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勛等人離京的翌日，三名副相正聚會中書議事，突然門外喧嚷，有個尖細的嗓音高叫道：“陛下駕至！”

中書左仆射劉先、尚書左仆射衛覬、御史中丞辛毗聞言，無不面面相覷——皇帝不是病倒了起不得身嗎？他連祭掃高陵都去不了，怎么突然間會跑中書臺來？趕緊整頓衣冠，出門相迎。

就見曹髦車駕馳來，小皇帝縱躍而下——面色還有點兒泛黃，可是瞧那敏捷勁兒，卻好象并沒有什么毛病似的。進入中書臺以后，曹髦居上而坐，先詢問了一番國事，隨即說道：“諸相出京，中書唯卿等三人計議，恐事不易協也。當增補相位，使共執政。”以后再開會，秘書、門下的主官也一起來吧。

三人盡皆失色，辛毗急忙奏道：“本朝制度，三臺六相共掌政事，不干秘書、門下事，且三相雖去，離京不遠，數日即歸，何必更改制度？”曹髦一瞪眼：“國家制度，天子所命，朕今有旨，佐治欲違抗耶？！”當即下令，罷免辛毗御史中丞之職，命召陳群陳長文以接替之。

根據是勛所制定的朝廷制度，國家大政都由群相共商，然后中書做制，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否決權；同時若皇帝有所詔旨，則由秘書草擬，詔下中書，中書臺也可以封駁——為的是君臣相衡也。然而皇帝終究是皇帝，在封建時代那是理論上至高無上、無可制約的存在，是勛現在還搞不出真正“虛君”那一套，所以皇帝的某些職權。中書臺或者群相也是無從制約的。

其一就是宮中之事。包括宗正、秘書、門下三省的人事任命和具體事務。需要在中書和尚書備案，但只要不違反法律——比方說任用囚人為吏——那都是皇帝自家事兒，外朝無可封駁。其二是絕大多數官員的人事權掌握在吏部，但三臺正副主官的人事權卻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則吏部終究只是尚書臺所屬的二級部門，他不可能管到自家上官的任免；二則若皇帝連宰相都更換不了，那不是徹底的臣權壓倒了君權嗎？

尤其是中書臺的主、次官員，他們本身就擁有對天子詔令的封駁權，倘若天子想要更換這三名官員。但是三人把著大印，你來一封詔我駁一封詔，那不是可以永年高踞其位了？那還說什么制衡？

所以曹髦說要擴大宰相班底，事關制度，這事兒中書是可以封駁的，但若直接替換執政——比方說以陳群接替辛毗——全由皇帝說了算，宰相無可拒絕。再說了，陳長文曾經當過吏部尚書，距離宰執只差一步，如今又做冀州刺史。他的資格也足夠為相啊，此非違反制度。越級提拔，宰相們其實沒理由反駁。

曹髦先抹了辛毗，其實這也算是殺雞儆猴——誰讓你先跳出來反對我的意見——然后他再轉過頭來重提前議，讓秘書、門下二監也參政為相，問劉先：“中書其準乎？”劉始宗腦門上冷汗涔涔而下，囁嚅了半天，只好先打太平拳：“即請秘書為陛下擬詔，行文中書……”

曹髦一擺手，便有侍從將一卷文書遞給劉先——“詔在此，可即批復。”

劉先心說原來你早有準備啊，這不是臨時起意，這是蓄謀已久，要奪我外朝之權歸于內廷啊！這分明是調虎離山之計！

皇帝若缺乏足夠的威勢和權柄，宰相可以想盡各種辦法來掣肘，但前提必須在制度、法規允許的范圍內行事，否則垂涎你這位子的官僚們一抓一大把，隨時逮著個錯處就能夠聯名彈劾，逼你下臺。所以曹髦才要用雷霆手段，打三相一個冷不防——這仨都是既乏人望，又缺智謀，外加性格相對軟弱的，倉促之間，你們也攔不住朕，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實，以后的事情那就都好辦啦。

果然劉先最終只得屈服——我肩膀窄，實在不敢跟皇帝放對啊——被曹髦逼著當堂批復。這邊中書印章才一落紙，那邊門下監劉放和秘書監崔琰就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自己找地方坐下。

曹髦眼神左右一掃：辛佐治滾蛋了，如今四相議事。崔琰是徹底的自己人；劉放雖然意志不夠堅決，終究屁股坐在內廷；劉先、衛覬那都是性格軟弱的老好人啊，做官僚很合格，做政治家么……你還遠未夠班！于是莞爾一笑：“可矣。朕即與卿等共商國事。”

使門下、秘書入相，這只是崔季珪為曹髦謀劃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擴大內廷的職權范圍，趁熱打鐵，把很多原屬中書和御史的權柄都轉交給秘書、門下二省。雖說中書做制，但也不是中書臺可以大政小情全都一把抓的，相關變更制度等事，還得宰執共商，如今四相會議，皇帝在旁邊兒監督，對于權歸內廷的條款，崔琰、劉放直接舉手贊成，衛覬投了兩回反對票，剩下幾回也跟劉先似的，一路棄權，于是皆得順利通過。

