨文顯示，羌族(羌方)是商朝最強悍的對手之一。最終，在姜子牙的領導下，羌族與周人聯合，在牧野殲滅商朝軍隊，開創了大周800年基業。作為獎賞，多個羌族部落被周王封到東方，形成了齊、申、許、紀等諸侯國。多數周王都迎娶了羌族的姜姓公主為王后，所以每一位周王室成員都有羌族血統。但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因為迷戀褒姒，竟與他的羌族王后離婚。為了懲罰這位不自量力的好色國王，羌族領袖申侯聯合犬戎推翻西周，擁立自己的外孫姬宜臼為新的周天子，遷都洛陽，也就是東周的開國之君周平王。

東周建立之后，齊國興起，逐漸取代了申國的羌族領袖地位。齊桓公姜小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爾后，黃河中下游的羌族逐漸適應了農業生活，與周人、夷人、楚人、秦人等古老民族融合，形成了西漢時期的漢族。但是，他們遠在黃河上游的同胞仍然過著幾百年之前的游牧生活，而且一度臣服于匈奴，對漢帝國的西北邊疆形成了巨大的威脅。東漢時期，匈奴雖然衰敗，羌族的威脅卻越來越大。直到漢桓帝重用“涼州三明”，才抑制住羌族的擴張勢頭。然而，羌族還遠未滅亡，他們與南匈奴、湟水流域的小月氏(湟中義從胡)、河西走廊的休著屠各等草原民族一樣，或是在漢軍中服役，或是過著和以前一樣的游牧生活，人口迅速增長，已經不遜于當地的漢族數量。

公元179年，羌族的征服者段颎在獄中自殺，他的許多老部下因而不再信任東漢政府。5年之后，黃巾暴動的消息傳來，這些將士便與他們本應負責防御的游牧民族結成同盟，計劃與黃巾軍從東西兩面夾擊漢朝。與張角手下那群毫無軍事經驗的烏合之眾不同，這些人個個身經百戰，對漢軍的戰術了如指掌，并擁有不亞于任何一支漢軍的優良裝備。未來，他們將攻陷長安和洛陽，在東漢帝國的首都里盡情發泄自己積累多年的仇恨。不過，張角軍的迅速崩潰使得這些人只得單獨行動，史稱“中平羌亂”。

“中平羌亂”的主要領導人——金城人邊章、韓遂(字文約，又稱韓約)是涼州的兩位名士，向來非常仇視宦官。聽說何進即將出任大將軍，韓遂便到洛陽來，勸他借手握兵權的時機消滅宦官。何進沒有同意，韓遂悻悻離去，決定利用自己在涼州的勢力，用武力逼迫朝廷就范。

公元179年段颎死亡之后，涼州軍閥集團一反他們的老領導親近宦官的政策，轉而積極要求鏟除宦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宦官們在后方享受榮華富貴，克扣軍餉，盤剝將帥，涼州軍人對此懷恨已久；其次，宦官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士大夫中間的名聲實在太差，與宦官走得太近，給涼州軍閥集團的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也不利于他們與各地行政單位合作；第三，靈帝中期天下大亂，涼州軍閥集團倚仗自身無與倫比的強大兵力，企圖奪取帝國中央政權，而掌權的宦官自然就成為他們必須除去的對象了。

然而，涼州軍閥集團企圖聯合反閹黨的士大夫消滅宦官，進而控制朝政的野心注定要失敗，因為他們并不具備統治國家的能力。涼州軍閥集團本身有相當一部分沒有漢族血統，有些甚至不是黃種人，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熟悉中原的風俗習慣，難以被廣大漢族民眾心悅誠服地接受為統治者。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原士大夫比一般老百姓更加看重“華夷大防”，骨子里看不起涼州武士這樣的“羌胡雜種”，雖然可以一時聯合他們打擊共同的敵人宦官，但等宦官一滅，他們必定會設計推翻涼州軍閥集團，獨掌朝政。這就是此后幾年內即將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也是袁紹與董卓之間的關系從合作轉變為敵對現象的根源。

