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和李素的君臣夜宴敘舊,一直持續到半夜,李素才起身告退。
第二天,劉備整理了一下思路,把昨晚聊的三方面收獲,大致分了個優先級:
關于如何封圣、如何梳理皇帝與儒家的關系,那事兒可以馬上著手。
比如“不許生前封圣”和“應該在科舉中加入殿試這一皇帝親自面試環節”這兩些措施,很快就可以敲定、成法,了卻一樁心事。
李素的另外一些建議,是慢藥慢療效的長遠之計,眼下也找不到實施的抓手。只能是先想想,然后就暫時擱置、不去操心。
聊到的三類收獲梳理了一下,兩類都去掉了,最后就剩下未來幾年可以努力的務實部分:
如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尚未完成的變法,盡量具體推進。
如何把大漢依然面臨的外患,盡量解決干凈,并且徹底完成對大漢疆域認同的重塑。
私宴結束后兩天,轉眼就是正式朝覲的大朝會,劉備也趁著新年,把今年的很多設想都拿出來說了一下,尤其是他跟李素私宴后剛想明白的一些事兒。
讓群臣群策群力討論,暢所欲言,看看怎么細化、怎么排優先級。
朝議的過程自不必贅述,總而言之,很多朝中重臣都注意到了一個風向的轉變:
隨著丞相代天巡狩兩年回朝,陛下似乎要一改之前“休養生息、努力還債”的行政風格了。
畢竟丞相不僅給陛下帶來了規劃,還帶來了信心。黑麥、巨菜這些東西的普及,都容易讓皇帝幻覺盛世會更快到來。而海外發現金銀礦這種事情,更是會緩解皇帝對財政困難的預估。
這兩年,朝廷或許會大興土木,或許也會對四方有潛在威脅的蠻夷有更大的動作,又或者是會對地理發現、探險開拓有更大的投入。
總而言之,很多人把這種轉變,解讀為陛下對丞相的絕對信任。
丞相不回來,就可以一直每天接著奏樂接著舞,垂拱而治。
還有人把這種轉變,解讀為陛下想一個人扮演文景與武帝的角色,
趁著自己三十多歲就登基為帝、上位時還算年富力強,把富民和強國這兩步都親自走完,不給子孫留太多麻煩。
不管真相是哪一種,財政穩健的時代,怕是要過去了。
法正、劉巴這些激進派當然是躍躍欲試。
魯肅、諸葛瑾這種務實派則是不偏不倚,但出于對皇帝和丞相賢明程度的信賴,還是愿意相信他們能做出最優解的決策。
至于一些清廉、財政上以保守著稱的官員,少不了憂心忡忡。當然這些人當中大部分出發點也不算壞,只是習慣了節儉的美德,皇帝做什么事情只要多花錢,都會勸一勸。
散朝之后,不少只會算小賬的官員紛紛竊竊議論:
“按照朝廷前些年的規劃,之前與袁曹交戰那些年、發出去的抄引券,夠天下工商業者用到章武十六年或者十七年底,才能徹底回收回來吧?”
