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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福宮。

宋徽宗正在閱讀《大學章句疏義》，嘉王趙楷在旁邊坐著，蔡京亦被皇帝賜座。

而王黼、李邦彥、梁師成等人，則靜靜站于周圍。

梁師成造海船的任務已完成，前陣子回京復命。宋徽宗本想讓他駕船出海尋仙，梁師成直接裝病不起。

皇帝知其害怕，也懶得拆穿，改派別的心腹太監，率領道士、禁軍、童男童女前往杭州登船。

十多分鐘就把書看完了，宋徽宗問道：“有何不對之處？”

蔡京說道：“此洛學也，頗多二程之言，譬如格物致知。”

宋徽宗卻說：“格物致知，乃孔夫子遺言，怎成了二程說法？”

蔡京說道：“我朝儒士，對此眾說紛紜。便連二程也有分歧，朱銘的格物致知，分明是引自程頤。”

蔡京不僅帶來了《大學章句疏義》，還帶來一本《道用策》。

宋徽宗不置可否，轉而閱讀《道用策》。數學、農學、物理等內容，他全部跳過不看，只讀書中的理論文章，半個小時不到便已讀完。

讀著讀著，宋徽宗就笑起來：“這個朱銘做學問，就像煮雜粥一般，他不止引用洛學，還引用了許多新學。洛學為本，新學為用，能揉在一起也算難得。”

宋徽宗可不止會搞藝術，他本身是有儒學根基的，居然能一眼看穿朱銘的底細。

事實上，除了王安石故意牽強附會、歪曲經義的部分，新學和洛學在學術上并沒有太大沖突。

就拿格物致知來說，新學和洛學是大致相通的。

分歧當然也有，就連程顥、程頤兄弟之間都互有分歧。

王安石的格物理論，反而更接近程頤。

程頤認為，格物有外物和性分的區別。

外物，即人對事物現象的固有認識。比如看到冰就知道是寒冷的，看到父子就聯想到孝順。（事物的表象特征。）

性分，即事物現象所蘊含的深層次道理。比如冰是水受到陰氣影響所化，陰氣郁積所以很寒冷。孩子孝順父親，有更多人倫道理等等。（事物的內在規律。）

程頤的觀點是，格萬物而窮萬理，萬理相通是大道。更注重理論總結。

王安石雖然沒有明說，但也在格萬物而窮萬理，只是各種道理沒有串聯起來。更注重實踐效果。

程頤還對此進行吐槽，大概意思是說：“王安石年輕時牛逼轟轟說自己能格物窮理而歸一，后來做學問卻自我否定，晚年的學術成果更是支離破碎。”