除了韓遂勸說何進的A計劃之外，涼州軍閥集團還有B計劃，勸說的對象是他們自己的領袖——車騎將軍皇甫嵩。當時，皇甫嵩已滅黃巾，手握重兵，威震天下。涼州漢陽郡名士閆忠造訪皇甫嵩，以韓信的例子勸他及早清君側，皇甫嵩也不肯答應。閆忠只好返回涼州，半路上巧遇曾經自稱是段颎外孫的武威人賈詡。兩人交談甚歡，閆忠還稱贊賈詡“有(張)良、(陳)平之奇。”這位賈詡后來成為涼州軍閥集團的主要謀士。“閆”是涼州的大姓，韓遂的女婿——幾乎殺死馬超的猛將閆行就是金城郡人，與閆忠家鄉漢陽郡接壤，兩人可能沾親帶故。韓遂與閆忠很早就走到一起，絕非偶然。

公元184年十一月，右中郎將朱儁攻陷太平道黃巾軍的最后據點——宛城，第一次黃巾暴動宣告結束。同月，邊章、韓遂、閆忠和小月氏酋長北宮伯玉、李文侯等段颎舊部以“討宦官、清君側”為名，在北地郡起兵，攻殺護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陳懿，大舉東進，在當年年底渡過了黃河。有趣的是，邊章、韓遂、閆忠三人都說自己是被羌人劫持的，這種推卸責任的話恐怕連小孩子也騙不了。除此之外，隴西人宋建也自稱“河首平漢王”，在黃河上游建國，公然與東漢政權對抗。

公元185年初，東漢帝國又遭遇了一連串自然災害：正月，瘟疫大起，死者如亂麻；二月，東漢皇宮的主要建筑南宮發生火災，云臺、嘉德、和歡三大殿全部被焚，烈火足足燒了半個月才滅，可見其規模之巨。

南宮被焚毀之后，靈帝便增加了一個全新的業余愛好：建筑學。這位多才多藝的年輕君主親手規劃了一些新式宮殿，可是苦于經費不足，難以付諸實施。十常侍于是建議靈帝提高農業稅，每畝增加10錢，用以修建新宮。按照《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在公元2年，西漢帝國擁有“可墾不可墾”(半可墾)地3229萬頃，定墾田827萬頃，總墾田面積估計接近2千萬頃，合20億畝。東漢時期，江南、遼東和隴西的荒地得到進一步開發，當地人口劇增。以此估計，靈帝時全國的耕地至少不會低于20億畝。每畝增加10錢農業稅，政府收入就至少多了200億錢，相當于桓帝時期3年的帝國稅收。

和糧食總產量相比，再考慮到靈帝時通貨膨脹嚴重，貨幣購買力下降了幾十倍的因素，每畝加收10錢農業稅其實并不算很重。但當時正逢大亂之后，天下饑荒，瘟疫橫行，靈帝不減免稅收，反而加稅，無異于釜底抽薪。各地的耕地情況也非常不同，有些肥沃，有些貧瘠，《尚書·禹貢里就已經把全國的耕地分為9等。一刀切地每畝加收10錢農業稅，勢必造成極大的不平等，但這已經是靈帝無暇顧及的了。

顯然，靈帝設計的新南宮建造費用遠遠超過200億錢，因為他又恢復了以前為興建“鴻都門學”集資而制訂的“賣官鬻爵”制度。而這一次，靈帝再次顯示出了超越時代的金融才華。為了能夠將官爵多賣些錢，他居然發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這樣的天才方案。每一個被賜予高級職務的官員都必須先到西園問價，在“助軍錢”或“修宮錢”這2種欠條中挑一種簽字，然后才能走馬上任。因為用“分期付款”和“零首付”代替了“一次性付清”，所以官價暴漲：1千萬原來足夠買到三公，現在卻頂多只能買到一個太守，而能夠一次性付完全款的人則繼續享受原先的價格。與以前臨時性的榮譽攤派不同，這次賣官公開逼官員們替政府長期盤剝百姓，等于變相增加稅收。

當時，侍中劉陶升任京兆尹，因而欠下西園1千萬修宮錢。他拒絕還款，裝病不上班。由于劉陶名氣大，所以靈帝特批免除他的債務，改任諫議大夫；河內郡有個叫司馬直的人，大概是司馬懿的親戚，被朝廷委任為巨鹿太守。靈帝雖然特批給他優惠300萬，但司馬直仍然請求辭職，朝廷不許，于是悲憤自殺，死前上奏一本，痛批賣官制度。靈帝讀了之后也有些感慨，于是暫停征收修宮錢，但很快又恢復了。

