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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胖子前腳離開，鄧夏后腳便至京城。

鄧夏是來送信的，一路跟隨遞送公文的官差。雖然也可以讓官差捎信，但沈有容放心不下，讓鄧夏務必親自走一趟。

除了沈有容的家信，還有令孤許等士子的信件。

另外，白崇彥、閔子順的家人，也委托鄧夏把書信帶來。

朱國祥將老婆的信看完，說道：“炒茶技術泄露了，去年冬天，一個鄭家茶工被人灌酒，把炒茶的大致流程傳出。今春便有人制作炒茶，那茶工驚恐之余，干脆舉家逃去興元府，投靠了另一個大茶園主。”

“遲早的事。”朱銘說道。

北宋末年的奴仆都是雇傭制，奴仆的子女擁有自由身。

世仆當然也存在，屬于合同到期，卻主動留下來，終身服侍主人家。這些世仆的子女，也可以叫家生奴，但同樣擁有自由身。

相較于龐大的奴仆群體，世仆和家生奴是很少的。他們一般都是心腹，留在主人身邊聽候使喚，又或者被派去店鋪、作坊做管理者，不可能去做底層制茶工人。

所以宋代的革新技術，如果接觸的人過多，是很難進行保密的，因為工匠的流動性太強。

這么說吧，福建那邊的御茶園，經常耗費大力氣研究新茶。往往頭一年研究出來，第二年就遭泄密，私茶質量反而超過御茶。

專利保護什么的，肯定沒有。

就算有，也無法實施，太依賴執法力度了。

宋代只有書籍版權保護法案，不管是自己寫的新書，還是重新校對的老書，都可以送到衙門進行審核，通過審核就能獲得版權保護。

印刷之時，有專門的版權頁，用大字注明這本書不可盜印。

盜版商若被證實其違法行為，最高判罰是抄家！

但這種版權保護，頂多能在本州縣起作用，地方官府很難跨境執法。

朱國祥說：“洋州的底層百姓，依舊在喝更便宜的散茶。上流社會階層，還保留著喝高級團茶的習慣，只經常用炒茶來招待客人。炒茶的主要客戶，是城市中產和官府訂單，如果炒茶產量過多，本地市場很容易飽和。”

朱銘說道：“肯定沒有飽和，市場都沒有完全開發出來，只是短時間內供大于求而已。大明村和鄭家，想要把炒茶賣完，必須通過走私途徑。”

也可以走茶馬司的正規途徑，但有三個難處：

一是川峽四路的茶葉，只能賣去邊疆換馬，就算是民間商賈販運，也必須運到熙河路都大茶馬司。

二是合法賣茶，稅收太重，利潤并不高。

三是那些少數民族，還沒有喝炒茶的習慣，就算運過去也不一定有市場。

朱國祥說：“張廣道打算跟鄭家合伙走私，有容剛開始表示反對，后來被眾人說服了，因為想搞走私的不止張廣道。而且，大家也不覺得走私有啥錯，整個洋州三縣，不參與走私的茶園、茶商早破產了。”

即便是走儻駱道，也是要交稅的。

駱谷出口有個收稅站，可以輕松買通稅吏，以普通貨物報關，以此逃避高額茶稅。

朱國祥又說：“大明村的人口，已經超過1700人。下白村的漢江對岸，那些散居農戶主動要求，連人帶地集體并入大明村，以尋求大明村的保護，逃脫官府的苛捐雜稅。”

朱銘笑道：“這等于我們的地盤，直接擴大了五分之一。”

朱國祥把書信扔進爐子里燒掉：“在孟昭、余善微夫妻的建議下，有容把村子劃定為三個里。原有的黑風寨附近土地為第一里，廢茶山到江邊客棧為第二里，靠近漢江的河谷地帶到下白村對岸為第三里。”

“我這后媽，是個能做事的。”朱銘給予高度評價。

朱國祥搖頭說：“肯定是余善微出的主意，那個女人不簡單啊。”

朱銘問道：“縣衙什么反應？”

朱國祥說道：“向知縣升遷了，新來的知縣叫龐瑞。此人做了好幾年州學校長，估計是窮瘋了，一上任就往死里撈錢。簡直連臉都不要，打著為朝廷征集糧餉的幌子，一口氣增加好幾種苛捐。下白村對岸的零散農戶，就是受不了這個，才帶著土地集體投靠大明村。”

“主簿張肅是什么反應？”朱銘又問。

朱國祥忍不住好笑：“張主簿和白二郎聯手，抗拒這種胡亂收稅的行為。但張主簿是真心抗拒，想緩解百姓的負擔。白二郎和手下那幫胥吏，卻是一邊抗拒，一邊趁機撈錢。”

“張主簿不容易啊，”朱銘生出感慨，同時又幸災樂禍，“上有貪官，下有污吏，他夾在中間肯定難受，估計是沒有心思去管大明村了。”