朱銘啟發陳淵撰寫的《格物論》，既注重理論總結，又注重實踐效果，等于把程頤和王安石相結合。

所以，宋徽宗說朱銘在熬雜粥，洛學取一點，新學取一點，扔在鍋里一起煮。

蔡京坐在椅子上沒動，右手抬了抬。

蔡攸立即捧出別的罪證，正是朱銘在金州州學的講學內容摘抄。

宋徽宗仔細看完，臉色終于變得不悅。

王安石注有《禮記要義》、《禮記發明》兩本書，朝廷推廣的是前者，蔡京故意雪藏后者。因為后者多有“妄言”，好些觀點極為激進，甚至可以稱得上忤逆。

宋徽宗沒讀過《禮記發明》，即便讀過，看了朱銘的講學內容也會生氣。

因為王安石再忤逆，也不敢直接說出來，只是啟發讀者去想。類似戳破了窗戶紙，讓讀者可以窺探。

朱銘則明明白白講出來，等于一腳踹開大門。

“好個君贈無祿之臣曰獻，好大的膽子！”宋徽宗是被觸到逆鱗了。

他瘋狂推崇道教和道家，除了自己確實喜歡之外，更是要構建自己的法統權威。

他承認朱銘講得有道理，且《禮記》的本義，多半就是朱銘講的那樣。但是，絕對不能說出來，更不能講給士子們聽！

正因為講得有道理，宋徽宗才確信是朱銘講的，并非蔡京父子胡亂誣陷。

按照傳統的注解，那句話給出了花石綱的合理性。即無祿之臣，有好東西也該獻給君主，官員百姓進獻花石綱是應該的。

而朱銘把經義解釋一改，花石綱就背離了仁政，官員進獻花石綱就成了殘民！

蔡攸默不作聲，把朱銘的幾首詩詞獻上。

配合著講學內容，再看朱銘的后續三首詩詞，宋徽宗瞬間明白是啥意思。他欽點的探花郎，他重用提拔的臣子，居然寫詩暗諷自己，把他比喻成晚年昏聵的齊桓公，甚至使用“在床尸”這種詞句。

寫給李師師那首詞，還在暗示繼續亂政，大宋有可能會亡國。

“朕是在床尸啊！”宋徽宗已經怒極。

嘉王趙楷已經看完《大學章句疏義》，此刻正在讀《道用策》。他雖然天資聰慧但對洛學不了解，實在看不明白其中關竅。

干脆不讀了，從皇帝手里接過講學摘抄內容。

掃視幾行文字，趙楷義憤填膺道：“臣贈君曰獻，君贈臣怎能是獻？此人目無君上，該當重重責罰！”

宋徽宗對隨侍太監說：“擬旨，禁毀《大學章句疏義》、《道用策》，膽敢私藏、傳播此二書者，終身不得參與科舉。已有官身者，降官貶職。金州知州朱銘……”

李邦彥等人屏氣凝神，等著聽皇帝發落。

朱銘是文官，而且是朝官，宋室優待士人，不能一桿子將朝官打死。

特別是以言獲罪者，在處罰的時候要留有余地。

思慮許久，宋徽宗說道：“金州知州朱銘，特降六官，貶為知縣！”

特降六官，朱銘的寄祿官就降為承務郎，從朝官變成最低級的京官。

好歹還保住了京官的官身，沒有直接變成選人。

蔡攸心情愉悅的離開皇宮，中途派人去找吏部侍郎孟揆。

皇帝只說把朱銘貶為知縣，卻沒有講明貶到哪里。而且，朱國祥并未受牽連，朱銘還有起復的機會，得弄個好地方讓朱銘待著。

傍晚，孟揆到蔡攸府上拜見。

孟揆是《東京夢華錄》作者孟元老的親大哥，再過兩年還會主持修建艮岳。

他爹孟昌齡，是蔡京的得力干將。

孟昌齡雖屬奸黨，卻也是一個能臣。其建造永久性浮橋，解決了東京黃河兩岸，漲水期的商旅來往問題。另外還督建了幾條運河——雖然都是為了收稅和運送花石綱，但確實也方便了交通。

孟揆問道：“尋個偏遠小縣如何？”

蔡攸說道：“最好是又窮又偏，還容易生事的小縣。”

孟揆計上心來，笑道：“可為黎州漢源知縣。”

“著啊！”

蔡攸拍手大贊：“君堪大用也！”

黎州屬于上州，并非戶口有很多，而是邊疆戰略位置重要。

但是，黎州僅有一縣，即漢源縣。下縣，很窮。

黎州境內，漢人不足3000戶，約16000人左右。又有熟夷3000戶，約18000人左右。

剩下的全是生夷，總數三四十萬人。

生夷部落，動輒互相攻打，甚至跑來劫掠漢民。

也即是說，朱銘去了之后，屬于附郭知縣。整個州就那一個縣他啥事兒都不能做主。漢人和熟夷加起來就三四萬，卻要面對周邊三四十萬生夷。

油水都是知州的，跟朱銘沒半毛錢關系，出了事情卻要共同擔責。

蔡攸說道：“李道沖辦事得力，給他尋個好差遣，我擇日便讓人舉薦。”

