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號34313)第三卷望江南
第三四三章問渠哪得清如許(上)
古代中文在寫上,是沒有標點符號的。但是在閱讀時為求語氣的順暢,和正確的理解文章意思,依然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轉合。讀人便會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記號,這就是所謂的‘句讀’,如果不懂句讀,往往會造成誤讀,誤解作者原意。
因此學生入蒙后,需要‘明句讀’,就是學習依靠文章的語感、語氣助詞、語法結構等斷句。但是學會了句讀,依然經常會出現歧義、造成對文章字句的誤解。
比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笑話,主客兩人通過不同的句讀,表達出七種截然不同的意思,令人噴飯。但要換成在公文、在籍中,這就不再是笑話,而是困擾和錯誤了。
歷史上因為句讀不同導致的公案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圍繞著其句讀,千年來學者爭執不休。要是當時有標點,爭議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
上輩子習慣使然,陳恪無法忍受一篇文章從頭到尾都沒有標點,因此他讀過的每一本,都親自標注過‘標點符號’。
在這本《尚偽經考》的前言中,陳恪說文章需要讀者自行句讀,不僅不便,還會曲解作者的意思,這是寫作者不負責任的表現,要么就是故意不想把話說明白。為了避免自己的意思被誤解,也為了便利讀者。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時,便提前加注了標點符號。
傳統的句讀符號。包括句號和讀號,相當于標點符號中的句號和逗號。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中。還有‘、’號,和‘()’號,因此古代不是沒有標點符號,只是沒有人將其規范使用罷了。
陳恪在后做了個附錄,列出了十種常用的標點符號,并將其作用明確標注。
他這樣做。絕不只是為了避免自己文章的意思被曲解,也并非推廣標點符號那么簡單。他更深層的用意,體現在《大學》、《中庸》兩篇文章中……
在陳恪原先那個年代,稍稍有點文化的人。便知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并稱儒家四。這四本構筑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塑造了儒生們的精神人格,其重要性如何拔高都無所謂。
然而在北宋這個時期,《大學》和《中庸》尚未獨立成篇,只是《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文章的兩篇。對于為何要將其單獨拿出來,放在《尚偽經考》之后,陳恪在前言中說道:
自己考證尚為偽經,絕非要破壞儒家的文化根基。恰恰相反,自己是為了朔本清源、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故而才去深入研究,才會現偽經。但現偽經不是目的,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才是。
那么該如何弄清呢?去找《尚》真經么?
找到《尚》真經固然重要,可以讓我們知道,三代到底是什么模樣。但對于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卻沒什么用處。因為這是記載歷史的,且是與先儒無關的歷史。
同樣道理,《春秋》的意義也不大。《周易》主要是卜辭,是占卜之。《禮記》是禮儀制度的匯編。而《詩經》則是詩歌總匯……所以陳恪總結道。《五經》內容豐富而龐雜,表達的意義不夠集中、明確,無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
那么如何去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呢?陳恪主張將《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大學》、《中庸》,合并為《四》。‘退《五經》進《四》’,以便讀人更正確的理解孔孟之道。
好,這都是朱熹的觀點,陳恪不過是將他的事業提前了一百年。但這絕對不是簡單的照搬,而是一次對中華民族思想的重塑。
因為朱熹正是通過為《四》作注,將自己的思想注入到儒家經典中,從而使后世的讀人,接受了理學思想,使整個社會變成了理學社會。
