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之妻離開蕪湖時候，貨船就裝了大大小小二十多箱，可見洪秀全的金庫已全數落入曾氏兄弟手中。”德齡繼續爆料。

“這是你打探到的消息？”

“是。”

“這有什么辦法？”太后拍拍手，無奈地很，“自厘金出來，江南軍費用度稍有緩解，但江南各軍也是半饑半飽，你沒瞧見，軍機處那么多的折子都是彈劾湘軍、淮軍、左軍、楚軍驚擾地方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們縱使拿了洪秀全的寶藏，我也挺不起腰桿子要問他們要這個錢。”

“唉！”恭王重重地嘆口氣，站起身來，走了兩步，倏地住腳，滿臉懊惱地說：“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如果國庫充裕，也就算了，偏偏又窮得這個樣子，大亂戡平竟無以善其后，咱們對上對下，怎么交代？”

在座的人都同情恭王的煩惱，然而不免對他的近乎天真的打算，有自尋煩惱的感想。這也怪不得他。以宣宗的愛子，為先帝的同乳，其間雖有猜嫌，而清議認為他是受屈的一方。

去年前的一場政變，對社稷而言，正統不墮，有旋乾轉坤之功。這一年來，敬老尊賢，嚴明綱紀，而信任曾國藩，比起肅順來有過之無不及。就因為有此一份魄力，內外配合，各盡其善，得收大功，這是恭王的人所難及的機會與長處。

然而天滿貴胄，不管天資如何卓絕，閱歷到底非可強致，這倒不關乎年齡，在于地位和見聞。他的地位無法接觸到末秩微祿的官吏，他的見聞限于京畿以內的風土人情。因此，他的眼光來看，便有了絕大的錯誤。

除了恭王以外，在座的人都覺得李棠階指曾國荃為“功名之士”，是個相當含蓄的好說法。因為，不便說他所學的是五代的藩鎮，打勝仗只為占城池，占城池只為封官庫，封了官庫，然后借故回鄉，求田問舍。在京的湖南人都知道，早在咸豐九年，曾國荃在家鄉構建大宅，前有轅門，內有戲臺，搞不清他是總督衙門，還是王府？這個荒謬的笑話，恭王應該知道。李鴻章看他老師曾國藩的面子，賣曾國荃的交情，既克江北，按兵不動，讓“老九”獨成復金陵之功，好為所欲為，這不過是兩三個月前的事，恭王更應該知道。然則看了“宋史”和“十國春秋”上的記載，以為曾國荃克金陵，會象曹彬下江南，收金陵那樣，躬自勒兵守宮門，嚴申軍紀，秋毫無犯，然后把南唐二主之遺，自金銀珠寶到古玩書畫，盡行捆載而北，悉數點交內府。那不是太天真了嗎？

這些想法自然不便說出口，那就只有解勸了。只苦于不易措詞，說是百戰艱難，說是不世勛名，都可以作為恕詞，但有曾國荃的那位老兄，擺在一起，相形之下，反顯得曾老九的不可耍因此，所有的勸慰，都成了不著邊際的閑話，談得倦了，紛紛告辭。

只有寶鋆留了下來，換了一個地方陪恭王消磨長日。那是竹蔭深處，做成茅屋似的一個書齋。彼此脫略形跡，科頭短衣，在一班慧黠可人的丫頭侍奉之下，隨意閑談，從宮闈到市井，想到什么便說什么，不用修詞，也不用顧忌。

這一天談的，比較算是正經話，話題依然是在恭王的煩惱上，國庫支絀，而曾國藩要錢辦善后。

寶鋆到底比恭王的閱歷要深些，“理他那些話干什么？曾滌生說偽‘王府’一文不名，也不過替他那位老弟，作一番掩耳盜鈴的說詞而已！”寶鋆以戶部尚書的地位又說：“你以為他真會到我這兒來要錢嗎？不會！曾滌生的理學，不是倭艮峰的理學。他是胸有丘壑，是絕大經濟的人，打了這么多年仗，要兵要餉，還不是他自己想辦法！如今辦善后，本該借助于地方的，難道他倒非要朝廷撥款，才會動手？你想想嘛，這話是不是呢？”

恭王笑了：“你這話，剛才當著那么多人，為什么不說？”

“我為什么要說這話？泄了底兒，對我有什么好處？”寶鋆又說：“戶部的堂官，實在難當，里里外外都不體諒，真是有苦難言。”

恭王聽他的語氣中帶著牢騷，不由得把他的話又玩味了一遍。管錢的衙門，局外人所求不遂，自有怨言，是可想而知的，似乎內部也不體諒堂官，那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