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劉備宣布賞賜百官緞匹、休沐假期，長安城很快進入了普天同慶的熱烈氛圍之中，復燕破曹的捷報也傳遍了關中大地。

“車騎將軍和衛將軍不但攻下了薊縣、光復了幽州，還在易水之戰大破了曹操！”

“曹軍折損兵馬足有五萬以上！真是大勝啊！平袁熙算是意料之中，袁熙孤立無援就那么幾萬人，遲早是圍得下來的。

曹操可是如今關東諸侯中最擅用兵的了，能正面擊敗曹操的援軍，大漢重歸一統指日可期啊！”

百官紛紛如是議論，果然大家的眼光也都還不錯，知道破曹這個意外之喜，比拿下薊城更重要也更難得，畢竟后者本就是板上釘釘的。

隨之而來，想在天下統一進程末期多撈點謀劃之功的朝臣，也紛紛絞盡腦汁、給劉備上表勸戰。

連一些平時不懂軍務不言兵事的純文官，都開始湊熱鬧了，幾乎如北宋士大夫一般。

當然了，湊熱鬧的有，真心知兵的也有。比如刑部尚書法正，就心心念念很想重操舊業，過問幾句當年他自覺頗為擅長的軍事。

法正連續給劉備上了兩三道表章，詳細論述，勸劉備趁著幽州已平、曹操新敗、而鄴城還未破的時間差，當機立斷，在今年進入寒冬之前的最后階段，擴大戰爭，在冀州也多割幾塊地。

以法正的智謀，這些話當然不是亂說的，軍事賬算得很明白。

劉備也仔細看了法正的賬目：袁曹合流之前，關東兩大諸侯的老兵、生力軍，總兵力不過50萬。如果沒有易水之敗，那么曹軍在整合關東后，大約還能有35萬生力軍。

但現在易水之敗額外導致曹軍硬生生又折損超過5萬人，還丟掉了在渤海新拉的壯丁、損失渤海清河兩地不少人口潛力。

關東偽朝的老兵總規模跌到30萬，而劉備方面卻臨時增長到了63萬左右（因為額外多抓了俘虜，但這些部隊有些是新拉的壯丁，天下統一后會遣散歸農，不會保留那么多常備軍）

這個兵力比已經超過兩倍了，現在才九月份，緊急動員的話，十月初可以展開新的攻勢，法正覺得今年還是可能稍微多撈一點的。

當然，入冬了再打仗，天寒地凍導致士卒苦不堪言那是肯定避免不了的。而且被攻打地區的百姓，也會陷入愈發深重的苦難。

尤其是饑荒和瘟疫導致的人口銳減，會呈現百分比疊乘的惡化。

道理也很簡單：現在開始打，百姓冬天就不得休息，河北地區的人民，明年春耕時肯定還要繼續連著打，冬小麥的播種和春耕都沒了。

連續耽誤兩年農時，造成的大面積饑荒餓死的人數量，肯定比“三年里有兩年發生大面積誤農、歉收，但這兩年是間隔的”，要多得多。

畢竟中間有個正常年份間隔的話，很多死亡線上的百姓可以緩過一口氣，有點積蓄余糧的可以靠積蓄余糧撐一下。

但兩個大荒年連在一起，余糧積蓄全部吃光，就只能人吃人了。

瘟疫也是同樣的道理，越疊加越容易傳染。

兩場10人口感染的瘟疫，說不定就漸漸平息群體免疫了。一場20人口感染的瘟疫，說不定就到了總爆發的臨界點，后續會惡化到30、40感染率。

但法正堅持擴大戰爭的理由也有點說服力，他認為長痛不如短痛，如果滅曹能提前一年甚至兩年，早點兒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百姓痛苦也會小一點。

劉備說實話有些心動，拿法正的意見跟荀攸商量了一下，又跟劉巴、諸葛瑾商量了一下。

荀攸沒有明顯傾向，只是勸劉備決策前要慎重。

而諸葛瑾和劉巴則是明確勸劉備別這么干，這么大事兒應該先跟丞相商量商量。

頗懂經濟規律的劉巴還私下跟劉備表達了一種觀點：

桓靈時天下大亂，漢統衰微，當時可不是僅僅因為“戰亂不斷，百姓困苦”，而是天下的土地兼并、貧富懸殊等等種種社會弊端，已經積累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了。

所以，早點結束戰爭狀態，卻不解決社會問題、不對社會經濟運作做好改造的話，就算重歸和平，說不定反而掩蓋了更多問題，那也就是回到沖質桓靈之前的漢安帝、漢順帝時期。

換句話說，形勢會比桓靈好不少，但程度也有限。如果說桓靈狀態屬于“三十年后就要亡天下”，安帝順帝時期也不過是“六十年后要亡天下”。

劉備總不會希望他將來傳位給后人，天下也只有五六十年太平吧，那可是比劉秀中興的效果還差得遠了——當然這話劉巴不敢直接說，只是潛臺詞里隱藏了這個道理。

最后，劉巴敏銳地指出，說他這些年來搞經濟工作、得丞相耳提面命教誨、學習進步，揣摩出了一個道理：

那就是戰爭狀態可以轉移內部矛盾，并且利于推進改革。

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那是因為沒法用“需要上馬這項改革來提升朝廷對外戰斗力”這個借口，讓一切阻撓者讓路。

