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六章南北
第一百三十六章南北
作者：驚年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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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楚江夏，牛蛙村。
鄉下的生活就是雞犬之聲相聞，楊寓早上自發地醒了，比村里兩只大公雞打鳴還要早，這就是他這么多年養成的習慣了，小時候他娘陳氏就屢屢用涼水潑他的臉，把他喚醒了，讀《大學》給她聽。
如今他起來，嘴巴一張，似乎還要脫口而出“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這樣的句子，這可是他五歲的時候就背得滾瓜爛熟的。于是等他整束了衣冠，才想起來今兒是不用去書堂里教書了，便又將頭上的平定巾取下來，執了掃帚將屋子整個清掃了一遍，又把艾草點著來煙熏床腳，不一會兒就有各種各樣的蟲子從縫隙里掉落出來，倉皇而逃，這便是荊楚之地不好的地方了，蟲子太多，晚上也睡得不怎么踏實。
熏艾的時候又聽見門被“咚咚”敲響了，一個吸溜著鼻涕的孩童跑了進來，還提著一竹筐的棗兒和麩皮饃饃，楊寓看到他來，便捉著他的小辮兒，單獨給他輔導了半個時辰，才放了他毀去了。
如今的楊寓早已是父母雙亡，孤身一人漂泊在湖、湘間，客居江夏最久，在鄉村私塾做老師，江夏這地方地小民窮，十幾個村子也沒出什么讀書人，楊寓來了這里，就受了頂禮。
每個學生入學時候交束脩，也沒有統一的價格，甚至也不用一次**清，如果覺得先生教得不好，可以隨時走人，楊寓是根據每個學生交的束脩的多寡，來決定自己教授的學問的深淺罷了。就像里正家里的小孩，他既然能出多一倍的束脩，楊寓便不像教其他孩子一般，只讓讀生書——不講大義，他須得對這個孩子每讀一字，講一字；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
這孩童出去了不久，他的門便又一次被敲響了——這一次，楊寓親自過去開了門。他仿佛知道敲門的人是誰，口氣驚訝，眼中卻沒有半分驚訝，事實上，他確實從敲門的聲音里，聽出了來人是誰。
因為孩童和成人高度不同，在門上敲出的聲音也是不同的，蓋因他家大門從門栓以上，里頭有兩個指頭粗細的木蟲，早都將一片都腐蝕空了。另一個楊寓聽出的就是這個人并不是一般莊稼人，因為莊稼人的手往往很有力氣，每次敲他的門的時候，總有一種這大門很快要垮塌的感覺。
果然來人是個長衫的讀書人了，名喚蔣鐸，他并不是江夏這地方的，而是安陸的舉人，之前楊寓在安陸也寓居了一段日子，由是認識，頗有點惺惺相惜之感。
“士奇兄，”蔣鐸作了長揖，眼中露出熱切的光芒來：“別來無恙啊？”
“好個徵麟，”楊寓拍了拍他的肩膀，也笑道：“來了也不說一聲，山路難走，你是一路走過來的嗎？”
兩人進了院子里，蔣鐸先一眼看到屋檐下頭掛著的風干肉，不由得打趣道：“沒想到兩個月不見，士奇兄已經娶了夫人了！嫂夫人果真是賢惠，知道我要來，掃灑庭除，還連肉都備好了！如此盛情，豈能推拒！”
楊寓無奈苦笑道：“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哪里得賢妻為我操持！都是左鄰右舍相幫，才不至于狼藉困頓。”
這話說得沒錯，楊寓今年三十一歲了，依然沒有娶親，像這樣歲數沒有家室的人也少見了，問起來只說是回老家去有一門親，其實并沒有，只不過是楊寓自己不想成親，他一個人單著就有單著的好處，最起碼等官府過來拿他的時候，沒有那拖家帶口的麻煩，也沒有后顧之憂。
所以對面的蔣鐸根本不知道，此時的楊寓竟是個逃犯。
具體來說是這樣的，楊寓雖然一直沒有功名，但是因為書教得好，他先在縣里做了一個訓導。訓導是個主管教育的小官，只是整天在衙門里混日子，籌備縣學這個教育計劃。只是這樣混日子的生活沒有維持多久，因為楊士奇竟然在工作中丟失了學印。
丟失衙門印章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因為不光有可能要坐牢，甚至在嚴刑峻法的當下，還有可能丟命。于是楊士奇二話不說，他直接就棄官逃跑了。
