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無病一向認為，溫州人的膽子是很大的，所以他始終想不明白，為什么陳榮和霍勝這兩位勇于進取敢為天下先的溫州柳市人，居然從來沒有打過土地的主意，這實在有些令人費解。

不過在他仔細地研究過柳市及附近的地形以后，就有點兒躊躇了。

溫州地形多樣，既有山川、平原，又有海島、湖泊。至于柳市，則是一個背山面海的小鎮子。據說這里很早以前就有許多人在一棵大柳樹下做生意，于是就有了“柳市”這個名字的來歷。柳市全鎮戶籍人口十三萬，人均耕地僅零點四畝，因此柳市人總是被人多地少的重負壓得喘不過氣來。

雖說改革開發之后，柳市人通過開辦小電器工廠漸漸地富了起來，但是土地面積少這個困難卻從來沒有改變過，因此大家對于土地的重視，并不在國內的其他地方之下。

以前的時候，雖然柳市的小企業也很多，但是規模都很小，基本上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廠子，并沒有對于大片土地的需求，基本上自己的場地里面就可以勝任有余了，因此土地的需求矛盾并沒有體現出來。

而現如今，范無病想要通過整合將柳市的資源統一到自己的旗下，當然就需要更大的工業用地，上萬人的低壓電器工廠，至少是需要上千畝土地的，這就有點兒困難了。

不過范無病還是特意跟當地的基層干部們打聽了一下，結果對方一聽到這個問題，立刻將頭搖得跟撥浪鼓一般，連連說作不了主。

即便是大型的國企，想要征地也得先通過溫州市委批準，還需要在省里報備。在這個問題上。至少目前還沒有人敢有所逾矩。

這樣就令雄心勃勃的范無病感覺到有點兒難辦了，沒有地盤兒，自己談何發展？

雖然有心跟上面說一說，看看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考慮到這樣一來可能又會欠了人情，范無病就有點兒躊躇，終于還是決定自己實在解決不了，再去騷擾別人。

“看來這個事情，還是得發動群眾的力量了。”范無病最后很無恥地想出了一個主意。

于是第二天開始。柳市就開始傳出一條小道兒消息來。據說是有國外的大老板想要到柳市來投資。將倒閉了地小企業們收購，整合成一家大型地正規的廠子。目前正在柳市進行實地考察，被他看上的企業，都能夠起死回生。

這樣一來，柳市當地人的積極性立刻就被提起來了。

雖然搞假冒偽劣讓他們倍受打擊，但是如果能夠被外商收購了，以后可就是外資企業了，至少也是一個中外合資企業。那樣的話。還用擔心搞不來正規的生產許可證和產品合格證？有了這兩樣法寶，柳市可就能夠繼續火起來了！

大家對于這件事情的興致都比較高。不僅僅是當地小企業主們，就是村干部們、鄉干部們、鎮子上的干部們都感到非常興奮，最近持續低迷的柳市經濟，似乎是看到了一絲曙光了！

不過沒過多久，又傳出來一條消息，說是人家外商在柳市轉了一圈兒，覺得柳市地地方實在不適合搞大型企業，土地使用面積太小，而且山地較多，需要建設大型工廠所需要地土地休整資金太高，很不合算，而且還有一點比較重要，就是似乎柳市當地政府在土地出讓這一個問題上，非常不配合。

沒有地，還搞什么企業？

大大小小地企業主們和工人們立刻感到出離憤怒了！他們在近兩年的經濟收縮政策下，基本上已經被擠壓地沒有什么生存空間了，好不容易看到這么一個可以脫離困境的機會，卻要因為土地問題被打水漂，任誰的心里面都免不了會有不甘。

于是憤怒的人們立刻就把鎮子上的領導們給圍上了，讓他們一定要考慮到柳市群眾的集體利益，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

鎮子上地干部們也感到束手無策，畢竟土地地審批權力可不在他們手上，而這一次人家要搞的項目又太大，自己解決吧，怕得罪上頭，不批吧，要得罪下面這些村民們，真是風箱里面地老鼠，兩頭受氣。

最后還是有人在某人的授意之下，提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來，就是不通過鎮子，直接由擁有土地的農民們自行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的方案就是，擁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們集體跟企業簽訂土地長期租用協議，通過土地換工作職位的方式進入新廠子，同時鎮子上還可以得到一筆土地出讓補償金，這樣既可以解決了失去土地的農民們沒有生存依靠的問題，鎮子上也可以得到一筆相當可觀的資金。