對于朱銘的處罰，很快就傳遍京城。

之所以傳得那么快，純粹是因為學禁。

“道用”之學被斥為禁學，《道用策》、《大學章句疏義》被列為禁書。

這種事情，已經十多年不曾發生，上次出現還是禁止洛學和蜀學。

太惹眼了！

朝廷絕大多數官員，東京絕大多數士子，正是因為朝廷的禁令，才知道還有什么道用之學。

所有的讀書人，都感覺不可思議。

這名不見經傳的道用學，居然能夠引起皇帝重視，居然能夠獲得與洛學、蜀學同等的待遇。

于是，官員和士子們互相打聽，道用學究竟是啥玩意兒。

蔡京還派遣差役，到太學里面搜書，接連搜出好幾本手抄《道用策》。順便搜出一些洛學、蜀學書籍……

不禁還好，禁了等于給朱銘揚名。

待風頭稍過，《道用策》首先就在太學里面加速傳播。

好多太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偷偷閱讀洛學、蜀學、道用學書籍。朝廷禁什么，他們就看什么，主打一個刺激。

甚至有人求購《大學章句疏義》，想知道里面究竟寫了什么東西。

正好，朱銘寄了一本給陳東。

南郊，太學新校區。

陳東已經升為太學上舍生，他去朱探花石炭鋪取了包裹，當場打開發現居然是禁書。欣喜之余，又不敢聲張，揣在懷里悄悄拿回學校。

上舍生待遇不同，宿舍都升級為兩人間。

“應道，快看這是何物！”陳東獻寶似的拿出來。

王俊義瞥了一眼封面，驚喜道：“大學章句……”

“小聲些！”陳東連忙提醒。

王俊義家住會稽（紹興），是王羲之的第三十世嫡孫，族譜詳細做不得假。他后來有個堂侄叫王佐，是朱熹的同榜狀元。

王俊義在學校學習新學，私底下卻是洛學弟子。

兩人關好門窗，湊到一起閱讀，越讀越是興奮。

王俊義說：“朱金州真乃當世大儒也！”

陳東憤憤道：“可惜不為奸黨所容，陛下真是昏聵糊涂了！”

王俊義說道：“此書一出，可傳萬世，三綱八目乃天下儒生之準繩也。”

“須得讓更多人看到。”陳東說。

王俊義想出個法子：“你我用左手抄錄，裝訂之后，丟棄到太學各處。”

陳東說：“我知有兩位學錄、一位教授，他們也私下修習洛學，可丟棄此書到他們房前。”

王俊義說：“上舍還有一些同窗，他們也在讀禁書，亦可塞入其寢舍。”

二人不但自己用左手抄錄，還在裝訂成書后，于扉頁寫了一行字：“此真道學也請閣下謄抄傳播。”

越來越多學生加入抄寫行列，只用了一個月時間，《大學章句疏義》就從上舍傳播到內舍，甚至在外舍也有零星出現。

還有不嫌事兒大的，在太學的大門、茅房、墻壁上寫字：三綱者，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八目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圣賢大道，君子之繩，不可不察。

禁書的傳播速度，遠遠快于正常書籍。

到秋末之時，就連朝堂官員，都已經接觸到《大學章句疏義》。

有學生不甘寂寞，抄錄書籍之后，專挑名聲還算好的官員，偷摸跑去其宅第，猛地扔到圍墻內。又或者把書扔在門外，敲門之后立即開溜。

朝廷禁朝廷的，大家看大家的。

半年時間不到，東京的讀書人談論學問，張口三綱八目，閉口修齊治平。

在士子口中，朱銘不再叫朱探花、朱學正，而是喚作朱金州、朱大學。

一些京朝官給親友寫信，也會主動推薦《大學章句疏義》，說這本書可以批判閱讀，最好讓族中晚輩也去批判一下。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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