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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天后上線】

211天后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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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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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藝城在商業片領域進行了諸多嘗試,并在主流電影市場取得了奇跡般的成功。《最佳拍檔》、《最佳拍檔之女皇密令》、《英雄本色》(電影工作室/新藝城)和《八星報喜》曾相繼打破香港票房紀錄,在競爭激烈的電影文化市場上締造了一系列神話。新藝城的成功絕非偶然。在其締造的神話背后,是一套自成體系、符合時代潮流的市場策略。

1選題策略和類型策略

香港新浪潮電影運動之后,香港獨立制片公司賴以生存的東南亞電影市場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新加坡開始把資金主要投向香港電視連續劇,泰國因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和限制進口配額等原因而讓港片舉步維艱,越南市場則由于政治原因而喪失殆盡。因此,香港獨立制片陷入低谷,藝術性和思想性較強而商業性薄弱的電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香港電影步入了更加商業化、市場競爭更趨白熱化的歷史時期。在如此嚴酷的生態環境下,新藝城采取的最主要的一個選題策略,是密切跟蹤世界影壇的熱門題材,以力保票房贏利。自1962年第一部007電影公映,至1981年,007電影已出品了12部,風靡全球。從1981年起,新藝城就戲仿007電影,推出了《最佳拍檔》系列。

新藝城對世界影壇熱門題材的改編和翻拍,并不是簡單化地將故事發生的空間挪移到香港。再將片中的角色置換為香港人。以《最佳拍檔》為例,該系列沒有停留在對007影片的簡單模仿上,而是從精神內核上對其進行了本土化的改寫。007電影的主角詹姆斯.邦德是被神化了的大英雄,《最佳拍檔》的主角之一卻是相貌滑稽可笑的光頭佬。說著一口土得掉渣的方言(在香港發行的版本中,他說的是潮洲話;在臺灣等地發行的版本中,他講的是山東話)。他與另一位主角金剛機智、滑頭有余,卻絕非勇敢無畏的大英雄。簡言之。《最佳拍檔》以實用主義、機會主義、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人生哲學解構了007電影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和精英主義,表現出濃郁的香港本土文化特色,并初步顯示出這一時期香港電影顛覆一切權威的后現代主義傾向。這一傾向在后來王晶和周星馳等人的電影中被不斷強化,成為90年代前后香港電影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

《最佳拍檔》系列在市場上大獲成功。其后,對世界影壇熱門題材和賣座影片的本土化改編和翻拍,成為新藝城常用的選題策略之一。以《阿郎的故事》為例,該片的靈感就來自一部韓國電影,叫《我最心愛的人》。在翻拍過程中,新藝城特別注重影片與香港乃至亞洲觀眾在價值觀和審美趣味等方面達成契合。這可以稱為香港電影一種行之有效的“拿來主義”。

新藝城不僅對當下世界影壇的熱門題材和賣座影片實行拿來主義。而且善于從世界文化遺產寶庫中尋覓養料。《滑稽時代》學習了卓別林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藝術風格。《最佳拍檔》的劇本從莎士比亞的《馴悍記》中汲取了靈感。《馴悍記》寫一位男子馴服一個悍婦的故事。《最佳拍檔》則包含了光頭佬征服男人婆的一條情節線。《專撬墻腳》是根據莫里哀的名劇《太太學堂》改編的。至于麥嘉。他從意大利的光棍喜劇中獲益良多。

在電影類型上,新藝城主攻喜劇片,在該領域進行了廣泛、深入而多樣化的嘗試。喜劇片在香港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上世紀50年代。鳳凰影業公司就拍攝了一批城市喜劇片。70年代,邵氏公司的《72家房客》和許冠文編導的《鬼馬雙星》、《半斤八兩》等片則進一步掀起了“小市民喜劇”的熱潮。因此。香港在喜劇片領域擁有成熟的創作隊伍、豐富的制作經驗和穩定的觀眾群。新藝城主攻喜劇片,是一種揚長避短的明智策略。