“就算后來丞相與諸葛孔明大力在關東青徐揚沿海三州大興工商、曬海為鹽、擴大造船、海運、拓殖海外稅源,這抄引券最多也就提前到今年年底商稅收完后,才能全部回收回來。”
“陛下和丞相就不能多等一兩年,徹底回收,甚至是過一兩年有盈余的富裕日子,再拿積蓄去做那些大事?這是欠債欠上癮了,非要趕那么急,借新債做事情。”
多少淳樸官員,一想到朝廷欠債赤字就嘆息痛恨。
還好,整個正月里,劉備倒是沒有揭開謎底,也沒貿然提出任何動作,可見他也是很慎重的,要花費充分多的時間仔細通盤思考。
時間很快進入了二三月份,因為兩個月的春耕農忙,朝廷內政以勸農為主,也不去擾民。有什么事兒也是先討論著,不急著發布。
李素也花了這倆月時間,好好重新熟悉了一下朝廷中樞的政務狀況,財政數據細節,做到心里有數之后,才好更穩健的規劃。
眼看到了三月底,劉備和李素也大致把后續的推進節奏想明白了。
劉備決定,這兩年的施政中心思想,就是“軍事先行,變法掩護”。
科舉、財政方面的進一步深化變法、優化細節,當然也重要。
比如錢的方面,工商稅的具體計征優化,肯定要落實。
土地稅未來能不能從人頭稅逐步向真正的“履畝而稅”轉變,也非常重要。
歷史上真正的履畝而稅型稅制,要到晚唐的兩稅法時期才成熟。而大漢目前的農業稅制度,還停留在初唐的租庸調法、加個李素拼湊上去的“均輸折稅”,跟兩稅法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至于科舉制度能不能從目前的“各郡自推舉人、州級統考錄取”,進一步擴大到“全國統考錄取”,或者至少是先“南北東西分榜錄取”,進一步提升地方上圍標的難度,減少舉人產生的利益輸送,這更是未來大漢長治久安的重中之重。
但是,沒個契機就隨隨便便重提深化變法,還是容易被朝臣反對、以及被重新成長起來的地方勢力抵觸。
畢竟,變法始終是觸動人利益的,不管是錢還是官,都足以激起人鋌而走險。
天下徹底和平、毫無民變,已經六年多了,很多人會漸漸失憶,忘掉朝廷的決心和力量。
劉備倒不是擔心有人鬧事后、軍事上鎮不住。就算真鬧起來,大不了也就跟204年那波青兗反度田反移民的余孽一樣,軍事征服就好。畢竟中興諸將都還在呢,劉備有絕對的刀把子在手。
不過,天下終究已經太平,就算壓得下去,也會給統治留下一些履歷污點,最好還是從頭就別出現反抗。
這時候,最好的選擇,就是在變法之前,先展示一下肌肉,對外展示。重新提醒一下已經過了六年淡忘期日子的地方世家豪強、朝廷的武力有多么恐怖。
然后,挾對外軍事勝利之威,順勢強推進一步改革。
把戰時體制的“事急從權”也充分用起來,而很多“事急從權”的臨時措施,如果發現確實好用,仗打完之后也不會改回去了,直接把既定事實固化下來、變成長期制度,豈不美哉?
當然,對外軍事打擊和對內變法的相輔相成,還可以有另一種表現形式——
不光變法需要軍事威望的加持,對外動兵之前,也可以以變法為誘餌,來逼迫朝臣和世家豪強二選一、“兩害相權取其輕”。
類似于先放出風聲“朝廷今年要實施xxx變法了”,看看地方反應,
如果反對激烈,那就順水推舟表示“朝廷要實施xxx變法的目的,只是為了給北伐草原籌措資源,如果不用變法也能把北伐籌措的事兒搞定,那就先不變法了”,用這個誘餌,來誘使大家接受后一個條件。
這個思路,也是李素這幾個月里想出來的,并且建議劉備,劉備聽后也覺得很有道理。
而李素這一策略的來源,顯然是學習了原本歷史上、北魏孝文帝時期的鮮卑人南遷雒陽漢化改革。
中學歷史課本上都教過,拓跋宏為了遷都雒陽,推行漢化改革,遭到的反對很多。所以他先不提遷都,只說要南征統一南朝,
從平城帶兵南下之后,走到雒陽陰雨連綿道路不通,群臣將士都苦不堪言,勸他停止南征,他才順水推舟表示“這次南下勞師動眾,總要做成點事兒,不能南征那就遷都洛陽”。
