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家人相聚互相舔舐傷口的第二天，又有一樁禍事降臨了，雖然不是降在他們這一家身上，但是也與他們息息相關。

是張賡出了事，而這件事張居然是知道的。

洪武十五年，張賡代替父親押夏稅去歸德州的時候，恰逢州長五十五大壽，這位州長指使他和寧陵縣另外一位押送糧食的糧長科斂，攤派到各家各戶，給立了個名兒叫“口食錢”，收了錢的州長不久之后就調任外地去了，沒想十二年之后，這件事被與他有嫌隙的另一名官員察覺出端倪，然后捅了出來。

這件事張知之甚詳，她在糧長家窗戶外面聽了個一清二楚。她記得當時張賡說自己并沒有敢攤派，而是盤出去了一家鋪子，湊了八百貫交了上去，但是寧陵縣的那一位糧長，是攤派到轄地的。

但是此案既然發了出來，這個州長的政敵要把他搞倒，誰還在乎張賡是否清白，張賡只是城門失火被殃及的池魚罷了，他的長官既然已經定了罪，張賡就是申訴也不會有人查證了。

張賡被衙役帶走之后，李氏就亡魂喪膽了。因為國朝用的是重典，在刑罰上是采取連坐制度的，張賡本來就是代父交糧，此時的糧長制度是世襲的，父親是糧長，兒子也會是糧長。張從叔的長子張繼在國子監，現在任職助教，自然不可能回去繼承糧長的位置；次子張賡理所當然可以代替行使糧長職責。

所以張賡出事，糧長首當其沖也要問罪；那在國子監當助教的張繼自然也要被質疑，輕者趕出國子監，重者說不定也要入獄問罪。

果然不過三兩天的時候，就有官差衙役上門，開始抄點張繼的宅院了。李氏不愧是南京大家族出身的女人，在張賡被捉走的那一天，就讓張帶著王氏他們出去，另尋地方住——說是為免牽連。

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又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算是知曉了，道理果然是顛撲不破的道理。她們自顧不暇，自己的禍事也沒有解決的辦法，更是幫不了別人的忙。

南京五月正是梅子時節，陰雨連天，張幾個奔波找尋暫時的住處，俱都生了病，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住宅——幸而有好心人提醒，說天禧寺有客舍可借住，專門救濟無家可歸之人，張去問，果然如此，只需每日抄經書千字虔心供于佛前，便可抵借住之資。

張他們感恩戴德，有紙筆張自然抄錄地快，一天千余字對她來說不是問題，她的字跡端正秀麗，謬處也很少，寺里專門抄經的僧人看了也說很好。

但是佛經并不能讓張內心的火山平息，反而愈來愈有爆發的趨向——她每天要去應天府衙門跑兩趟，上午是詢問自己的案子，下午是打聽張賡的案子。因為府衙官吏是上下午輪值的，這些天跑下來，幾乎每個典吏都把她認熟了。

張賡的案子判決很快下來，萬幸應天府辦案確實算得上公正，給他定的罪名是“脅從”，是上級逼迫脅從，而不是主動科斂攤派；首惡伏誅，脅從罪減二等，籍沒家產，判流放云南。

一想到糧長七八十歲的人了，去了云南恐怕就回還不了，張心如刀割，恨不能以身代之。這也是她第一次發出了不甘的聲音，為什么周王府可以隨意魚肉百姓，為什么官大一級就可以逼迫手下人替他辦事，這一切的不公平，究竟是為什么！

終于有一日，她看到了中都皇覺寺編纂的新經一部，這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佛經，而是對曾經在那里出家過的皇上的歌功頌德的書。她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看了不下十遍，她看到皇帝小時候，見了官吏為非作歹欺壓百姓，十分痛惡，當了皇帝之后就嚴格對待官吏，給他們最微薄的俸祿，給他們最少的假期，卻讓他們干最重的活，帶著枷鎖審案子，一不留心就殺一批不合心意的，而且刑罰還特別殘酷，車裂，五馬分尸，剝皮填草，用這樣恐怖的酷刑每年處死數萬官員，殺雞宰羊一般大刀闊斧的處理官僚集團。

為什么朱元璋能這樣——因為他處在權力的中心；他就是權力，有著合法合理名正言順的生殺大權，誰也不能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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