朱國祥欣慰道：“縣衙官吏，斗得越兇越好，大明村才更容易埋頭發展。新來的龐知縣，主動向大明村示好，估計是想巴結我們兩個。他在任期間，完全不用擔心外部壓力。”

“村學怎樣了？”朱銘問道。

“去年全村大豐收，”朱國祥笑得很開心，“好多村民把孩子送來讀書，學生已經有五十幾個，其中四個還是女孩子。孟昭正在聯絡舊時同窗，也是一個落第士子，想把那人也拉來大明村做老師。”

五十幾個學生，就算只有一半，年齡在十歲左右。等五六年之后，也能培養出二三十個識字少年，而且還都是會數學的，這將是起兵之初的官吏班底。

更何況，隨著村民更加富裕，學生數量會越來越多。

真的就叫“富裕”，能吃飽穿暖，再存下幾個余糧，他們就覺得日子過得很富。

書信已在爐中化為灰燼，朱國祥臉上笑容不散：“就連嚴大婆都在出主意，去年村里有了更多余錢，嚴大婆建議添置六頭耕牛。村里雇人專門養牛，農忙時低價出租給村民耕地。村民也可以進獻牛草，所獻牛草達到一定數量，就能免費耕半畝地。”

朱銘說道：“只要給一個安定環境，百姓的主觀能動性就能發揮。而且，農民更知道農民需要什么，嚴大婆種了一輩子地，她就曉得農民迫切需要耕牛。村里原有的耕牛，數量完全不夠用。”

朱銘把洋州士子的書信看完，提筆逐一回信。

又將反復修改補充的陳淵書稿，交給鄧夏說：“此書暫名《道用策》，拿回去交給令孤許。讓他不要藏私，愿學此術的士子，皆可傳抄出去推而廣之。”

寫完書信，朱銘又去拜訪陳淵。

“先生，明日的官船，我要去濮州上任了，”朱銘問道，“先生有何打算？”

陳淵說：“《道用策》已經編撰完畢，這半年來，又向令尊學習了微積分。微積分玄奧無比，我暫時只能領略皮毛，恐怕得用二十年時間去鉆研。東京這里，我雖收了上百個弟子，但難以忍受此地的風氣。”

難以忍受的是學術風氣，為了不被官方刁難，陳淵刪除了很多違背新學的言論。

整個徽宗朝，學術控制最嚴格的地方，一個是開封，一個是洛陽，這兩座城市都不適合傳播新思想。

陳淵感覺自己是戴著鐐銬在跳舞，憋了一年多，實在受夠了：“等天氣涼快些，入秋之后，我也會離開東京。先去兩浙看望恩師，順便講學兩月，然后就回福建。”

“先生今后便在福建路傳播學問嗎？”朱銘問道。

陳淵點頭說：“回到家鄉，建一書院，專門傳授道用之學。而且我離家數載，是該回去跟妻兒團聚了。”

朱銘拿出價值三百貫的銀子：“先生請收下。”

這三百貫，一半是歸還借款，當初開煤炭鋪找陳淵借了些。剩下一半，是朱銘資助陳淵的回鄉路費。

陳淵也不推辭，欣然收下，提醒道：“你外放出去，便安心為政，務必要造福百姓。至于當今這位官家，越來越荒唐了，是不可能勸諫的。你還年輕，多多積累資歷，等著好生輔佐新君吧。”

大部分蔡京的反對者，目前都只能選擇蟄伏，押注在那位皇太子身上。

他們對于皇帝的態度，基本就是：大號廢了，練小號吧。

陳淵很看好朱銘，以宋徽宗天天嗑藥的不良習慣，頂多還能再活一二十年。到時候，朱銘也才三十多歲，已經積累了豐厚的資歷，正好可以輔佐新君做國之重臣。

陳淵依舊不承認王安石的王號：“王荊公變法，本意是好的，但用人不善，且太過急躁。你今后若要變法，當引以為戒。”

雖然很多人反對王安石變法，但到了徽宗朝，面對一大堆爛攤子，變法已經成了天下共識。

有志之士，都想著變法，但不是像蔡京那樣變。

有歷史學者，總結過蔡京的變法核心思路：將地方之利，盡收于中央。再把中央之利，盡收于皇室。

于是，各地官府沒錢，中央財政匱乏，宋徽宗卻有大量錢財可以揮霍。

而地方官府沒錢，只能加倍盤剝，靠收苛捐雜稅過日子。

“先生珍重，告辭！”朱銘起身離開。

陳淵送他出門，然后回到房里，繼續研究微積分。

翌日，朱銘坐上官船，經廣濟河前往濮州。

同船還有個王杰，也是去赴任的，而且還是朱銘的鄰居——興仁知府，府治在濟陰縣。

朱銘任職的濮州，州治在鄄城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