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9年1月23日，北寧地區延慶縣城，小雨。
延慶縣招待所內，一場由地區行署組織的企業家會議正在進行著，剛剛花車巡游到延慶縣的執委會一把手邵耀光親自主持了會議。
因為大北方鐵路已經通到了延慶縣居庸鄉，基本上全縣已經被這條鐵路貫通，因此給本地的經濟帶來了別樣的活力。北寧地區行署趁熱打鐵，干脆邀請本地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負責人到延慶縣開會，共商未來發展的對策。邵耀光作為現任國家元首，自然責無旁貸地出席了這場會議。
“公允地說，咱們東岸的企業家非常不錯。社會責任感很強，每逢天災時捐款捐物，非常踴躍，也很少因為利潤而死命壓榨工人。”邵耀光一上來就給在座的企業家戴了頂高帽子，表揚了一下企業主們做的一些比較積極的事情。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對這些企業家多么認可。事實上，作為全國最有權勢的十幾個家族的領頭人，他向來對這些出身底層的企業家們非常警惕。按照他的某位幕僚所說的便是：“……僅為財富自身而對財富無止境追求的人是很少的。這個世界的蕓蕓眾生為什么奔波忙碌？是我們的榮譽心在驅使著我們，人們并不以財富為最終目的，而是建立在財富基礎上的社會地位的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意味著能夠獲得優質的生活，在國家和地方層面上發揮自身的影響力，甚至是追逐政治權利。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程度越深入，這個現象就越明顯。”
很簡單，建國者議會的議員們都不是商人，他們的家族也不是什么純粹的商人家族，或者說政治屬性明顯強過商人屬性。他們這些人，通過原東岸公司拆分后產生的形形色色的投資基金、資產管理公司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財富，對于新崛起的商人階層較為警惕，害怕他們分享自己的政治權利，故多年來一直試圖在抵消其影響力，同時開始分化瓦解，使其不成氣候——比如與杰出才俊進行聯姻，比如參股他們創造的公司等等——但總體而言，“老貴族”對“新貴族”的隱隱敵意還是客觀存在著的。
不過，情況雖然是這么個情況，話卻不能這么說。在公開場合，邵耀光還是對他們贊揚有加的，稱贊他們為政府提供稅收，為民眾創造就業，為國家引入金銀，總之是什么好聽說什么，一派和氣融融的模樣。
“在座的諸位有很多都是做鐵路生意的，有的人或者其公司為了更高效、更安全和更舒適的鐵路旅行，在不停地研究著技術，開發著設備，并且手里也握有了不少專利，這很不錯。”邵耀光繼續說道：“我說這些，不是為了二次表揚你們，而是想說一個道理，那就是專業的知識、敏銳的眼光及管理上的創新，是一位好企業家所必須的素質，也是把企業做大做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我希望大家都能朝這個方向努力。”
說實話，邵耀光的這個期望實在有些高了。在東岸共和國，固然有企業家具備上述素質，并把企業經營得很好，成為耀眼的明星，地方政府官員的座上賓。但絕大多數的企業家，天資并不出色，更多靠的是勤奮、耐心和細致，一點一滴地把企業做大。
以鐵路這個行業為例，曾經有人因為發明了高效、可靠的新型鋼質減震器而快速崛起，此君也頗有經營頭腦，很快就成為鐵路系統的獨家供應商，一時間風頭無二，企業也從原來區區七八個人而一躍成為雇傭了三百名工人的大型企業。這種情況，其實就是邵耀光剛才所說的“擁有敏銳的眼光”，發現原本的減震器不夠好，然后還有“專業的知識”，知道該如何進行研發，最后還有“管理上的創新”，通過合伙人制度迅速把企業做大做強。這樣的企業家素質，確實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擬的，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兼而有之。
東岸絕大多數企業家，同樣以鐵路系統為例，絕大多數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服務于事先規定的特定用途，即他們按照客戶的需求生產規格一定的定制商品，說穿了就是供應商。他們滿足于招募工人，將金屬、木材、皮革等原料聚到一起，加工成各種零部件，賺取固定的利潤。創新的部分基本沒有——好吧，如何降低成本，更好地壓榨工人也算管理創新——但這種企業也是存在積極意義的，可以解決就業問題，可以繳納稅收，可以創造財富，雖然不如前者那么光芒四射。