溜之大吉的好處就是，這事兒上報上去，縣里給出的解釋是：楊士奇是個臨時工。之后逃犯楊士奇流浪江湖，他這個所謂逃犯是應該要畫引號的，因為縣衙也不會費時費力來追捕他，說得難聽一點，他連被追捕的價值都不具備。
所以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往返湖湘之間，到處給私塾打工養活自己，值得欣慰的是，長年漂泊生活沒有讓他變成二混子，在教書之余，他繼續努力讀書，學術水平已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能和蔣鐸這樣已經考中了舉人書生在一起切磋經史，而且不落下風。
“所以士奇兄你是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蔣鐸看見院子三四處地方，都堆滿了經史：“以兄長的水平，中進士也是如掌中觀，如何連秀才也不應呢！”
楊寓自己說是連考了兩次縣學不中，是以出來游學，蔣鐸也信了，殊不知他是不能回去參考，科舉就是這樣，只能回原籍考試，一回去怕是要被捉了，抵償他丟失學印之罪。
“還是說你吧，”楊寓打量他，笑道：“剛剛中了舉人，感覺如何？”
也就是在今年的鄉試之中，蔣鐸脫穎而出，成了安陸這窮地方近五十年來的第二個舉人，第一個還要追溯到元朝至正年間去了，這可是無上的榮光，連楊寓隔著這么遠都聽聞了。
“別提了，”蔣鐸愁眉苦臉起來：“說是慰勞，根本沒有停歇，一連喝了二十三天的酒，喝的我當真是‘胃勞’了！”
楊寓微微一笑，道：“那可是鹿鳴宴，州府長官都親來主持，你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瞧蔣鐸半是痛苦半是喜悅的樣子，楊寓又道：“去年我便同你說，讓你早早考了鄉試，你只不聽，拖到今年來考，考中了卻只得白白等三年，實在可惜。”
當時楊士奇認為蔣鐸經義已經讀通了，勸他早早考了鄉試，若是中了，便能一舉參加會試，雖然有很大的風險，但是自來富貴險中求，一旦成功，便是年少登科，風光無限了；即算是不中，也能增加經驗。蔣鐸到底不像楊寓是個外表沉穩、內心敢搏的人，要不然當年丟了學印之后，就會選擇寫個萬字悔過書，然后自首被抓進牢里，坐牢時還要時刻反省自己了，蔣鐸到底還是求穩的。
“今年沒有參加會試是對了，”誰知蔣鐸一下子興奮起來：“南北分了榜，鬧得好大，也死了好些人，總算是壓下去了。”
說著憤憤道：“北方這些傖老！自己卷子做得不好，取不中，就要鬧事！你聽說了嗎，就連黃榜最末一名也比北方傖老第一名高出許多呢！自古開科取士，以文章定優劣，以成績排名次，以卷取人，而不是以地取人，到了國朝，怎么就棄之不用了呢！”
他說著更加激動起來，“皇上不問清白，大肆誅戮，南榜貢士全部罷黜，還將南榜狀元以行賄的罪名處死，我就不知道了，這行的是什么賄，難道這狀元、榜眼、探花的名次，不是皇上親自定下的嗎！”
刑部查案的時候，將主考劉三吾和侍講張信嚴刑拷打，得出一份六百多人的科考舞弊證詞，皇帝難道不知道這是冤案——雖說這五十一名貢士是劉三吾取的，但是前三名乃是皇帝親自閱卷而定的，有沒有才華，皇帝難道不清楚？
“皇上自然知道這是冤案，”楊士奇道：“最后定罪的時候，沒有提舞弊這兩個字，而是以謀反的罪名開殺。”
皇帝下詔指斥本次科舉的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紀善、白信三人為“藍玉余黨”，認定劉三吾為“反賊”，結果涉案諸官員皆到嚴懲，劉三吾被發配西北。曾質疑劉三吾的張信更慘，皇帝說他是“胡惟庸黨”，落了個凌遲處死的下場。其余諸人也被發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們在復核試卷后，開列出的中榜名單上有北方士子。
“皇上的意思其實很明白，”楊士奇道：“早在復查案子的時候，就說得清清楚楚，‘于落第試卷中每人再各閱十卷，增錄北方人入仕’，皇上沒有讓他們去看南榜取人是否公正，皇上最是知道北人在制藝上，和南人根本無法同日而語，圣意是趕快增補北人上榜，矮子里面拔將軍，拔也要拔出來幾個，好平息北人的怨氣。只是這十來個主審里，只有兩人體悟到了皇上的心思，其他人卻揪著考生的水平來看，說所錄取之人皆是憑才學錄取，無任何問題。皇上自然要發怒。”