實際上，柳市的人均耕地相當少，根本養不活個人，因此當這個方案提出來之后，大家都很興奮，只是不知道鎮子上會怎么想，而人家外商老板也未必就會同意這個提議，畢竟這樣一來，投入的資金會更多一些。

鎮子上面雖然非常希望解決這個難題，但是卻不敢私自做主，于是就將這個問題上報到了溫州市委。

溫州市委得到這個消息之后也感到非常撓頭，經過了解之后，才知道了事情發生的具體過程，是因為有外商到了柳市進行考察，希望整合柳市的小企業資源，搞出一個大型的工廠來。

“這事情是好事情，可就是難題令人頭痛。”市委的王書記是一位相當有魄力的中年領導干部，當初八大王事件壓得溫州的工商業抬不起頭來，還是在他的支持下，把八大王放了出來，這樣才會使溫州的經濟重新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然后又經過了這兩年的打假活動之后，溫州地經濟又有點兒一蹶不振地態勢。如今是該到了重振旗鼓的時候了。正好有人送來了這個機會。

“鄧公不是說過嘛，改革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我們的膽子可以大一點兒，試一試總沒有壞處？如果實驗的結果是不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再糾正也不遲嘛！”最后王書記跟市里面的主要領導們都達成了共識。

在范無病到達柳市的地六天，終于有政府方面對人來跟他進行接洽了。

來的是柳市地一個副鎮長，首先對范無病等人地到來表示了歡迎，然后就有點兒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這也難怪，消息中說來者是國外地大老板。誰知道一見之下居然是中國的小男孩。這一來一去。可就天差地別了。

好在副鎮長還是看得出，人家小男孩兒地手底下用的可都是外國人。而且鎮子上最大的兩家廠子，僅有的還在生產的那兩家廠子的老板，此時已經投向了范無病的陣營，看來人家真地是有實力地大老板，否則像陳榮和霍勝這樣的精明人，怎么可能做人家小弟去？

于是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就土地問題展開了一番討論。最后。原則上按照農民自愿地原則對土地進行征用，碰到具體的阻礙。則由鎮子里的干部們上門勸說協助解決。

但是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卻沒有遇到這么阻力，因為柳市這地方，人心其實都不在種地上面，范無病所需要的土地，很快就征集夠了。事實上到了后期，還有不少人主動上門來聯系，看是否能夠把自己的地也征集了，換一個工作崗位？

戴維斯跟陳榮、霍勝等人的整合工作也進行得一帆風順，銷售隊伍基本上已經拉起啦了，足有兩三百人，都是以前跑過全國各地的具有實戰經驗的推銷員們。

因為前一陣子柳市的工商業基本上出于停頓狀態，這些人都在搞別的營生，這次聽說柳市的低壓電器行業要進行重新整合了，又有國外的大老板投入了巨額資金支持產業正規化，頓時都感受到了其中所蘊含的巨大機會，紛紛前來投效，倒是省了戴維斯等人不少精力。

但是事情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還是有人把這個問題給捅出來了。

起因就是浙江大學的一個經濟學教授，家是柳市的，正好回來探親，卻聽說家里人都在張羅著簽土地征用協議來換取工作機會，而且還聽說，土地是被鎮子上征集起來提供給私人辦廠用了。

“這還了得啊？！土地都出讓了，那還是新中國的農民嗎？！”那教授立刻就感到不對勁兒了。

于是這位教授就在當地搞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鎮子上的干部們也在其中主動扮演了幫兇的角色，他就更加憤怒了，連夜就寫了一片稿子，題目就是《誰在掠奪我們的土地？》，通過自己的新聞渠道，直接就刊發在省報上面了。

在這篇不過一千五百字的文章中，教授非常痛心地指出了這個問題，農民失去土地之后，只會淪為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工具，然后又引經據典地羅列了古今中外的各種事例來佐證自己觀念的正確性，最后斷言道，這種出賣土地的行為絕對不是社會主義！

這篇文章發表以后，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

大家的目光，又被吸引到柳市這塊兒不足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來了。

柳市啊柳市，為什么你們就不能夠消停一會兒呢？才經歷了打假風暴之后，還不到一年，現在居然又搞了這么大一個動作出來，你們到底要做什么呢？

出讓土地，不是沒有過的事情，但是規模都很小，或者是有政策引導，比如在深圳特區，出讓土地就是有根據的，因為人家是特區，所以可以享受一些特殊政策。但是柳市是什么呢？不過是一個小鎮子而已，最大的區別就是這個小鎮子曾經出現過上千家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小作坊式企業而已，柳市留給全國人民的印象，無非就是假貨的聚集地，罪惡的集中營而已，此時又搞出這么一件事情來。實在讓人們有些恨得牙根兒癢癢。

