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抗日Ⅱ第一百六十四章對日和會上的激昂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重重嘆了口氣，面色凝重地走進了會場。唉，在舊金山第一階段和會的寬大放松沒有了，一群新興的亞洲國家和民間團體象惡狼一樣虎視眈眈地盯著日本。嗯，坤甸和會，稱之為審判會還差不多。
作為和會的主席，黃歷破例換上了軍裝，面沉似水，眼中精光四射，一反平常和藹帶笑的表情，在岡崎勝男眼中，象一個操刀的劊子手。
這一關很難過啊，南洋聯邦已經成為美國必須依靠的亞洲最得力的打手，駐兵日本，穩定朝鮮半島，印度支那的意外也需要南洋聯邦及時插手。在政治和軍事的天平上，日本顯然還不能與南洋聯邦相比。盡管美國想扶持日本，但更不愿得罪這個在遠東的支柱力量。
會議開始，各個國家的態度果然大多非常強硬，非常堅決，強烈要求日本對發動戰爭進行正式道歉，并進行戰爭賠款。
菲律賓代表先蹦了出來，聲稱菲律賓是太平洋戰爭的主戰場之一，菲律賓受到了巨大損失，要求日本賠償一百億美元。
印尼共和國代表隨后發言，自然不提日本占領期內，印尼人與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只是列舉日本人對印尼的掠奪，提出了高額賠款二十億美元。
緬甸在二次大戰中，曾經兩次成為戰場，受到了巨大的損害。但由于緬甸的獨立受到了日本人的幫助，所以緬甸代表的發言，對日本持同情的態度。指出應該在日本的賠償能力范圍內索取賠償，只提出了兩億美元的賠償。
隨后，新中國代表團在發言中列舉了詳細的數據，包括死傷一千余萬，財產損失達五百億美元，但考慮到日本現在的情況，提出索賠一百億的要求。
新加坡民間代表團也發表了意見，列舉了日本占領期間血腥的“華僑大檢證”，以及敲骨吸髓似的掠奪搶劫，以及強迫華僑捐款的“獻金”運動，最后索賠金額為五億美元。
越南、柬埔寨、老撾代表也陸續發言，由于日軍進入印支三國是通過法國政府允許和平進入的，所以沒有給印度支那造成較大的損害，因此賠償額也比較少。
最后是南洋聯邦的代表團發言，他們詳細列舉了日本占領期間在西婆羅洲進行的大屠殺數據，以及與日本交戰期間的傷亡數字，還有便是巴厘巴板等油田在那幾年被掠奪走的石油產量，最后提出索賠金額為三十億美元。
各國發言完畢，便是日本代表的答辯。岡崎勝男看似溫順地鞠躬講話，但卻并不誠懇，而是講述日本國內無力賠償的困境，擬定出來的對各國的賠款數額更是難讓人滿意。甚至對新加坡民間團體的索賠予以拒絕，聲稱新加坡并不是國家主體，根據國際法無權向日本索取賠款。
會議似乎陷入了僵局，這種情況出現也不意外。作為大會執行主席的黃歷開始作第一次總結發言，他的聲音堅定而有力，聲音在大會議室內久久回蕩。
“此次對日和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樣忠實地解釋過去，也不在于索取戰爭賠償的多少，它的價值在于怎樣地警戒未來。盡管現在日本的處境不好，但在面對被占領的事實，日本人應該普遍存在著悔過自新的心理。他們應該從戰爭罪行中進行自我反省，從精神上尋找克服貧困、民族孤獨感的力量，為實現民族道德和經濟的復興，重新振作精神。日本應該深刻認識到你們給全世界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你們應該譴責自己，然后，才能改弦更張，重新開始。”
黃歷用威嚴的目光掃視著日本代表團，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但遺憾的是，在今天的會議上我并沒有看到這些令人放心的狀況，我看到的是虛言狡辯，看到的是無恥抵賴，如果你們日本人的字典里沒有道歉這兩個字，我們，所有受到這場戰爭傷害的人民將用事實讓你們學會。”
裸的威脅，黃歷的眼中射出了殺氣，幾乎大會議室里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溫度的下降。
“對于罪責，顯然日本人還理解得不是很清楚，那我現在就詳細解釋一下。”黃歷繼續說道：“我認為，罪責可以區分為刑事、政治、道德、抽象四種，刑事要由法庭來懲處；政治罪要由戰勝國確定的賠償義務來承擔；道德罪要通過個人良心的懺悔帶來新生；抽象罪惟有上帝具有審理能力。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日本人都犯有這種或那種意義上‘罪行’，日本人民應該受到懲處、認罪和賠償。犯有戰爭罪和政治罪的少數人應受懲處，東京大審判不僅必要而且公正。”