當然，大多數官員還是樂意出，也出得起“助軍錢”和“修宮錢”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崔烈和曹嵩。公元185年三月，袁隗因長期生病，辭去擔任了整整2年的司徒一職。讀者應當記得袁逢、袁隗、段颎、楊賜為之聯合辦喪事的那位冀州名士崔萛，崔烈就是他的堂兄，早已官至九卿，一直苦苦等著當三公。聽說袁隗將要下臺的消息，他就找到靈帝的乳母程夫人，希望以優惠的價格補缺。結果，崔烈只一次性付了500萬，便當上了司徒，就連靈帝本人都對這樣低廉的價格驚嘆，社會上人人議論。崔烈之子崔鈞時任虎賁中郎將，大概是袁紹的前任，對父親反映了外界的嘲諷，結果反而遭到氣急敗壞的毆打。崔烈也知道便宜沒好貨，擔心自己的司徒當不長，于是追加投資，結果在當了2年司徒后改任太尉，又當了半年三公。崔烈下臺后，曹操的父親曹嵩花了1億錢，才為自己搞到這個太尉之職。

看到手頭的資金漸漸充裕了起來，南宮尚未完工，靈帝又開始修造小金庫“萬金堂”，把本來由大司農掌管的基礎設施建設款和防震減災資金全都轉移了進去。同時，這位天子還計劃蒞臨冀州，巡視河間地區，但并不是為了安撫災民，而是以他自己的名義購買田宅。河間是靈帝的家鄉，位于黃河下游，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但因為臨近黃巾暴動的主戰場，受其影響，一年來地價大幅下降。長期關注不動產投資業界新聞動向的靈帝非常看好河間板塊，認為現在購地是無風險套利。于是，他不僅親自出馬，還帶上十常侍一起去團購，以便能更好地壓價。

從商業角度說，靈帝的這次決策也許是對的；但從政治角度說，則是東漢末年的一大丑聞，而且差點讓靈帝血本無歸。

自古以來，中國人一直堅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說，全中國土地的大產權都歸皇帝本人所有，臣民能夠享有的只是小產權或使用權。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才有向皇帝繳納地稅的義務。而如今，漢靈帝卻費盡心思聚斂小產權或使用權，這當然會與漢朝傳統的經濟觀念嚴重沖突。對于許多人來說，一個治國理念如此荒謬的家伙已經不再適合擔任帝國的君主了。在這些希望推翻靈帝統治的仁人志士之中，當然就包括“本初俱樂部”的許多成員。

靈帝要北巡冀州河間，主要負責接待的當然是冀州刺史王芬。此人的政治立場接近清流，經常與剛剛解除黨錮的陳蕃之子陳逸來往。某日，王芬在家中招待陳逸和以精通陰陽五行與天文而聞名海內的術士襄楷。襄楷對他們說，據自己夜觀天象，宦官們很快就要被消滅了。王芬和陳逸聽后大喜，以為邊章、韓遂、閆忠、北宮伯玉等人清君側的行動將會成功。于是他們派人到洛陽去，與“本初俱樂部”商定，靈帝和十常侍一入冀州，王芬便發動兵變，而“本初俱樂部”則與何進、袁隗等朝廷大員迎立合肥侯。

作為“本初俱樂部”的核心成員，許攸、曹操等人都得到了王芬的消息，所以袁紹、何颙肯定也知情。最偏袒曹操的《魏書收錄了曹操的一封冠冕堂皇的《拒芬辭，顯然是為了證明曹操不僅忠于漢室，而且機智過人。這篇文章內容也許是真的，但它恰恰說明，曹操了解王芬等人的謀反計劃，只是因為覺得時機不成熟而表示反對，并且沒有上奏朝廷。知道謀反陰謀而不報告，這種事情無論放到任何朝代，都肯定與謀反同罪。如果事情敗露，曹操一家理應被滿門抄斬。筆者懷疑，曹操的父親之所以要花1億錢購買本來只值1千萬的太尉，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為官價暴漲，而是為了替曹操贖罪。

公元185年春季，其實是個造反的好機會。三月，邊章、韓遂、北宮伯玉等人長驅直入，兵鋒直指渭河流域。當此危難之際，涼州刺史左昌反而貪污軍餉數千萬，又指揮無方，導致部將夏育、蓋勛等人紛紛戰敗，叛軍殺入三輔，漸漸逼近長安。司徒崔烈勇于買官，卻怯于戰斗，居然建議朝廷干脆把涼州割讓給邊章、韓遂、北宮伯玉等人，劃隴山而治，遭到議郎傅燮的痛批。這次靈帝的頭腦還算比較清醒，封傅燮為漢陽太守，與左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董卓前去討伐。