這個案子早已不是簡單的科考舞弊案，已經上升到了朝中南人北人的矛盾激化的高度了，因為劉三吾取南人五十一名，導致北方舉子大嘩，群情激奮的考生，將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隨后又到禮部示威。街頭巷尾貼滿了指責主考官偏袒同鄉，必有隱情的傳單，把個南京城弄得一團糟。單如此也就算了，舉子再鬧也鬧不出什么來，只是因為他們高呼地域歧視，勾起了朝中北人的不平之心，數十名給事中聯名參奏劉三吾，而這群給事中，大都都是北方人。而誣告張信的御史，則是河南人——河南雖然地處中原，但是依舊被視為北方，重要的是，這一次錄取榜中，也無一個河南人。
為什么兩次審查，中榜的一律都是南人，因為經過唐朝的安史之亂，和南宋定都臨安，幾百年人才轉移，北方經濟文化已經遠不如南方，何況北方經歷遼、金、元幾百年統治，對漢族已有了離心感，元亡之后很多人寧愿西遷北逃也不愿投靠大明，好不容易北方參加科考了，用科舉制度收伏北方士子之心是當務之急。
再一個是因為南方的學校制度完善，府學、州學、縣學都建立起來了，而北方仍有兵災，自然沒有普及教育，而國朝科考的實際制定者，其實是劉伯溫和宋濂，這二人皆為南人，制定的考試規則自然更適于南人。所以以上種種，都是南北榜案的深層原因，若僅以文章的好壞錄取士子，勢必造成地區間極大的差異，一些落后地區的士子永無出頭之日，會影響落后地區的發展及政局的穩定。作為皇帝，把握的是全局，考慮的是穩定，只有采取人為平衡的辦法，才能平息北方知識分子的不平，安撫北方舉子之心，這其實這是政治需要。
以上楊寓看得清楚，只不過口上只說：“皇上覺得，北方人厚重少文，都是老實秀才，南人聰明狡黠，盡都是不實之輩。”
說起來無非是地域歧視，這一點在宋朝的時候就鬧得沸沸揚揚，宋太祖有一句名言“南人不得為相”，宋初歷史，太祖太宗兩朝，近四十年的時間里面，的確沒有南人位列宰輔，可見不是空穴來風。直到宋仁宗的時候，他意識到人分南北的錄取方式的確造成人才流失，于是就取消了南北差異化的政策，所以熙寧年間，以王安石為代表的很多名臣名相，例如章敦、曾布、呂惠卿，包括三蘇涌現出來。
歷史上說歐陽修提攜后輩很有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說這件事，因為歐陽修南人出身，主張唯才是舉，所以提攜了很多南人，當然這事打破了北人的如意算盤，招致了許多北人的攻訐，其中就包括司馬光，司馬光就主張按各路人口比例招生。到神宗年間，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借由王安石變法來了一次總爆發，因為王安石變法的骨干分子差不多都是南人，北人在這個問題上基本喪失了話語權，最終讓司馬光說出了那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視言論之一：“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
所以到現在，朝中依然有南人“狡險、輕易”的看法，甚至皇帝雖然出身濠州，卻不以南人自居，正所謂“殺盡南蠻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是也，對江南豪強的手段也是十分酷烈，前后遷徙了數十萬江南豪族填實京師，又借著科考案，罷黜南方舉子，重新登記了富民籍冊。
“聽說今年以后的會試，南北方的學子要按照其所處的地域進行排名，分別錄取出貢生后，再統一參加殿試。”蔣鐸道：“這是傳言，但是看皇帝的意思，未嘗不會定下來。”
楊士奇看了一眼憤憤不平的蔣鐸，知道他心里所想。因為如果按照這個方式選士，北人會搶奪走本應屬于南人的名額，論才學，北人遠不如南人，但是因為政策的原因，卻能撈到這樣的好處。他笑了一下：“徵麟，你可知道為何自從洪武五年的壬子科之后，直到洪武十八年才開了乙丑科？這當中十三年的時間，為何不開科取士呢？”
見蔣鐸搖頭，楊士奇便道：“皇上曾說過，‘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觀其文辭，亦若可用，及試之，不能措諸行事。朕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
