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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諸位尚書對變法‘變不變’沒有疑惑，那么最后一個話題，則是變法‘怎么變’。”道衍平靜開口道。
在場沒有傻子，當然明白道衍這句話里“怎么變”的含義，絕不是對《變法八策疏》的內容進行調整，而是在問，從何處、何時、何事著手變法。
這無疑是一個頗為令人頭痛的事情。
懾于朱棣的強硬態度，一開始以蹇義為代表的部分尚書們，不得不將問題引導到變法的關隘之處，也就是“能否扶持出新的階層”上面。
以此，作為委婉表達不贊同觀點的一面擋箭牌。
但隨著道衍掏出了姜星火的那封《哲學通信：異化、新貴族與大明未來社會各階層精神分析》，已經完滿地對此做出了解釋，為更化變法提供了打碎這面擋箭牌的關鍵武器。
但保守，或者說代表著士紳階層利益的部分尚書們，依舊在竭盡全力地、用盡自己的所有廟堂智慧，來通過各種有可能的疑難問題，給更化變法的決策造成一些阻礙。
雖然他們都很清楚，在永樂帝的強勢面前，這只不過是他們表達態度卻又徒勞無功的努力罷了。
事實上，之所以道衍如此果斷地出手。
就是認準了敵我力量對比，在此時對己方是最有優勢的。
而道衍做出這個判斷的原因，也很簡單。
便是姜圣曾經說過的那句話。
“因為大明不可能永遠重復開國和靖難，但卻必須重復每三年一次的科舉。”
眼下靖難之役剛剛結束幾個月，正是潛在的更化派力量最為強大的階段。
這里所謂潛在的更化派，其一，指的便是有意于通過更化在廣袤的海外讓子孫后代持續獲得軍功的勛貴階層。
對于軍功的渴望，不僅僅局限于靖難新貴。
靖難新貴們，肯定是不希望以后無仗可打的，因為還有那么多的侯伯等著當公爵呢，又有那么多的中高級軍官等著封爵進入貴族階層呢。
但除了靖難新貴，在靖難之役中一敗涂地的以洪武開國勛貴為主體的南軍將領，也同樣渴望通過獲取新的戰功來重新崛起。
難道李景隆、徐輝祖、平安、盛庸等等南軍將領，就甘心一輩子背著敗軍之將的名頭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再打一次靖難不可能，如果真要征伐漠北，恐怕也輪不到他們撈功勞，而出海作戰，便是他們另一片新天地了。
其二，則是廣大的北方中小地主階層出身的北地文官。
這里可能會有一處疑惑，那便是為什么是“中小地主”？根由便在于，北方，尤其是幽云地區，數百年間先后歷經遼、金、元三朝，漢人地主階層固然是異族借以統治該地區的主力，但地主階層的延續性卻非常差，因為漢人地主只要做大，就會被異族政權當做重點防范對象，予以打壓。
除此之外，異族向來有跑馬圈地的習慣，不論是契丹人還是女真人亦或是蒙古人，都在北方劃分占據了大量的田地，輪不到給漢人地主留下多大的田地。
但與此對應的是，北方的中小地主，延續性卻非常好.異族必須借由這些地方勢力統治基層，而這些地方勢力又偏偏無力對異族造成威脅，所以異族常常采取類似于“包稅制”的寬松政策對待北方的中小地主。
而北地文官，與南方士紳階層出身的文官，雖然在屬性上都是地主，但不論是利益取向、價值認同、文化導向，都是截然不同的。
靖難時期，燕軍賴以維系占領區統治的，恰恰是以北方中小地主階層出身的北地文官為核心，組成的官僚系統。
而有著從龍之功的北地文官，理所當然地有與之匹配的廟堂訴求。
燕王沒當皇帝的時候，我們進不去朝廷核心，朝廷就是“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燕王當了皇帝，總不能到了最后還是你們南方士紳階層出身的文官，當尚書、侍郎吧？
那我們不是白跟著燕王造反了？
正是因為更化可以獲得這兩個階層的支持，所以，道衍絕不打算繼續拖延了，必須要在姜圣講完最后一節課出獄以前，給未來更化大明的路，提前鋪好。
“老臣以為，更化變法，絕不能一下子把攤子鋪開。”
幾位尚書簡單交換了一下眼神后，“天官”蹇義率先說道。
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的朱棣，并沒有窮追猛打，試圖把更化變法之事直接敲定，而是把握了國策會議張弛有度的節奏，示意蹇義繼續發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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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只是“怎么變”的問題，雖然也很重要，但絕沒有剛才那般劍拔弩張的氣氛了。