陳恪便是要搶在朱熹之前,用朱熹的方法,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四》,使大宋朝的讀人,接受自己的思想,繼而改變整個社會。
陳恪知道,這條路比輔佐趙宗績搶皇位,還要困難一百倍。讓別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并變成他的思想,實乃這世上最艱難的事情。但無論多難他都得做,因為老天爺把他送到這里,興許就是為了給華夏一個重塑靈魂的機會……
當然,陳恪也知道,此事非朱熹那樣的圣人不能為,至少以他目前的水平,還是做不到的。不過不要緊,就像他當年,明知道趙宗實是未來的宋英宗,仍然敢支持趙宗績和他爭一爭一樣,陳恪從來不缺乏勇氣和信心。
或者說,他天生就是個膽大妄為、自命不凡的主,就不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
考慮到讀者的接受能力,以及自己目前的水平,陳恪沒有一上來,就給《大學》、《中庸》作注,只是將其從《禮記》中完整摘出來……甚至沒有改變其段落次序,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了標點。
步子太大扯到蛋,這些事情要以后慢慢做,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朱子的思想融會貫通,形成一套適合華夏的新儒學,陳恪是不會貿然注疏的。
不過僅僅是這本加了料的《尚偽經考》,就足以讓他再次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了。
汴京城、乃至大宋朝的讀人,早就知道陳恪在經筵上講《尚》是偽經,但具體講的什么,卻不得而知了。許多人不服氣,想要駁倒陳恪、捍衛道統,從而一舉成名。許多人純粹出于好奇,想要看看到底是何高論,竟然對著皇帝和百官連講一月……
無論抱著何等心態,但凡稍稍關心窗外事的讀人,都動了看看這本的念頭。而且這本,還格外好買,幾乎是在第一時間,便出現在汴京城大大小小的店,最醒目的位置。
過了最多兩三天,洛陽、應天、大名、成都、江寧、蘇州……甚至福州、廣州的店中,也出現了這本的影子,而且皆是擺在最醒目的位置。對于如今的陳恪來說,就是一本用腳寫出來的,他也能用商業手段將其大賣。
大宋朝的文教之盛歷代難及,僅汴京城就有店三百家,洛陽、江寧之類的大城市,也有上百家之多,結果初版刊行的五千冊,僅夠在各地的店鋪貨。且只是第一天,就全部賣光。頓時,該便被商們吹噓成‘廣受好評、洛陽紙貴’的神作,更加勾起讀人的興趣。
人就是這樣,你堆一堆放在那兒,可能沒人稀罕,但要是一下賣斷貨,別人弄到你弄不到,就渾身難受。
于是各地的訂單雪片般飛到汴京,匯總起來竟足足有五萬冊之多。幸好擁有此版權的汴京印社,早就加班加點的開印,將一車車嶄新的籍,往全國各地,這場饑渴營銷,才不至于弄巧成拙。
所謂‘版權’一詞,就是出自宋朝。這年代,每一頁都來自一塊雕版,而所有的雕版,都必須先在官府審查登記。檢查沒有犯忌諱的內容后,官府會在邊角空白處,刻下一個印章,證明此版權受官府的監督保護。任何的行為,都會受到官府的追究。
為了保護行業的利益,各地的出版行會,會監督各家店,不得出售籍,所以在城市中,基本上沒有籍出售。但城市之外,還有廣闊的鄉鎮,那里是官府鞭長莫及、行會有心無力之地。許多專事的黑坊就藏身其間,生產了大量粗制濫造、別字百出的。但因為其便宜,對廣大貧寒士子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們甚至很清楚,哪家的錯字少、紙質好。
這讓大宋朝寫的人十分難受,卻又無可奈何。
但對陳恪來說不是問題,他授意汴京印社,又出了一批簡裝版,專門銷往廣大鄉鎮,價錢賣的比還便宜。誰盜了他的,算是倒八輩子血霉了……
當然這種反手段,也只限于陳恪這種背靠商業帝國,且出不為賺錢、不怕賠錢的家伙才能用。
好在這賣的實在紅火,一個冬天,一版再版,精裝、平裝加簡裝,一共賣出二十幾萬冊,創造了大宋朝《十三經》等應試教材之外的銷量記錄。
到了年底,印社一算,不僅收回了成本,還凈賺了兩萬貫。陳恪一高興,盡數賞給社員工,算是對他們半年來辛勤工作的獎勵了。
這筆錢可不是小數目,足夠社上下六百員工,過一個肥年了。自然人人感恩戴德,只是恨得周定坤牙根癢癢:“不是說好了節約開支么?”
“不能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陳恪自知理虧,打個哈哈道:“對了,阿齊茲那廝終于到了,你和我去接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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