從古至今的考試，都有一個問題，會出現一大批為了考試而考試的人。東南教育文化發達、社會安穩，給了一批不諳世事、埋頭科考的讀書人土壤，這些“學霸”、“考霸”即使考中了進士，一旦要踏入官場，涉及實操，就會出現很多問題。皇帝覺得科舉考試選拔的進士文采可觀，但是在實務上，簡直是狗屁不通，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讓科舉暫停了十三年。
北方人不擅長考試，但并不意味著北方人不擅長從政。楊士奇雖然出身江西，隸屬南方，但是想法卻和皇帝一樣：“你我雖俱生南方，然而我游學多地，只見南人性飾浮華，雖精于理儒，卻流于空談，有才華，多輕浮也。以我來看，長大之器，俱出北方。如果科舉是為個給國家選拔治國理政的人才，那么選拔實務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試成績的需要，有才之人，不一定能有才于官也。”
蔣鐸便上下眼打量他，笑道：“可有點酸了！士奇兄，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怎地？”
楊士奇也笑了，似乎并不否認。他已知道自己是斷不能參加科舉了，萬幸國朝一切草創，并不如宋朝時候那般重視科舉正途，皇帝似乎更是喜歡學校和薦舉人才。他既然斷了科舉之路，只能另辟蹊徑。
此時選舉之法，大略有四種——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
學校就是國子監，此時監生是非常吃香的人才，一畢業就有官做，而且國子監的生員廣泛，有多重途徑進入國子監讀書，比如說洪武十七年年定：府、州、縣學每年分別推薦一名優秀學生到國子監讀書，被推薦的學生叫貢生，貢生進入國子監后叫監生，這一類的監生叫貢監。即算是貢監，楊士奇也沒有資格，因為要縣里審核，他如何能通得過縣里的審核呢？
這一條途徑封死了，且看下一條，科目。科目就是科舉，這個查得更嚴格了，楊士奇也沒有辦法參加。于是就剩下薦舉和銓選之路。
銓選是什么，是針對已經做官的人的考察和考滿，能通過的自然升遷有望，不通過的降職為民。京官六年一察，即為京察；外官三年一察，稱為外察。這里面有一個補充，稱為保舉，是負責考察的人對考察成績優異的人的推薦，有權保舉他們勝任更高的職位。但是，保舉之法最大的問題就是和吏部用人權限發生沖突，所以這個保舉，并不能成大氣候。
楊士奇剛開始做的那個縣衙訓導，若是能蒙州府的學正考察通過，便能走銓選的道路，升任縣教諭或者州訓導，這也是楊士奇給自己選擇的升遷之途。只是后來，丟了學印，一切就都休矣。
那只剩最后一條了，薦舉。
薦舉就是推薦人才來職官，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皇帝多次下詔求賢，而詔書中“賢才”的標準也非常低——“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
就像郭傳此人，原是會稽寺廟里的一個和尚，因為被宋濂薦舉，居然升任湖廣布政司參政。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為皇帝甚至罷了十三年科考，但憑舉薦來選士。每年被推舉做官的多的時候有三千七百人，少的時候也有兩千人。由平民驟登高位者，都有四五十人，何況一步步升上來的人。
所以皇帝在選用人才上，只看重德行才學，不計出身，不論何人，只要有真才實學，便能量才任用。看樣子這一條道路并不難走，然而這其中有兩樣事情，是必須要有的。
第一樣便是貨真價實的才學或者品行。
這東西是基礎啊，你若沒有這兩樣東西中的一樣，便就是個普通人了，哪里行高于眾，哪里能叫人看見你的不一般呢？至于后一者，品行德行，其實是需要做出來的，最大的無非“孝”，你若是個大孝子，鄰里盡職，縣官查訪人才，自然會將你的名字通報上去。只是楊士奇父母雙亡，哪里去做的這樣的名聲出來呢？