這不就用好了“先造成一個既定事實”,然后逼著對手進一步退兩步嘛,妥協的藝術大多如此。
無非到了劉備李素這兒,軍事借口從南征變成了北伐,漢人農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換了個角色。
三月二十一,五日一朝的大朝會上,劉備和李素率先演了第一場鋪墊的戲碼。
李素直接把后世唐朝兩稅法時的“履畝而稅”之法的雛形思路,拿到了朝議上討論。
建議朝廷開始考慮“趁著如今天下重定未久、人口稀疏、百姓耕者有其田,以及前些年度田檢地的勝利成果,真正實現按實際土地占有納糧,少田少納糧、多田多納糧”。
李素的這個建議,如同第二只靴子落地,讓惴惴了一兩個月的各方勢力,瞬間被激起了千層浪。
很多人也不好說這個制度不對,畢竟從公平性和原則上來說,本來就該如此,李素占著理呢。
但反對方很多理由也很實際,主要是認為如今的技術條件,不可能這樣征稅,征收成本太高了,劃不來,而且舞弊空間太大,容易導致稅官愈發欺壓弱者、攤派害民。
不如依然按照舊法的一刀切、不管每戶人家事實上有沒有一百漢畝田地,都按照一百漢畝的理論值作為三十稅一的計稅起征點。
朝議為這事兒討論了一整天,最后什么結果也沒得出,只是暫時阻止了李素的提議,
會上,也只有法正、劉巴二人知道要怎么演,扮演了一把力挺丞相的得罪人角色,反正他倆也習慣了。
此后五日,朝中暗流涌動,紛紛打探消息,各方對于丞相為什么突然提這事兒的動機,也有了各種猜測。
好在,李素也不需要他們一直猜下去,因為五天之后,二十六日的朝議,他們自己就主動揭曉了謎底。
劉備親自在朝議上批復,覺得丞相五日前所提有點操切,道理是好的,但落實執行似乎確實有難度,讓朝臣們從穩計議。
聽了皇帝的表態,大地主階層的代表都松了口氣。
但劉備隨后又提出,他今年打算為進一步整合河北地區,防范那些擁護高干和袁氏余孽的烏桓部落,以及并州、河套北部的鮮卑。
所以打算在河北地區開掘運河、連通現有天然河道,強化河北與并州諸邊的軍糧后勤運輸。
這也不是為了“主動挑起戰爭”,而是為了“防范鮮卑烏桓入寇、袁逆余孽伺機害民”,大漢是“保家衛國、正當防衛”的一方,絕不是窮兵黷武、私開邊釁。
而之前之所以丞相提議要搞農業稅改革,那不是為了給這些項目籌錢、考慮到朝中之前都有“反對朝廷一直擴張工商稅、超發抄引債券”的問題么。
丞相也是為了給陛下分憂、讓陛下“不用還沒還清舊債、就亂發新債”,那就只好從農業稅下手了。
畢竟當年桑弘羊的時候,桑弘羊對漢武帝就說過,工商加稅是為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稅是工商和人頭的,賦是針對田的,是農業的。
國家有困難要多花錢,不是出自工商那就肯定要出自農業啊,只能二選一。
被這么一折騰,朝中那些“節儉穩健派”都不吱聲了,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讓陛下回去提前發行債券吧,也不管舊債還清了沒。
發工商債總比改革農業稅更容易被世家接受。
連帶著,很多人連之前想要“反對加強軍備、反對挖掘運河”的倡議,都不敢提了,就這么稀里糊涂地被皇帝和丞相演了,退一步進兩步,實際上還是穩穩地把政策往前推進了一大截。
最終,朝廷決定,在國家原本超發的工商稅抄引債券、還有大約價值70億錢的尾款沒還清的情況下,
今年就開始增發新債,新債規模應該至少大于舊債30億錢,以實現一邊“借新債還舊債”,一邊以多出來的部分用于修運河、加強幽并前線軍備、重新開始對士卒進行完備的軍事訓練。
運河的工程量,倒也不算很大,因為河北平原上沒有山地,地形很平坦。
河北的土質也非常適合挖掘,這一點也是眾所周知的,畢竟當年袁紹軍就號稱“穴地之能天下第一”,河北平原本就是最適合打地道戰的環境。