皇甫嵩接旨以后，覺得騎兵不足，請朝廷招募3千名烏桓雇傭軍。何進的部下、北軍中侯鄒靖(劉備后來的上司)認為烏桓兵弱，不如去招募鮮卑人。靈帝讓四府官員討論，何進的幕僚韓卓支持鄒靖，認為烏桓兵弱，又是鮮卑的死敵，一旦隨官軍出擊，鮮卑襲擊其后方，烏桓人必定從前線撤退，造成巨大的混亂，影響漢軍士氣，不如招募鮮卑。車騎將軍何苗的幕僚、《漢官儀與《風俗通的作者應劭反對，認為鮮卑本性比烏桓兇殘，長期與漢朝敵對，以往鮮卑雇傭軍入境后都要四處奸殺劫掠，戰后又逼著漢將送給他們鋼鐵和武器作酬勞，日后遺患無窮，還不如招募隴西羌胡中沒有參加叛亂的部落。朝廷多數人同意應劭的看法，但最終并未招募到多少人。

皇甫嵩和董卓帶兵進入關中，與敵軍對壘多日，卻并不作戰。筆者估計，閆忠造訪皇甫嵩，很可能就是發生在這個時候。皇甫嵩及其子皇甫堅壽和董卓的關系一直很好，晚年雖然略有沖突，但整體上仍舊能夠和睦相處。皇甫嵩恐怕是在為是否與韓遂等人聯盟，討宦官、廢靈帝而猶豫；董卓是靈帝生母董太后的親戚，所以他大概堅決反對廢黜靈帝。二人的意見難以統一，于是只好暫時按兵不動。

同樣是在公元185年春季，司隸部和并州的農民也紛紛暴動，共有楊鳳、黑山、白騎、黃龍、左校、牛角、飛燕、于毒等數十部，從北面威脅洛陽。王芬借此機會上奏說，這些造反者攻劫郡縣，必須討伐。朝廷應該立即撥給自己一支軍隊，這樣才能在靈帝北巡時保證安全。這時，太史令又報告說天象不佳，有針對皇帝的陰謀，靈帝于是取消了到河間團購房地產的計劃，并召王芬入京。王芬擔心陰謀已經暴露，于是自殺。

奇怪的是，這次陰謀至此就劃上了句號。許攸、曹操等人都沒有受到調查和處罰，實在不合情理。即便曹騰能夠花錢為曹操贖罪的話，但許攸顯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唯一的合理解釋是，他們有袁紹這座靠山撐腰。袁紹后來曾經說“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大概就包括這件事在內，這其實也是他作為黑社會老大應盡的義務。此時的袁紹深受何進與袁隗兩位朝廷大員的信任，言聽計從，雖然官職不過中郎將，其實早已一手遮天。帝國當局的重要文件大都要經何進與袁隗之手，所以袁紹不想讓靈帝知道的事情，靈帝想知道還真困難。

不過，中朝也并非那么無能。對于皇甫嵩按兵不動，與閆忠等人來往的事情，他們絕非全然不知。于是，中常侍張讓來到前線，向皇甫嵩索要5千萬錢。張讓與皇甫嵩非親非故，突然索要這么一大筆錢有些突兀，恐怕是借皇甫嵩與閆忠來往之事訛詐。皇甫嵩不肯出錢，于是在七月被罷免軍職，削減封地，回家鄉休息，他的部隊則全部交由董卓統領。

八月，看到西北叛軍已經威脅到了西漢諸帝陵園的安全，靈帝終于著急了，封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袁紹的族孫、執金吾袁滂為副將，與蕩寇將軍周慎、右扶風鮑鴻、揚武都尉陶謙、參軍事孫堅等將領率領十余萬大軍西征，與董卓聯合討敵。此外，又按照皇甫嵩的老建議，招募了3千名烏桓雇傭軍，令涿縣令公孫瓚統領。公孫瓚是盧植的學生，劉備的學長，以善于指揮騎兵聞名。但因為后勤補給跟不上，又聽說鮮卑人來襲，這些烏桓騎兵就像韓卓預言的那樣，一窩蜂地離開公孫瓚溜走了，隨后給河北地區制造了巨大的混亂。前中山相張純本來想指揮烏桓雇傭軍立功，卻被公孫瓚搶了先機，因而對朝廷不滿。見此機會難得，他便與前泰山太守張舉合謀，暗中聯絡這些烏桓人，準備起兵反漢。