這就和東漢時候的舉孝廉一樣了，在沒有科舉的情形下，“推薦”成為知識分子達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薦的標準，主要在于道德行為。在強烈的競爭下，必須有突破性的聲譽，才能引起有推薦權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聲譽，那需要出奇制勝。所以每個知識分子，都兢兢業業，追求突破記錄的至善孝行。
楊士奇既然不能凸顯品行，便要從才學上入手，這便是他發奮讀書，尤其是經史書籍的原因，畢竟在這個連看倉庫的小官都要通過舉薦來任職的時候，舉薦這條路，其實并不難走。
只要你滿足第二個要求，認識一個手中有舉薦之權的人。
這樣的人不是沒有，想他二十歲在章貢琴江書院教書時，與當地縣令邵子鏡友誼甚篤。如果蒙他舉薦，也能入仕，只是邵子鏡已然過世。
這不代表他沒有其他認識的官員了。楊士奇在寓居漢陽的時候，與漢陽知縣王叔英相識，王叔英對他頗為稱嘆，認為他是“佐才也”。楊士奇已經下定決心，今年秋分之后，便要去漢陽教書，就是為了得到這個人的舉薦。
那么王叔英又是何許人呢，他曾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一并受到皇帝征召，這四個人里，楊大中徒有虛名碌碌無為，葉見泰如今任職刑部，為刑部主事，而林右則任王府教授、中書舍人，方孝孺名滿天下，皇帝是要將之留給太孫的。而王叔英卻在那個時候，推辭了任命，回到家中直到洪武二十年的時候，被旁人舉薦為仙居訓導，遷漢陽知縣。
王叔英和林右、方孝孺乃是至交，這一點，就已經不得了了，何況林右如今輔導太孫，而方孝孺這個人，更是被皇帝親口說了這么一句話：“今非用孝孺時。”
如今不是用方孝孺的時候，那么皇帝是決意要將之留給太孫用了，此人前途廣大，本是遙不可及的人，但是現在卻可以因為王叔英的關系攀上這條登天梯，這也許就是楊士奇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機會了，他不可能不抓住。
楊士奇耳邊便響起王叔英和他高談闊論的時候說過的話：“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民于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
明君良臣相逢，風云際會，千載一時。碰到這樣的君上，不問也就罷了，問我，我就知無不言，因為我知道，只要我說了，他一定能用我的話——為人臣子，誰不希望碰到這樣的君上，有如張子房之遇漢高一般，言聽計從？
他也聽過王叔英對太孫的評價，認為這就是將來的明主，能讓他“言則必能盡用”的人，也許吧。只是他楊士奇的明主，又在何方呢？按說這天下，本就一主，如今是皇帝，將來是太孫，他也認定了自己將來侍奉的人，就是那一個了，只是為什么，他依然感到命運的迷惘？
楊士奇已經無數次在心中分析了他的前途。得到舉薦難嗎？不難。王叔英可以即時舉薦他做官，只是這官職，也是漢陽縣里的小官吏罷了，因為王叔英自己的官職，也不過是個小小的縣令。可是這種情況會發生改變，而且一旦改變，就是驚天徹地的改變，因為王叔英和方孝孺的名字，都在太孫的任用名冊之上。
他想到這一天來臨的時候，說句難聽的，尿脬都覺得發脹。
人活在這世上，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他低下去、伏下去了十多年了，就算是湖水中的蝦米，也該等到了潮頭了。一看命，二看運，他楊士奇的命，只在他楊士奇的手上握著，誰也看不透，誰也奪不走，而他的時運，也會在天地革新的那一刻同力到來。
“士奇兄，士奇兄！”蔣鐸嘰嘰呱呱說了半天卻得不到回應，不由得用手推了推眼前這個有如泥塑般做了許久的人：“我同你說話呢，十三名御史，三十四名給事中聯名參奏劉三吾，這可是眾議洶洶，迫于輿情——”
“眾議洶洶，非為公怒，乃為私怨也。”楊士奇道：“皇上廣開言路，這是好事，只是皇上給了給事中超乎尋常的權力，不論何人皆能彈劾，且以一言而罪人，禍及其家，無乃太過乎？”
給事中這個官職，古已有之，只是都不如國朝被賦予的權力那么大，皇帝置給事中，掌侍從、諫諍、補闕、拾遺、審核、封駁詔旨，駁正百司所上奏章，監察六部諸司，彈劾百官，與御史互為補充。另負責記錄編纂詔旨題奏，監督諸司執行情況；鄉試充考試官，會試充同考官，殿試充受卷官；冊封宗室、諸藩或告諭外國時，充正、副使；受理冤訟等。
