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門口有腳步聲由遠及近了，張抬頭望去，只看見有一個中年人并一個青年緩步走來。這個中年人容止清修，反而是這個青年人似乎很有質古的氣質，目不斜視而且極有正氣的模樣。

高熾見到他二人來，高興道：“金紀善和余伴讀來了。”

據高熾介紹，左邊這位青年人余逢辰，字彥章，是宣城人，是個很有學行的人，來北平被燕王看中，留在府中做伴讀。而右邊那位中年人金紀善，本名金忠，鄞人。他的事情張有所聞知，這個叫金忠的人之所以來北平，因為他的哥哥是戍守通州的兵卒，死了之后就輪到金忠補戍，但是他家很窮，幾乎連路費都湊不齊，不過艱難時刻遇到了袁珙，袁珙這個算命人看了他面相之后，決定免費資助他來到北平。到了北平編入了隊伍當了卒伍，閑暇時候就在北平市里面賣卜給人算命，大都都是中了。

這一點倒是讓張十分奇怪——金忠是什么人，讀書人，讀書人如何會精通占卜，又不是像袁珙這樣自幼學得賣卦和遭遇異人傳授相術，所以倒是有兩種可能去解釋這個人如何能算地大家都稱道和信任他。第一就是他精通《易》，周易這個東西，玄機太深，有精研這個的，能算禍福休咎，若是他真通這個，說他給別人卜卦，不需要說的太深，卜出什么卦來，大體能看出禍福的，比如一個人來問，金忠就可以卜一個卦，根據卦象說：“看樣子你有禍啊。”不過兩天這個人果然摔了個頭破血流，就深信不疑了。

但是張更偏向后面一種推測，她的第二種推測就是，有“托兒”給他作勢，這種手法屢見不鮮了，上輩子見過不少，這輩子也聽聞過不少，為什么這么說——且看金忠與袁珙、道衍之間的關系，金忠是被袁珙資助來到的北平，之前從沒聽說過他給人算卦，來到北平之后忽然他就忽然會了。然而袁珙是誰，是被道衍推薦來到北平給燕王看過相的，如今甚至還留在慶壽寺客居。然后金忠和道衍是什么關系，當金忠算卦算得靈的消息遍布北平城之后，道衍就向燕王推薦了這個人。于是乎燕王招他來，沒有測試卦象，而是考問了他的學識，之后就請他做了王府的紀善，輔導諸王子課業。

在這里張完全可以看到道衍這個家伙無處不在的身影，也就對金忠是否真能算卦表示懷疑，不過是又替燕王找到了一個可以合謀大業的人，只不過卻假托賣卦算命的名義，進入了王府中罷了。

不過這個人能得到道衍和燕王的賞識，可見確確實實是有真才實學的，管他是由什么途徑什么手段得到機會的，總之有才能的人就是值得別人高看一眼。

金忠和余逢辰看見張也是一愣，不過很快都明白了她的身份，都向她行禮，張更不敢托大，趕緊又還了半禮。

“二位先生何來？”高熾問道。

“特來調閱卷宗，”金忠摸著嘴上不長不短的一點胡疵道：“如今正是重新復核刑獄的時候，秋后要大辟，三年多累積的大大小小的卷宗全部要過一遍，還有陳年舊案，如果實在不能告破，我看還是呈交刑部再轉交大理寺吧。”

“哦，怪道是，”高熾恍然大悟道：“前面看到李興和海童在抄錄漷縣田畝數量，估計也是在忙這個事兒。”

“是，”金忠道：“殿下和李興馬和幾個正在復查，土地案是重中之重，查這個要比其他更留心才是，我和余伴讀就負責民案，刑案和大辟的案子，交由布政使那里核查，一個月后全部呈報京師。”

張忽然發現，在提到李興、馬和這兩個人的時候，伴讀余逢辰的眼里流露出憎厭的神色，還有一種看蟑螂鼠輩一樣的不屑一顧，而且這樣的目光不只是出現了一瞬，而是長久地掛在了臉上，這是一種很明顯的不喜。可以知道，如果是私下有所不和的話，這樣的神情怕是不想讓人瞧見。

既是如此明確的表現出，那就只能說明是“閹人”這樣的身份，讓余逢辰不喜。士大夫和宦官不和是理所應當的，但是這針對的是竊取權綱為非作歹的宦官，如果盡心侍奉戰戰兢兢從無大錯的宦官，余逢辰何必要用這種目光看人呢？

高熾點頭道，“勞累先生了，先生自便吧。”

金忠和余逢辰就去了后院，張就坐在椅子上看李賢翻譯過的文章。她發現李賢確實是個翻譯人才，能翻譯地十分流暢而且無粗疏之處，用詞也很斟酌，如今翻譯的就是一篇記錄蒙人生活情形的文章，翻譯為漢文“彼等以肉乳獵物為食，凡肉皆食，馬、犬、鼠、田鼠之肉，皆所不棄，蓋其平原窟中有鼠甚眾也。”

她剛要問一下平原有鼠窟，那也應有蛇窟，不知道蒙古人吃不吃蛇肉，就聽到后院典籍所那里傳來不高不低的爭辯聲音，好像是是金忠和余逢辰在討論什么。

他們那邊聲音傳過來，高熾和張就起身去看，果然是二人因為某個卷宗記錄的案件而爭吵，再看卷宗上寫的原來是一戶人家兩兄弟的爭產案。

說是三河縣里有一戶姓陳的人家，老父于三年前去世，家產沒有剖析明白，于是他的兩個兒子陳氏兄弟就開始了爭產，打官司打了三年依然沒有什么結果，家產都花去了三分之一了，依然沒有停止的跡象，因為他們對任何判決都不服。

為什么會不服——因為家產都是老父在時，由小兒子經商掙來的，雖說兩人都是嫡子，但是嫡長子天然繼承所有家業這是不變的規律，小兒子眼看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家產居然要被哥哥奪走，他自然不服。而哥哥也不愿把這份家產分給弟弟，因為他認為父母在，沒私產，這家產不算弟弟掙來的，而是父親傳下來的，他繼承的是父親的家產。

在明白了案情之后，高熾就問二人是如何看待的，余逢辰就認為哥哥拿走全部家產是無可指摘的，是理所應當的，很是義正言辭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所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這個人作為弟弟將兄長控訴于公堂，豈不是不悌不義？”

這就是很明顯的宗法觀念的維護者，嫡長子繼承一切，是西周的禮法觀念，但是到了漢朝，就已經變成了家產諸子平分了。《大明律》也是這么規定的，除了爵位和官職是嫡長子繼承，其他財產都是諸子均分。這個案件怎么說也應該平均分，何況家產都是小兒子掙來的，白白分給兄長一半，已經是仁至義盡了。但是余逢辰似乎很是泥古，認為所有的家產就是應該兄長繼承，弟弟沒有權力得到半分。

高熾聽了也不說對，也不說不對，問李賢是怎么想的。

李賢在旁聽了，道：“蒙古人先時與漢人不同，施行幼子守灶，或稱幼子守產。幼子喚作‘斡赤斤’，是正妻所生的最小的兒子。分家產時候，年長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斡赤斤繼承名譽和頭銜，會有很大的財產是由斡赤斤繼承。”

余逢辰就很不屑地“哼”了一聲，斥道：“蒙古人如何能和漢人相比！如此繼承制，難道不是禍亂根源！且看元明宗和元文宗子嗣仇殺，帝位傾危，難道不是這種繼承制度埋下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