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人來說，一九八一年中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就是打擊“投機倒把”。

為了提高國有企業的存活生命力，政府方面是雙管齊下，一方面從政令上面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限制了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經營范圍，設立嚴格的準入制度，另一方面，則是從生產資料方面設置門檻，提高中小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其競爭力。

年初的時候，鋼材提價百分之一百三十，煤炭提價百分之五百，各種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均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的提升。

生產成本的急劇拉升，頓時將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提升了數倍，這對于大多數剛剛發展不到兩年時光的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無異于是雪上加霜，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另外一個重大措施，就是對暴利行業征收高額稅收，不僅是新增，而且還要追加。

這時候開始創業的許多后來成為福布斯中國排行榜上的富豪們，都遇到了一生當中最為困難的時期，生產成本急劇上升，同時還有許多原先簽訂的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就是根據上級的規定，國營企業不能再購買鄉鎮企業或私營企業的產品。

最直接的一條，就是限制鄉鎮企業在本地一定范圍內發展，嚴格控制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控制農村人口進城打工，以避免本來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業壓力很大的城市受到農村人口的“騷擾”。

這些措施直接導致了很多在近兩年內開辦的小企業的發展陷入了泥潭，停滯或者直接倒閉完事。

果然，沒過多久，經濟調查小組的人就再次來到了春光燦爛養豬場。

“你們要老實交代你們的問題，我們的政策是一貫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調查組的負責人很嚴肅地對三兄弟說道。

什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恐怕是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吧！兄弟三個早有定計，對于調查小組的人嗯啊應付，就是不說一句肯定的話，弄的對方大為光火。

“你們這么做是沒用的，好好配合政府工作才是唯一的出路，既然沒做虧心事，就不怕鬼叫門。”調查組的人員看到三兄弟油鹽不進，便如此說道。

王老三卻是有點兒語言藝術，不冷不熱地回了一句，“盡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

調查組的人聽了，一肚子話立刻被噎了回去。

這還不算完，調查組的人在村子里面還沒有呆上半個小時，就有大批的村民把養豬場給圍堵起來了。

養豬場用的是農民工，而且數量不少，直接給村子解決了富余勞動力的問題，因此村子里面的很多人都是靠著養豬場富裕起來的，此時聽說調查組想要動養豬場，大家立刻不干了。

村子里面的老頭子們拎著棍子來質問清查組，“我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挨餓的時候你們怎么不來？”

還有些在養豬場工作的小伙子也來轟炸，“我們打光棍多年，剛找上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媳婦要是找不上你們得負責！”

清查組頓時陷入了不堪其擾的人民戰爭，最后在養豬場實在呆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收兵了事，由于沒有拿到任何關于養豬場的負面材料，此事只得作罷。

就這么扯著，轉眼春節就過去了。

可是這次清查運動的風頭反而是愈演愈烈了，磐石市里的空氣還是非常凝重，到處掛著“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行為”的橫幅，已經有三四年沒有響過的大喇叭又轟轟地叫了起來，每天都有口吻很強硬的社論之類的在播出。

市里面經營五金交電的小門市部都接到了稅務部門的通知，今后的營業稅要上調，從前些年的0.35連補帶罰增加到6，如果有問題不上報，被查出后再追罰兩倍。

這一招可是夠狠的，很多人都懵了，兩年來日夜操勞賺的一點兒辛苦錢，可能連稅款都不夠補繳的，這生意看來是做不下去了。

至于那些被認定為“投機倒把，干擾經濟領域正常秩序”的倒霉鬼們，則更是苦不堪言，有些人直接就被關了起來，判了五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非法收入沒收一空。

有一個經營規模比較大的店主，被稅務部門限定不得外出，結果他卷了五百斤糧票、兩千元現金和各種證件，連妻子也沒有告別一聲就倉皇地逃出了磐石市，可惜全國的公安系統都已經行動起來了，不到一周的時間，他就在鄰省落網，被押送回來，磐石市還專門為他們這些“投機倒把分子”們開了一個公審大會，他被五花大綁押上臺，接受群眾的批斗和唾罵，然后被宣布判刑四年。

無獨有偶，在這場持續了一年多的經濟領域斗爭中，作為個體工商戶最集中的溫州市，更是出現了所謂的“八大王事件”，一九八二年初，中央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以“投機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場經濟風頭浪尖上的人。

在個私經濟發源地溫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以及電器大王鄭元忠等幾人被列為重要打擊對象。此被稱為“八大王事件”。

事實上，“八大王事件”僅僅是這次經濟整肅運動的冰山一角。到一九八二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判刑3萬人，追繳款項3.2億元。在“八大王事件”發生后的兩年多時間里，溫州和浙江的腳步緩慢了許多。經濟整肅讓私營經濟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緩了它的成長勢頭，特別是先發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承受的沖擊和壓力最為明顯。

“八大王事件”并非偶然，國家動用政府機器，對民間力量突破舊體制的“急先鋒”們做出遏制，明顯有著超出經濟以外的意味。

直到三年之后，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溫州經濟搞活無望”。他組織聯合調查組，對全部案卷進行復查，被捕的幾個人才被取保候審，或無罪釋放，而后恢復名譽，歸還已經被沒收的財產。

只是此時早已經是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了。

整整一年當中，范無病都保持著非常低調的生活方式，或者養養豬，或者種種花兒，或者去服裝廠指點一下，給武陟小機提供一兩個天才的想法，獲取相應的回報，總而言之，這一年過得實在是郁悶。

好在，改革開放實在是大勢所趨，這種郁悶也不會太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