新藝城早期的作品以小人物喜劇為主,例如石天主演的《滑稽時代》和《歡樂神仙窩》等。這些影片近可以上溯至上世紀70年代香港的“小市民喜劇”,遠可以追溯至卓別林的小人物喜劇,都是反映在社會中艱難求生的小人物既可笑又可憐的處境,令觀眾產生“含淚的微笑”。自《鬼馬智多星》起,新藝城嘗試了摩登豪華喜劇,主要人物不再像小人物喜劇中的角色那樣既可笑又可憐,而是艷遇不斷(例如《鬼馬智多星》中的私家偵探“夜來香”),或者雄心勃勃、趾高氣揚地要做一番大事業(例如《鬼馬智多星》中的黑幫頭目卡邦,《最佳拍檔》中敢與意大利黑手黨對抗的金剛和光頭佬)。從1982年起,新藝城又創作了以《小生怕怕》、《靈氣逼人》為代表的鬼怪喜劇,以《開心鬼》、《開心鬼放暑假》為代表的校園喜劇,以及《八星報喜》等家庭喜劇。

香港電影最成熟的另一個類型是動作片。新藝城則將喜劇片與動作片的類型元素進行融合,制作了《鬼馬智多星》和《最佳拍檔》系列等都市動作喜劇,達成了類型意義上的強強聯合。此前,張徹、胡金銓、李小龍、袁和平的武俠片、功夫片和成龍的動作喜劇均不同程度地帶有禁欲主義色彩,女性基本上是花瓶和點綴。或許是受上世紀70年代李翰祥的風月喜劇片頗為賣座的啟發,新藝城在都市動作喜劇中摒棄了禁欲主義,而大量加入談情說愛、爭風吃醋、打情罵俏的情節,以及具有性挑逗意味的畫面。在打斗場面中,新藝城通常并不效仿李小龍式的硬橋硬馬、真打實斗,而是利用電影特技及機關道具來營造大場面,制造視覺奇觀;正面人物雖身手敏捷,會個三拳兩腳,但往往并不是仰仗真功夫,而是依靠高科技的器械取勝,或者憑借智慧甚至小聰明來戰勝敵人,或者以惡作劇的方法整蠱對手,制造笑料,逗樂觀眾。

新藝城也制作了一些悲劇,其中,《搭錯車》、《何必有我》和《阿郎的故事》還讓孫越、鄭則仕和周潤發分別榮獲臺灣金馬獎及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與喜劇片相比,新藝城的悲劇片數量極少。這體現出新藝城在類型策略上保守的一面。

新藝城的選題策略和類型策略建立在對市場的準確判斷之上。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的繁榮,香港青少年的消費能力迅速提高。這導致觀眾的年齡結構趨于低齡化,1425歲的青少年成為電影的消費主體。新藝城敏銳地應對這一變化,大量制作以青少年為目標受眾的影片。適宜青少年觀看的影片,很容易成為合家歡式的電影。所以從70年代后期開始,好萊塢制作了《第三類接觸》、《外星人》等眾多合家歡式的電影。同樣,新藝城也拍攝了《滑稽時代》、《歡樂神仙窩》、《鬼馬智多星》、《最佳拍檔》系列、《小生怕怕》、《開心鬼》系列、《全家福》、《刀馬旦》和《阿郎的故事》等一大批合家歡式的電影。當年,新藝城的合家歡影片《開心鬼》與其他公司出品的《省港旗兵》(表現犯罪和暴力,不適合青少年觀看)同時上映。《省港旗兵》的觀眾往往每人只買一兩張票,而《開心鬼》的觀眾大多一買就是六七張票。結果,《開心鬼》成為當時新藝城盈利最豐厚的一部電影。顯然,合家歡式的影片易于達成市場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新藝城的選題策略和類型策略建立在對市場的準確判斷之上。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的繁榮,香港青少年的消費能力迅速提高。這導致觀眾的年齡結構趨于低齡化,1425歲的青少年成為電影的消費主體。新藝城敏銳地應對這一變化,大量制作以青少年為目標受眾的影片。適宜青少年觀看的影片,很容易成為合家歡式的電影。所以從70年代后期開始,好萊塢制作了《第三類接觸》、《外星人》等眾多合家歡式的電影。同樣,新藝城也拍攝了《滑稽時代》、《歡樂神仙窩》、《鬼馬智多星》、《最佳拍檔》系列、《小生怕怕》、《開心鬼》系列、《全家福》、《刀馬旦》和《阿郎的故事》等一大批合家歡式的電影。當年,新藝城的合家歡影片《開心鬼》與其他公司出品的《省港旗兵》(表現犯罪和暴力,不適合青少年觀看)同時上映。《省港旗兵》的觀眾往往每人只買一兩張票,而《開心鬼》的觀眾大多一買就是六七張票。結果,《開心鬼》成為當時新藝城盈利最豐厚的一部電影。顯然,合家歡式的影片易于達成市場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