蹇義沉吟了剎那，捻須緩緩道：“大宋跟大明不是一回事，宋神宗也跟陛下完全無法相提并論，如果大明決意變法圖強，那第一點，就是要慢下來，不能重蹈王安石變法的覆轍。”
“這里老臣便是要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大明更化變法，最應汲取的，就是距離最近的王安石變法的教訓王安石，太急了。”
聞言，不管對更化變法是內心支持還是廟堂投機，夏原吉、鄭賜、李至剛三人，也紛紛頷首表示同意。
大明要搞更化變法，北宋的王安石變法就是繞不過去的坎！
因為這是距離大明時間最近，借鑒意義也最大的一次全國性變法！
所以，謹慎地從王安石變法中找到隱藏的大坑，避免大明一腳踩進去，是大明做出變法決策最重要的一環。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王安石只能依靠皇帝的信任來推行變法，而皇帝的信任又是有保質期的。
年輕的皇帝如果遲遲見不到變法的成效，再加上反對派對變法的不間斷攻訐，很快就會立場動搖。
反對派不需要證明自己正確，因為上百年來都是如此。而王安石必須證明自己正確，而且要在短時間內就證明。
王安石正是知道這一點，所以所有的更化措施，都務求雷厲風行，需要立竿見影地看到成效。
什么最立竿見影？
當然是國庫里的錢！
所以“變法”就成了壓指標，官員為了完成指標，就讓百姓強制向官府借青苗錢，還不上就賣兒鬻女，免役錢則成了另一份額外收的常賦。
而如果官員體恤百姓不肯這么做，面臨的就是完不成王安石壓下來的指標，丟官罷職滾蛋了事。
所以很多士大夫，譬如蘇軾，在看到了變法在基層的走樣后，也對王安石變法產生了抵觸之情蘇軾當然知道大宋該變法，可不該是這么變得。
“我大明當然要汲取王安石變法的這個教訓。”朱棣擰眉道：“可王安石便不知道變法急功近利，最后也是失敗嗎？”
“知道。”
道衍不欲在王安石變法這個能扯上三天三夜的話題里繼續計較，他要的是今天就在大明帝國的最高決策層，把推行更化變法這件事定下來。
因此，道衍只是簡略答道。
“宋神宗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
“王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
簡簡單單地兩句話，卻忽地讓站在皇帝身后聽著的朱高煦心底生寒。
朱高煦心頭暗道：“怪不得俺這陣子偷偷補讀史書，看到王安石死后幾百年名聲都不好，史書里都說北宋亡于王安石變法，其人明知民間因變法而產生疾苦，卻置若罔聞，只為自己變法成功真可謂是上失信于君，中失助于臣，下失仁于民。”
朱高煦再想到同樣有意于改變世界的姜先生，心頭不由地嘆道。
“俺聽三弟說，父皇有意拜姜先生為國師，王安石雖然被宋神宗稱為‘師臣’，可同樣是師，與姜先生比起來，別的暫且不論，光是仁心為民這一處，就差的遠了。”
朱棣不曉得身后自家的傻兒子經過姜星火的調教，已非吳下阿蒙。
朱棣只是抬頭問蹇義道：“那依蹇卿看來，大明更化變法，要怎么慢下來？”
蹇義看著神情嚴峻的皇帝，當然明白，在皇帝的立場，是希望更化能馬上取得實效的。
不說越快越好到什么一百天一百條詔書的程度，也得說，一年兩載下來，就能看到大明國力的增強。
但事實上，以眼下大明的基層控制能力和通訊條件，一年兩載，可能把所有政令傳達到位、搭好施政組織架構、做好因地制宜都很困難。
而蹇義能直接這么告訴皇帝，更化變法要以十年、二十年為單位計算，才能扎扎實實地取得成效嗎？
不能。
因為這種話一出口，不管是否是他估計的未來真實情況，皇帝都會認為，蹇義是在以另一種方法，反對更化變法的推行。
所以，蹇義沉默幾息，只能說道：“老臣所說的慢下來，便是如在東郊大祀壇試驗化肥成效一般，總該有一處或幾處試驗田，先培育出新的品種，看看是否水土不服，看看是否長勢良好，再推而廣之的。”
而蹇義沒看到的是，聽到他這句話一說出口，皇帝的眼眸中，便閃過了一絲得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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