而戰時體制，可以把一切阻撓改革的人打成通敵，也能合理合法加強動員，對于真心想革天下之弊的雄主，是一個很不錯的工具，所以劉備不該覺得戰時狀態是一種負擔。

劉巴還舉了個例子：要是戰爭那么快打完了，陛下還有什么理由繼續發行“戰爭國債”？還沒來得及干完的那些改革，有足夠財力支持嘛？為什么不趁著戰爭的尾聲夾帶私貨呢？

（注：必須澄清一點。利用戰時的緊急狀態更利于做事，這是一把雙刃劍。在劉備、曹操這些人手上，是確實革除弊政、為國為民改革興利的。

但歷史上也不乏嘗到這種制度好處后，賴在戰時體制的便捷性上不肯過河的。比如曹叡的十四年任期里，前八年就屬于利用戰時體制做了正事兒，扛住諸葛亮的壓力，他自己也不敢懈怠。

可諸葛亮死后，曹叡的最后六年沒了外部威脅，就屬于賴在戰時體制的紅利里不肯下來，依然高強度動員，但搜刮來的民力都用來造宮殿個人享樂，腐化墮落。所以我并不是一味為戰時體制的優點鼓吹。）

這話劉巴也是不能在朝議上說的，太陰損了，私下里跟劉備說說倒是可以。

而且劉備想拒絕法正、理由也很充分，都現成擺著呢，就說不忍河北百姓連續受苦，完全不用提別的。

劉備聽后果然猶豫了，沒有再被法正的意見左右，決定去雒陽，問了李素和諸葛亮再拍板。

可見四十歲的劉備，還沒那么自負，不至于說出“事事問丞相，莫非朕不知治國”這樣的話。

九月初六的朝議上，劉備就敲定了三件事兒：

先是正式討論封司徒鐘繇為槐里侯，食邑三千戶，這個很快集議通過生效。

隨后劉備就宣布，即日起御駕東巡雒陽，百官也另定計劃，分批在三個月內前往雒陽。明年的新年朝會，會在雒陽舉行，到時候也會在雒陽重新郊祀，把朝廷職能全部搬過去。

這個過程中，其實也會有少量官員被要求留在長安組成過渡期班子，那就等于是跟著鐘繇退居二線了。

至于長安周邊的軍隊，除了要留守關中、警戒西北的之外，其他應該跟著朝廷走的部隊，拖到明年春耕結束后再動身。

因為軍隊人多，可能涉及十幾萬人，這些人在關中地區再多吃四個多月糧食，也能減輕雒陽那邊的糧食運輸壓力，減少浪費損耗。

雒陽的糧食，未來終究是要靠關東的河南河北供給，否則狹小的伊洛平原絕對養不活百萬級的人口。

現在河南河北還是敵占區，就算將來光復了，最初的一兩年也要戰后重建，不可能正常收稅。沒有河南河北的漕運，雒陽不適合駐軍太多。

劉備這次要從長安帶過去的部隊，也就在雒陽走個過場，然后就會投入統一戰爭了。到時候還是靠新修好的南陽運河，抽取長江、漢水流域的物資來供養，維持戰爭。

南方荊、益兩州，畢竟始終是大漢如今最富庶、建設最好、生產力保存最完善的地方。荊益的余糧才養得起幾十萬數量級的脫產部隊。

三天之后，九月初九，劉備就再次東巡，只帶了幾千近衛的騎兵，還有皇親國戚、宮女常侍。

官員方面有尚書令荀攸、還有尚書臺的一些配套班子，和兵、財、民三個部的屬官、家人。

這幾部分總共加起來一萬多人，拖家帶口踏上了東行之路。這個規模從皇帝遷都的角度來說，已經算是非常從簡了。后世皇帝出巡都有可能帶十幾萬人的，遷都更是第一波就十幾萬起步。

劉備這也是考慮到了弘農的崤函道路難行，分批走壓力小些，也不滋擾地方。

九月十五，劉備甩開后續大隊人馬，先行到了雒陽，為了趕時間，他沒有再慢騰騰坐輦，而是騎馬趕路。

李素和諸葛亮照例出城數十里迎接。

劉備見到諸葛亮的時候，還意外了一下：“孔明賢侄，不在博望督造運河么？”

諸葛亮連忙應對：“一切妥當順利，明年春耕之前，一定把運河修通。臣也見河北戰局風云變幻，特來雒陽請示丞相，荊州軍是否該做好準備隨機應變。”

劉備點頭笑笑：“朕匆匆趕來，也正為此事，怎么，丞相可有定論？”

李素審慎應對：“此事說來話長，臣原則上不建議冬天擴大用兵。細節還是迎陛下回城再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