“現代國家是把全體人民都包括在內的，因此，所有日本人都要為你們的政權，為這個政權的行為，為你們讓高踞于你們的頭上的領導人的行為承擔政治責任。是的，所有日本人都必須承擔責任，用工作和成績來為在這場罪惡戰爭中種種駭人聽聞的行為所造成的大破壞進行補償。我認為幾乎每個日本人都犯有道德罪和抽象罪。但對這種罪的認識需要個人的良心反省。反思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為是在什么地方誤入歧途的。”
黃歷揮動著手臂，以更激昂更堅定的語氣作了結束，“如果沒有在深刻認識罪行的基礎上經歷一個凈化過程，日本人就永遠不會發現真理，更不會被成千上萬的戰爭受害者，以及成千上萬的受害者的家屬和后代所原諒。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不管時間拖得多久，不能深刻反省，不能真誠認罪，日本人將永遠受到正義的人們的唾棄，他們也只配呆在那幾個小島上，維護那可憐的日本人式的自尊。日本政府，日本人民，如果你們還不知道是誰戰勝了你們，那我在這里大聲告訴你們，是正義，是全亞洲人民，是全世界人民的正義力量，戰勝了你們那邪惡的、毫無人性的軍國主義。”
會場一片靜寂，精僻新穎的理論和概念，慷慨激昂、直指人心的發言，令所有人都感到了無比的震撼。
南洋聯邦代表團率先起立鼓掌，隨后是新中國代表團，新加坡民間代表團……全部的代表團都成立鼓掌，甚至連安理會監督團的成員也都為這精彩的發言起立鼓掌。美國代表鼓著掌，苦笑搖頭，但心里卻不得不欽佩異常，這位黃大總統太厲害了，這一席講話見報以后，輿論將不可遏制地偏向于他，美國想強硬地使和會按他們的意志開下去，恐怕會有相當大的難度。
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為首的日本代表團成員都面如土色，大汗淋漓，比在法庭上受審的死刑犯還狼狽。
………………
給我一個機會，我能撬動歷史的車輪，我能改變歷史的走向。這就是黃歷，這就是黃歷的本事。
對日和會第一次會議沒有結果，但黃大總統的總結性發言卻全文刊登在各家媒體，在亞洲掀起了一股風潮，在世界上掀起了一片討論，甚至影響到了德國。
當時，德國人正對自己所走過的路進行認真反思，而戰勝國的一些人卻有失公允地將戰爭罪責歸咎于全體德國人，使德國人深為不滿。這種“集體過錯”的看法在戰后西歐盛行一時，其代表人物是英國人羅伯特范西塔特，所以又被稱為“范西塔特主義”。按照這種觀點，德國人就是好戰、挑釁、侵略和恣意胡為的同義語。主張集體過錯論的還有一批遭受納粹迫害而流亡國外的知名作家，其代表人物是托馬斯曼。
戰勝國某些人的偏激，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德國人對戰爭責任的反省，但也使德國人產生了對立情緒。如何回擊范西塔特主義，并在具體的辯駁中，找到了如何正確總結歷史教訓，區分戰爭責任的途徑，是德國知識界面臨的任務。而黃歷的講話，卻幫助德國人在已經淪為道德和精神廢墟的人世間確定了自己的方向，得到了啟發。
德國福音教會率先發表了斯圖加特認罪書，書中說道：“我們極其沉痛地說：是我們給許多民族和國家帶來了無窮的痛苦。現在我們代表整個教會說出我們已經向教友們表示的意思：我們曾經多年以耶穌基督的名義同納粹暴政所體現的邪惡精神作過斗爭，但我們也要控告自己沒有更勇敢地明認，沒有更虔誠地祈禱，沒有更愉快地相信，沒有更熱烈地愛。”
聯邦德國第一位總理、被譽為德國“經濟之父”的阿登納隨后也在政策聲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國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對猶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義務做出物質賠償時，我們才算令人信服地與納粹的罪惡一刀兩斷了。而遠隔萬里的黃總統的講話，將使我們結束一段充滿著痛苦與犧牲的罪惡歷史邁出重要的一步。”
輿論已經掀起，對日和會的主動權比重逐漸地向黃大總統這邊傾斜過來。
第一百六十四章對日和會上的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