主流地媒體也開始就這個問題展開了辯論。有反對地，也有支持，還有冷眼旁觀的，紛紛圍繞這個事件的政治立場進行辯論，事情弄大了。

無論怎樣，這件事情還是傳到了高層的面前。

“這家伙，怎么又搞出事情來了？”某領導撓頭道。

“還真是一個不安生的小伙子。”某領導搖頭道。

不過就這件事情而言，其中所代表的意義是相當重要的，這說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國家的某些政策。在現階段已經阻礙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看來是需要動一動了。

關鍵時刻，某位重要領導在小會上說道。“原本我們是計劃把這個問題放到明年再說比較穩妥一些地，看來現在是有點兒時不我待啊！我看不如這樣，先把柳市作為一個特例，給大家釋放出一個積極地信號來！明年等到具體地政策出臺，大家也就心安了于是在眾人的贊許或者叫罵聲中，范無病所提出地土地換工作崗位的計劃還是順利地頂住了各種壓力，正式上馬了。

最后一共征集到了兩千畝的土地。付出了三千個工作崗位和四千萬人民幣的土地補償款。

實際上。如果再繼續征集土地的話，也是能夠征集到的。但是范無病覺得事情不能搞得太大，否則不好收拾，于是就此打住，令戴維斯等人立刻兌現承諾，將出讓土地的務工人員登記造冊，并將土地補償金立刻支付到柳市鎮地賬戶上。

忙完這一切后，范無病自己也覺得有點兒累。

在政策不完善地情況下，商機雖然是有的，但是所付出地辛苦實在是太大了一些，范無病終于決定，今年就做這一單生意了，再搞什么花樣兒也要等到明年鄧公南巡之后再說了，自己總跳出來當這個出頭鳥兒，實在是太招搖了一些。

估計現在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高層們的話題中間，也就是一個刺頭兒！

事實上，土地出讓的問題，主要還是涉及到了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地位之爭，也就是所謂的籠中鳥與籠外鳥的戰爭。

在整個八十年代中，如何改革開發，如何力保國有企業，國內發生了爭議，在國有企業試點效應遞減這個問題上，當時經濟界出現了兩種應對的聲音。

以當時參與改革總體規劃的經濟學家薛暮橋為代表的推進派認為，放權讓利改革有局限性，主張把改革的重點放到物價管理體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價制度，建立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

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加強集中統一，最后的落腳點是中央集中統一，有人因而提出了“籠子與鳥”的理論，大意是說，企業是一只鳥，不能老是綁著它的翅膀，要讓它自由地飛，但是，國有經濟體系則是一個大籠子，鳥再怎么飛，也不應該飛出這個籠子。

這些論述最終說服了中央決策層，“籠子與鳥”理論統治了整個八十年代的企業改革思路，國有企業的改革成為一場籠子里的變革。

從這一理論出發，來看待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局勢，就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來，國有企業的變革必須在穩定和中央的控制下循序漸進，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

而當務之急，是整治那些不聽指揮、無法控制的私營企業，也就是籠子外的野鳥們，正是它們擾亂了整個經濟局勢。

在各地的媒體和內部報告上幾乎也是一邊兒倒，都是控訴那些計劃外的小工廠如何與規范的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如何擾亂市場秩序，如何讓國有企業蒙受巨大損失的。總而言之，改革搞不好，都是籠子外的野鳥們惹的禍。

柳市的情況，正好成為眾矢之的，如果是正規生產到也罷了，偏偏他們玩的都是假冒偽劣，更加授人以口實，不被打擊才怪！

但是在限制私營企業之后，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國企并沒有因此而好轉，而整體國民經濟則出現了明顯的下滑。

高層們思之再三，終于認識到，國企的問題要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首先就得引入競爭機制，而私營企業，正是一塊兒磨刀石。

但是要發展私營企業，搞活國內經濟，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政策上面松綁，而影響了私營經濟發展的一個最大障礙，自然就是土地的使用。

范無病搞出來的這個事情，恰好讓上層有一個試水的機會，政策的推行，始終是需要有一個實驗品的，各方面的反應都需要看看，而實驗的總體效果，也應該更加具有說服力，使得高層們得以順理成章地推出新政策。

因此，成功地整合了柳市資源的范無病，又一次在有意無意之間成了高層的探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