曹髦也不用中書做制了，直接秘書擬詔，當場寫就，請中書用印。

他們倒是暫時還沒敢把手往尚書臺伸。一則尚書機構龐大，驟然變更制度牽扯過多，而且人員越多，受到的反彈也會愈加強烈；二則無論曹髦還是崔琰，都對實際事務毫無興趣——為人君者只抓大政，細務自有吏員處理。

于是短短數日之間，曹魏原本的官僚體制就被拆了個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來，仍然是中書領班、群相負責，而實際上相權雖然未被削弱，卻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書也從實際上的立法機構，變成了與代表皇權的秘書省合掌立法權。門下省的權力同樣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計劃，門下將逐漸侵奪一部分御史之權和尚書之權。如同后漢時內廷的尚書臺一般。實掌國家政務。

事變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掃高陵了，劉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軟，根本無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縮兵力，遂使曹髦旗開得勝，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勛等人祭陵完畢，返回洛陽的時候，已經基本上無力回天了。

想當日是勛在高陵外接到桓范密書。上寫“調虎離山”四字，便即悚然而驚。崔琰慫恿曹髦奪外朝之權以歸內廷，這事兒是勛倒是早有所察覺，只是并未做實際的防備。尤其自從刺奸、校事機構被廢，盧洪出京以后，是勛對內廷的監探水平大幅度下降，從而對危機產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極大誤判。在是勛看來，小皇帝尚未親政，還不可能實際有所動作——就算有動作，以自家的權勢和威望。也能將禍患掐死在萌芽狀態。

他是真沒有想到，曹髦竟然有這份膽量和魄力。搞出這么一場幾乎可以名之為“政變”的花活兒來。

初見“調虎離山”四個字，是勛腦海中當即冒出一個名詞來——“高平陵之變”。在原本歷史上，魏明帝曹叡駕崩后，邵陵厲公曹芳繼位，任命太傅司馬懿和大將軍曹爽輔政，隨即曹爽即架空司馬懿，專執朝綱，于是司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寢）的機會，悍然發動政變，奪取洛陽，隨即處死曹爽兄弟及其黨羽。司馬氏篡奪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變”為其發端。

對照此事，如今的情況何其相似乃爾？那崔季珪就象是司馬懿，而自己就是曹爽……想到這里，是勛不禁覺得雙膝有些微微打顫。倘若真與曹爽異地而處，估計當場就會嚇得一屁股坐地上吧，好在是他宏輔終究不是紈绔子弟曹昭伯，膝蓋只是一哆嗦，最終還是穩穩地站住了。

因為深入對比原本的歷史和今日之事，雖有相似之處，其實差異更大。首先就是曹爽擅權妄為，不得人心，因此司馬懿得到了大批曹操時代就遺留下來的老臣的幫助——最主要就是太尉蔣濟，做了司馬懿的第一幫兇——也深受第二代重臣們（比如說陳泰）的擁護。其次司馬懿本身地位既高，聲譽也好，即便沒有曹爽一黨作對比，同樣是朝野歸心的人物。第三，司馬師時為中護軍，實際掌握軍權。

相比起來，其實自己更接近于司馬懿——當然啦，距離發動一場政變，徹底把皇帝架空，既缺乏借口和契機，也沒有足夠動用的武裝力量，所相侔者，唯聲望而已。崔琰比起曹爽來，固然名聲沒有那么臭，但好歹人曹昭伯掛著大將軍的頭銜，黨羽遍布朝中，他秘書監崔季珪又有啥了？

目前形勢不明，說不定崔琰尚有隱藏的黨羽，可即便目前留在洛陽的群臣都綁在一起，那也比不上原本歷史上曹爽的勢力龐大啊。曹髦就真能利用那票家伙搞場“高陵之變”，砍自己的腦袋，或者起碼把自己一抹到底嗎？

搞政變，光捏著一個尚未親政的少年皇帝有啥用？想當初后漢宦官們搞政變，也得以尚書之詔喚來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的張奐統率五營士，才能對付得了大將軍竇武。再說曹爽吧，桓范勸曹爽護駕前往許昌，召外兵以敵司馬，前提就是他取來了大司農印信，方便調派物資，而曹爽手里有大將軍印信，能夠調動兵馬。圣旨不是萬能的，小皇帝再如何封官許愿，若無中央各部門擔保、背書，都未必能夠調得動一兵一卒。

所以說，曹髦玩這場“調虎離山”，他究竟能干出什么事兒來？直接罷免自己的相位？若無充足的理由可向朝野交待，無論自己在不在洛陽，結果那都一樣——辦不成。估計也就利用劉先那類貨色無擔當的特性，強行通過某些對內廷有利的詔書，引用某些私人而已。

這么一想，心情當即放松下來。是啊，倘若真遭逢生死攸關之大事，要么桓元則根本就遞不出密信來，要么密信上就不僅僅四個字啦——他起碼得提醒自己，是該逃啊還是該起而一搏啊……

不過桓范遞信過來的時候，還只是曹髦動手的第一天，具體他們會玩兒出什么花活兒來，桓元則不在中書，暫時是探查不明白的。只是桓范的想法也與是勛類似，覺得此雖危機，還不到塌天翻地，必須即刻做出應對的地步。尤其是勛受命祭掃高陵，若因此而舉止失措，做出什么不妥當的事情來，徒自落人口舌而已。

而且他和是勛都料想不到，辛佐治才剛去位，便即單人獨騎策馬離了洛陽，前赴高陵來哭陵……(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