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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州學，大榕樹下。

今天是朱銘在金州的最后一次講學，且根據朝廷的禁令，所講內容與《大學章句疏義》、《道用策》無關。

官吏、士子、百姓，到場者六百余人，就連廊下都人擠人。

如果聲量稍小，外圍者根本聽不清。

“今日無所講，諸君有何疑惑，可盡管當場提出，”朱銘高聲說道，“鄙人年幼，學問不精，或有偏頗，望諸君海涵。”

錄事參軍宋寧，今天是故意來找茬的，率先發問：“閣下釋《大學》所講，人之初生，性無善惡，此非佛家之言乎？”

朱銘玩味一笑：“君與蔡相一般，所習非新學也。”

宋寧表情有些尷尬，隨即低頭裝死。

兩人的交流很扯淡，宋寧一上來就找茬，朱銘一開口就扣帽子。

洛學才講性善，新學是沒有善惡的。

王安石對于人性的闡述，經歷了性善論、性善惡混論、性無善惡論三個階段。

由于“性無善惡”經常被攻擊為佛家言論，蔡京并未推廣王安石此書，有些刻意的將王安石性命說掩藏。

但根本掩藏不了，儒生好談性命，就是從王安石開始的。

朱銘突然指著天空，又指著自己的胸膛：“性，太極也！善惡，陰陽也！太極之初，無論陰陽，人性之初，無論善惡。陰陽分，，天地造。善惡分，人性立！”

此言一出瞬間轟動。

因為解得太巧妙了，就連宋寧都愕然，張根更是拍手叫好。

朱銘又說：“太極必在陰陽未判之先，真性必在善惡未分之際。便是君子，心中就有善無惡嗎？或許我不是君子吧，我所行者盡量為善，但心中亦常有惡念。看到財貨，我也想占為己有，只不過克制自己而已。諸君，你們心中有過惡念嗎？”

有人微笑，有人低頭，沒人反對，沒人狡辯。

朱銘說道：“所以舒王（王安石）說，人有性情之分。性是無善無惡的，情是有善有惡的。我卻認為，無善無惡的性，只存在于人性之初，就如太極只存在于陰陽未分之時。”

“人之在世，情之所發，必有善惡，且善惡雜之。君子心中亦有惡，小人心中亦有善。善之情主導人性，則為君子；惡之情主導人性，則為小人。”

“所以君子慎獨，時刻自省。心中有惡，卻能行善，此慎獨使然。慎獨者，誠意正心是也。”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四句何解？心，性也。意，情也。無非誠意正心，格物致知。”

“如果始終不生惡念，以本性而做善事，能做到這樣的是圣人。心有惡念，慣行善事，這么做的是好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為善去惡，無限趨近于本性而行善舉，這樣的人可以稱為君子。”

“哪天不用刻意區分善惡了，可稱‘知天命’。天命之謂性也。”

“哪天能夠隨心所欲以行善，可稱‘知道’。率性之謂道也。”

“以道而存身此修道之謂教也！”

這段話，是朱銘對王陽明的理解，還引用了明末的學術思想。

同時，也在串聯新學與洛學，將新學與洛學的性命論合而為一，但在理論上更偏向王安石。

朱銘依舊在煮雜粥，但煮得挑不出錯來，比當下任何一個學派都更完善。

既然講了性命論自然而然要談到中庸。

司理參軍黃珪問道：“朱先生怎么看待高明與中庸？”

朱銘毫不掩飾地回答：“舒王的道理并無不妥，但不能割裂高明與中庸。只是稍顯支離割裂，此二者本為一體，就似內圣外王不能分開來說。”

內圣外王，本來是講君主治理國家。

從王安石開始，闡述為中庸之道，變成君子修身處世之法。

即“極高明處而道中庸”，高明是內圣，是用于立身處己的，中庸是外王，是用來待人處世的。

這個觀點被洛學所攻擊，認為王安石割裂中庸之道。

程頤罵了王安石很久，但估計晚年也想通了，把自己注解的《中庸》直接焚毀。

呂大臨注解了《中庸》，謊稱是程頤所作。

陳淵的老師楊時最初是王安石的弟子，后來轉為學習二程。楊時撿起呂大臨的著作，瘋狂批判王安石的中庸是墮入佛家。

更有意思的是，朱熹身為楊時的徒子徒孫，卻說楊時才是墮入佛家，又說王安石雖稍顯割裂卻無大問題。

朱熹集大成的理學，不僅傳承洛學，還帶著許多新學影子。因為他的師祖楊時，本身就做過新學弟子，本身就帶著大量新學思想。

楊時為了與新學撇清關系，偶爾會雞蛋里挑骨頭，朱熹卻非常平和的糾正過來。

支使官吳懋突然說：“先生何不注《中庸》，著一本《中庸章句疏義》？”