張溫出征時，成都人張玄又來勸他，在宦官前來餞行時將其一網打盡，然后回師洛陽清君側。張溫不肯從，張玄長嘆：“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逃入山中隱居起來。九月，張溫軍進抵美陽(今陜西省武功縣西)，遭遇韓遂軍主力。參軍事孫堅自恃驍勇，率領千余名新兵沖陣，被敵人圍困起來，殺得全軍覆沒。孫堅丟了軍官印綬，只身逃回來，張溫手下諸將都嘲笑他，只有董卓佩服孫堅的勇氣。《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說張溫的大軍剛到，邊章、韓遂等人便不戰而降，所以孫堅沒有立下軍功等等，明顯是在為孫堅的慘敗開脫。該書又說董卓開會遲到，言語冒犯張溫，孫堅便勸張溫殺董卓，同樣荒謬。董卓身為大將，歷年軍功甚多，手握重兵，部下親附，還是董太后的親戚，張溫想殺都未必殺得了。后來，董卓恨張溫而欣賞孫堅，也說明事情的真相正好相反。張溫人品不佳，陶謙就很討厭他。《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力圖讓讀者相信的，是孫堅與董卓的關系一向惡劣，好人與壞人永遠黑白分明的假相，這和其它史料希望讓讀者相信，曹操早已同袁紹決裂的現象如出一轍。

十月庚寅，靈帝的老師、袁逢的親家、司空楊賜去世，舉朝哀悼。同月，張溫、孫堅等人的敗狀漸漸傳到洛陽，許多官員都知道了，卻不敢報告靈帝。諫議大夫劉陶忍無可忍，上奏書說：“車騎將軍張溫有勇無謀，把全部主力集結在第一線，連支預備隊都沒有。西羌叛逆的將帥多是段颎的老部下，熟悉軍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變詐無窮。現在，胡騎連戰連勝，已經攻進了陵園，離張溫的營地不過咫尺之遙。臣時常擔心，敵人一旦向東北繞道河東、馮翊，奇襲函谷關，包抄其后路，我軍將無人能夠返回。臣知道自己廢話太多，招人討厭，但實在不能不說，因為一旦國家危險了，臣也無法再活。現在我報告8件要事，希望陛下能夠盡快采納。”隨后報告了8件事，大都是對宦官的批評。

自從韓遂等人以誅滅宦官為名起兵以來，這些半閹人就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恐懼之中。現在見劉陶的意見與韓遂相同，他們便向靈帝誣告劉陶說：“現在四方局勢平靜，而劉陶一心唱衰朝政。前線的軍情我們都還沒聽說，劉陶怎么知道得如此詳細？他大概是韓遂一黨吧？”于是以里通羌虜，與黃巾余黨來往之名逮捕劉陶，劉陶憤而在獄中自殺。

事實證明，劉陶的判斷有些過于悲觀了。十一月，北宮伯玉、邊章、韓遂糧草已盡，又看到彗星出沒，感覺天象對自己不利，于是決定撤退回家鄉。董卓聞訊，立即出營追擊，消滅了幾千名敵人。西北叛軍也不抵抗，一路跑到涼州金城郡榆中(今甘肅省蘭州市東)。

張溫得到董卓的捷報，大為振奮，認為可以一舉蕩定涼州，于是分兵兩路：蕩寇將軍周慎率3萬人西追邊章、韓遂，破虜將軍董卓率3萬人北討先零羌。董卓認為敵軍主力尚存，這樣貿然進軍肯定打不下來，但張溫不聽，兩人之間的矛盾從此升級。最后董卓無奈，帶著兵馬北上，但又派別部司馬劉靖率4千人東進到安定(今寧夏南部和甘肅東部)，偽裝出有幾萬人的聲勢。羌軍雖有兵力上的優勢，但擔心安定的援軍，果然不敢貿然圍攻董卓。董卓也不賣力進攻，謹慎行軍，令對方無機可乘。