運河項目唯一的短板或者說難點,只是里程比原先大漢朝廷操持過的運河項目都長。不過李素在規劃的時候充分利用了漳水、易水、桑干河、滹沱河等天然河流,實際上最后要開挖的距離,也就五百里左右。
而且這條運河的路線,之前也說過了,主要目的不再僅僅局限于“連接幽州涿郡”。
因為如今的形勢跟歷史上隋煬帝開運河時大不一樣了,現在大漢的海船運輸很發達,涿郡比較沿海,海運也可以彌補其轉運需求。
所以這個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緊密連接鄴城和雒陽,同時兼顧由鄴城、趙郡等地往北、通過滹沱河連接桑干河流域的代郡、上谷邊防線”。
換言之,第一點是考慮到“如今中原有三大政治核心,分別是長安雒陽和鄴城”,而且兩漢的歷史也早已證明,奪天下的主要是控制了這三個政治核心的某一處或者某兩處后,向剩余地區擴張。
如今劉備還是定都雒陽,就必須把雒陽和長安、雒陽和鄴城之間的水路漕運交通,徹底強化到可以輕易直達、無需周轉的程度,這樣才最利于國家的長期統一。
再加上之前黃河以南已有的運河,讓大漢南北整體更有凝聚力。
而上述的第二點考慮,用術語總結一下,就屬于“海運可以解決河北沿海沿山各郡的邊防后勤,但解決不了河北沿山不沿海那幾個郡的后勤”,所以運河就是針對性補足這一小塊具體的短板的。
整個規劃已經盡量不折騰,不浪費民力,最后非挖不可的,都是迫切性實用性非常強的。
五百里的平原運河,挖掘量大約相當于201年時在豫州汝潁流域挖的“討虜渠”的四倍,比當年的南陽運河總造價還略低。
畢竟南陽運河雖然才全程一百三十里,可你得挖通桐柏山的方城埡口,還要解決膨脹土。地質難度差距太大了。
而當初的“討虜渠”工程量,大約是“二十萬專業工兵挖了兩三個月”完成的。所以,如今的河北運河,按照等比例的規劃估算,也就是需要“二十萬專業工兵,連續挖掘十個月以上”。
考慮到部隊有退役、轉入軍屯,也不便重新全部調集到河北,因為人員的大規模轉移也要成本,還要把糧食運來運去,肯定不如就地使用本地人勞動損耗少。
所以,最終朝廷決定用十萬當年挖過南陽運河和討虜渠的工兵,而且都是選擇原本就駐扎在幽冀二州的工兵。外加二十萬冀州本地征發的民夫,來完成這個項目。
普通民夫壯丁不專業,體質也不如專業工兵強壯,工作效率肯定不行,所以二十萬普通民夫,也就大約折抵十萬正規工兵的勞動強度,
但他們吃得也比正規工兵少,朝廷可以按照官方牌價給發工錢、讓他們就地自帶口糧,免除從外地大量運糧的損耗。朝廷只要運一批保障糧儲備糧、確保開工期間當地糧價平穩就行。
這三十萬人,需要高強度勞動至少十個月,那就分為兩年完工,210和211年,每年各抽五個月相對農閑的時候來干活,這樣也盡量不影響農業生產。
朝廷制度規定的徭役期是每個百姓每年一個半月,所以干五個多月至少相當于三年多的徭役期了。多出來的那每年三個半月,朝廷就要按照“每天二十錢”的官方價給工錢。
一個百姓一年就是兩千一百錢,兩年總計四千二百錢。二十萬民夫的工錢就是八億四。再算上工具開支、口糧補貼……其他林林總總的費用都加上,總開支一般是人員工資的三倍。
所以修這個運河,至少要在民夫身上花二十五億,還要在那十萬正規工兵身上花二十五億,總開支就是五十個億。
所以,才有了李素一開始算的“今年發的新債,在還舊債的同時,還要超發三十億錢”的規劃。按他這個發債,兩年就多發六十億,彌補修運河的五十億開支,還能有點余錢應對突發狀況。
一通操作下來之后,滿朝文武也都發現發行工商抄引債券這個辦法確實好用,不光是當年戰時可以這么干,戰后大搞基建,也能用發債來創造貨幣、創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