“我的學問不行，只能試論之。”朱銘微笑道。

朱熹的《中庸集注》，直接抄就行了，沒有哪里講得不對。

其實《中庸》原文就講得很清楚，君子的中庸是“執中”，小人的中庸是“無忌”。

即君子講中庸，有一套自己的堅持，能始終不偏不倚秉承正理。

而小人講中庸，內心毫無堅持，行事無所顧忌。

孔子就說過，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后世人們理解的中庸，恰好是小人的中庸。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拋棄底線而圓滑處世，還自詡貫徹中庸之道。

一直從上午講到下午，朱銘餓著肚子講，眾人餓得肚子聽。

皇帝禁學禁書，朱銘講別的就是，反正他講的是“新學”。

《中庸》和《大學》經過宋代大儒重新闡釋，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太深遠了，可以說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沒怎么讀過書的中國人，不懂什么中庸、大學之道，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也會向這兩本書靠攏。真正做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甚至是國家施政，也暗合其道理，不自覺的受這兩本書影響。

“諸君，今日講完，有緣再聚，”朱銘朝著眾人拱手，“吾完婚之后，便離開金州。婚禮一切從簡，只請幾桌親友。諸君也莫要贈送貴重禮物，寫首詩詞相贈即可。若我成婚，能湊齊五百首詩詞，也不失為一樁雅事。”

“當為先生作詩以賀！”眾人說道。

朱銘又言：“實在寫不出來，打油詩也可湊數。”

“哈哈哈哈！”

眾人大笑不已，在歡快的氣氛中散去。

朱銘依舊住在州衙內宅，反正新任知州還沒到任。

他用三天時間，把朱熹的《中庸集注》抄下來，只略微增刪少許細節，把明代的一些思想也加進去。

這個版本，以朱熹的理學為主，本身就融合洛學和心學，是宋代中庸之學的集大成版。

同時朱銘又撰寫《性命說》，以王安石的學問為主，又摻雜朱熹的闡述，再加入部分陽明心學，徹底彌合王安石學問的割裂感。這篇文章按照正常發展，就算有人能寫出來，至少也應該出現在明末，它是對前面四百年學說的融匯完善。

特別是“性太極，情陰陽”，完美解構性本論。傳播出去肯定引起爭議，它違背了性善說，但又符合儒家思想。贊同的人肯定很多，反對的人也不會太少，平時探討學術，兩幫人估計能打出了狗腦子來。

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那四句，也被朱銘正式拋出。但被朱銘篡改，“心”改為“性”，“意”改為“情”，其實都是一個道理，說法不同而已，反而更貼合對《中庸》的闡述。

“父親在作文章？”張錦屏端著羹湯進書房。

張根回答：“在讀朱成功的文章，一些感悟順手寫下來。”

張根也不知道自己要在金州待多久，反正閑著也是閑著，不如趁機搞學術研究。

他哪個學派都不是，學問直接承自宋初道學。新學他也學過，洛學他也接觸過，朱銘這套融合各派的理論，張根接受起來毫無違和感。

甚至張根覺得，《大學》、《中庸》就該這么解，那幾派吵來吵去有啥意思？融合各家，取長補短，方為正途。

張根決定撿起這一套，在金州進行發揚完善，他不覺得這是啥道用學問。如果非要弄一個名字，可以稱為金學，或者叫金州學派。

金州的諸多官吏和士子，就是這套金學的基礎。

現在肯定不能迅速發揚光大，但只要皇帝和奸黨沒了，他們就能迅速傳播，成為大宋新一代的學統。

張錦屏站在旁邊看著，忍不住拿起新出爐的《中庸章句疏義》翻閱。

她能夠看懂，也覺得有理，但僅此而已，跟普通士子沒啥區別。

張錦屏更喜歡雜學，家里的濕法煉銅，她就專門去學過。外公家的那些雜書，她也都有涉獵，還喜歡玩表哥發明的七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