與董卓軍北上同時，周慎軍逆渭河而上，逐步逼近榆中。孫堅對周慎建議說：“榆中城小而堅固，兵力再多也難以很快攻下。但此城中目前糧草短缺，必須從外輸入。我愿帶1萬精兵快速挺進金城，斷其糧道，將軍率2萬大軍在后接應，敵人肯定不敢迎戰，也不能堅守，只好突圍而出，這樣就容易消滅了。”周慎因為美陽戰役的原因，一直看不起孫堅，所以不采納他的建議，率領3萬大軍緩緩進軍，包圍榆中。邊章、韓遂果然帶騎兵包抄過來，反而切斷了周慎的糧道。周慎手足無措，被迫狼狽撤退，在關西鐵騎的前后堵截下，損失了大部分士卒。

聽說周慎戰敗，董卓知道自己不能再孤軍深入，立即下令撤退，但還是在望垣(今甘肅省天水市西北)被敵人追上，包圍在渭河邊，箭盡糧絕，陷入險境。董卓于是聲稱要捕魚給將士充饑，在河上造了座水壩，將河水水位降低，然后連夜渡河，隨即拆毀水壩。敵人次日發現之時，渭河的水位已經很高，人馬無法渡過。就這樣，董卓全師而退，因功被封為侯爵。漢靈帝并不怪罪張溫，反而封他為太尉，孫堅也因作戰勇猛而升任長沙太守。

起初危機四伏的公元185年，就這樣在新的危機中結束了。

對于袁家來說，公元186年是個非常特別的年份。這一年是袁安出任司空的100周年，也是袁家“四世三公”的開始。這個家族連續擔任宰相，居然已經達到了一個世紀之久，這在中國歷史上真可以說是空前絕后。不過在公元186年，袁家成員卻沒有一個當三公的，而且直到靈帝駕崩為止都如此。這倒不是因為靈帝不再信任袁家成員了，正相反，他授予了他們以實在的軍權：袁隗為后將軍，袁紹為虎賁中郎將，與何進、何苗兄弟共同掌管洛陽防務。在此之前，袁家還從未如此接近過軍隊呢。

靈帝當然有必要加強洛陽防務，因為黑山等農民武裝的活動區域與洛陽只有一條黃河之隔。但與朝廷直接對抗的黃巾軍不同，這些人“反貪官不反皇帝”，頭上不戴黃巾，不準備顛覆東漢政權，時刻準備接受招安。很快，楊鳳就獲得了朝廷賜予的“黑山校尉”一職，還有權力“舉孝廉”。于是，張飛燕(張燕)等許多農民武裝的首領搖身一變，堂而皇之地當起地方官來了。

楊鳳、張燕等農民武裝領袖接受招安之后，靈帝的心情舒暢了許多，又開始尋求能夠激發想象力的新領域，而這次竟然是科技。在公元186年，他和宦官們發明了形如天祿(一種傳說中的西域獨角獸，形似鹿)和蝦蟆(癩蛤蟆)的自動噴泉，以便向宮中輸水；為了不再讓百姓受潑水灑道之苦，他們又發明了“翻車”(龍骨車)和“渴烏”(一種利用壓縮氣體吸水的管狀水泵)，使之成為一套自動灑水機。此外，他還仿照秦始皇，鑄造大批巨型銅人和銅鐘，并頒布了新貨幣——四出文錢。

靈帝時期的這些發明成果，與東漢時期的科技興盛背景息息相關。在戰國和北宋之間，東漢可以說是中國科技發展最快的時期，以造紙術為首的眾多發明創新對人類生活的貢獻至今猶存，對當時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更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是，所有這些進步都難以挽回東漢帝國的衰亡趨勢。它不可能戰勝瘟疫，難以解決民間宗教問題，更無法主持調解羅馬與波斯之間的糾紛，以便重新繁榮絲綢之路。它根本沒有進步到那個程度，因此只能成為時代大潮的犧牲品。

漢靈帝的命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是一個罕見的金融天才，熱心參與科技發明創新，鼓勵文藝和商業活動，積極推動國際交流，性格開朗，精力旺盛，思維活躍，博學多能。在中國歷代皇帝里，極少有人能將這些優點集于一身。然而，靈帝無法領導中國實現工業革命，邁向資本主義社會。正相反，他的全新治國理念觸怒了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地主，甚至很多軍人、農民和商販，因此注定要成為史書中的反面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