正所謂品卑而權重，而且楊寓已經明顯看到了給事中在大明今后的朝政之中獨特的地位，只因國朝之前的言官、察官乃是截然兩途，給事中職司諫諍規誨、封駁制敕，而國朝雖然也沿襲舊名，只是卻多了“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已經是侵占了御史的職權，而同樣皇帝設給事中五十多人，已經遠超唐宋，這就是皇帝生性多疑，擔心各部蒙蔽不法，所以廣增員額以應監察需要。
最可怕的是，唐宋時候，給事中隸于門下省，國朝卻自成衙門，無所統屬，直通天子，可直訴御前，為近侍之官，權力頗盛——而在品秩上面，唐朝的給事中為五品，宋朝為四品，國朝僅為七品，皇帝的心思就是，讓這群人品秩低微，所以愛惜自身至輕，而權力之大，無敢不言，如此便能無顧慮地盡心任事，達到“以小制大，上下相維”的目的。
就拿前不久一件事情來說，刑部尚書、太子賓客楊靖被賜死，此人乃是洪武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試戶部右侍郎。次年遷戶部左侍郎，二十二年二月遷戶部尚書，頗受皇帝信任。只因時有鄉人坐事系獄，家人擊登聞鼓狀訴，楊靖為其改誹謗草，增飾浮詞，便被給事中彈劾。皇帝本來念其才，留中不問。而這幫給事中彈劾不已，皇帝乃下詔賜死于家。
在楊士奇看來，給事中若無強制，必要流毒于天下矣！
給事中若有強勢的皇帝掌控，且能暫且無虞；三代之后，只恐這洶涌的言路，已經無制。因為本朝沒有丞相，等到皇帝彈壓不住的時候，便無人能控制。指望六部嗎，給事中本來就是監察六部百官的，哪里又能控制的住呢！
楊士奇只是憂心，他并沒有想到很快有一個為皇帝草擬詔令的秘書機構會逐漸異軍突起，取代丞相而成為實際意義上宰執天下的中樞。
他現在想到的是，給事中操控言論，將來就黨同伐異，因為這個職位地位特殊，所以若有甘陵南北部之爭，給事中必將出于前沿，成為各黨煽風點火之首要。別看現在似乎在皇帝的壓迫下，并沒有“黨”的存在，但楊士奇非常清楚，“黨”這個東西，只要有官員的存在，黨就會存在。
從漢朝的黨錮之禍，到唐朝的牛李黨爭，再到宋朝的新黨舊黨，哪怕看看仁宗時期發動慶歷新政的一群人，自稱“君子朋而不黨”，卻依舊被視為“君子黨”，遭到了仁宗的猜忌。
那么國朝呢，南北榜一出來，就叫楊士奇看到了一種很不妙的情形——同榜的考生，地域之間的親疏尤其明顯，那么同榜考生拉幫結派，也會漸漸形成常態。先是分為南方、北方，再往后恐怕會更加細分，兩廣出身的進士，和江浙、荊襄之地出身的，自然也不相同。那么這會形成什么，以同鄉而劃黨派。
等到彼時，那才是真正要完的時候了。
楊士奇這樣想著，又微微嘆了口氣。
而蔣鐸早已經站起來，他的目光被桌角上的玩具吸引了。“這是什么？”蔣鐸拿起一張畫著花花綠綠板格的圖紙，驚奇地問道。
“這是升官圖，”楊士奇道：“蒙童在學堂里玩這東西，叫我瞧見，給沒收了。”
蔣鐸好奇地打量著圖紙，又顛了顛骰子，道：“升官圖，現在仕宦之心，已成常態了嗎？士奇兄，你教我怎么玩。”
蔣鐸家里管束地嚴格，而且也有家族的學堂，并沒有接觸外來已經普及的游戲，這在其他地方，就連三四歲的小孩也會玩。
“這個東西，還是不要玩了。”楊士奇便微笑了一下，“這其實是個賭具，有賭注的。”
蔣鐸一聽更是大感興趣，道：“小賭怡情，大賭傷身嘛！士奇兄，你便教我玩，只押紋銀一兩如何？”
楊士奇依然是這個溫和的笑容，叫人看不出他其實一步步引人上鉤：“好吧，鄉村無他事，偷得浮生半日閑。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他拿起這個竹骨做的骰子，捏在手里，德字朝上，輕輕一擲。
心里卻忽然想起來很多年前見過的一個小小的人兒，瞪著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看著自己，就叫他將這個不傳之秘告訴了出去。算一算年紀，這個小女娃也該是嫁人了，而永城這個地方，他也是很久都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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