所以說，邵耀光這個要求還是挺高的，那是杰出企業家的要求，而不是普通企業家。但作為國家領導人，對企業家這么要求，其實也無可厚非。希望你們達到這個程度嘛，做不到沒關系，盡量努力就行了。企業，是東岸這個現代社會的重要基石，是財富的主要生產者，是社會關系的重要構建者，其掌舵者自然不能要求太低了。
東岸政府也曾經組織過很多次的企業家培訓，即對各地有代表性的企業的領導人進行摸底調查，然后幫助他們開拓眼界，增加專業知識儲備，對企業管理甚至是接班人的培養提出意見，總之幫助還是很大的。這個時候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出上層對這些底層崛起的企業家的矛盾態度，一方面不希望你搞得太出色，擔心你搞得太好了，分去他們的蛋糕，一方面又擔心你經營得不像話，一直原地打圈圈，沒法做大做強，為國家創造不了更多的財富，總之還是挺精分的。
不過說到這個企業接班人的問題，東岸立國六十年，差不多也到了集中爆發的程度。很多東岸的私人公司，如今已經傳承到了第三代人手上。這些企業往往是祖父輩靠著自己的勤勉與聰明才智創立的，而他們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父親一輩接過了這樣一個相對穩固的企業，以相對更大的雄心壯志開始了新的征程，并且確實把公司的業務推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抱著種種不舍、遺憾、激動等情緒，他們這會也到了退休的年齡，不少人甚至也已經離開了人世。現在，到了第三代接棒了！
第三代從小生活在富得流油的環境中，對單調的企業經營活動倍感厭煩，對田園詩歌般或者紙醉金迷的生活既激動又渴望。他們中的許多人無意進入生意場，或者即便進入了也不會好好經營，給企業造成了一定的危機。
因為已經立國六十年的緣故，東岸工商部最近幾年來已經發現了越來越多的這樣的案例。他們研究了一下，發現大多數這類企業的第三代繼承人選擇把企業委托給經理人團隊來運營，即進行了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最終結果往往都不是很好。因為他們信任的經理往往是核算或財務部門的，而不是從生產車間或銷售部門中提拔出來的，導致企業更加注重短期利潤，長期來看業務是呈萎縮狀態的。
這個情況讓工商部的官員們感覺有些不安，同時那些企業的員工或者當地百姓們也很不安。有些人甚至有些憤怒，因為這些企業在當地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賺錢機器的符號了，它已經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與當地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任何經營狀況的波動都會被傳遞到社會層面——企業，是要講社會責任感的，在為企業主賺取利潤的同時，也要為當地普通百姓謀取利益。
工商部同樣研究了一些第三代交接的成功案例。以國內大名鼎鼎的莫氏家族掌控的海雕鐘表廠、海雕樂器廠、海雕精密儀器廠為例，該企看小說到吞噬tsxsw業的第二代負責人莫興業在自己行將退休之際，一口氣引入了大量內部及外部股東，其中既有內部管理層甚至是員工（如手藝精湛的鐘表匠人、天才的營銷人員等），也有來自下游的渠道商（和人家換股），因為他發現自己的幾個孩子似乎都沒有太多經商方面的天賦，為免企業最終落入工商局破產案卷管理人的手中，最好還是引入一些外部人才，為此哪怕讓出部分企業股權也在所不惜。
這種改制成股份企業，盡可能延續家族利益的行為，說實話還是比較靠譜的，也是最讓所有人感到開心的。因為企業還在那里，沒有倒閉，沒有關門，正常運營，依然在為股東賺取利潤的同時承擔著自己的社會責任，可謂是多贏。
而且，莫興業還為自己家族設置了后門，即掌握在他們家族手中的股份投票權比重較大。這就保證了未來即便他們家族喪失了企業的多數股權，也能令企業的實際控制權掌握在自己手里。雖然他們很可能一般不太行使這種投票權，而是選擇信任合作伙伴，但畢竟保留著后手，萬一未來家族出現了人才呢？
企業，是東岸這樣一個工業化社會的最基礎的組成部分。它的成敗興衰，其實也決定了東岸的成敗興衰，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