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張約齋曾把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每一季，劃分為孟、仲、季三個月。即正月孟春，二月仲春，三月季春。四月孟夏，五月仲夏，六月季夏。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十月孟冬，十一月仲冬，十二月季冬。

在張約齋筆下，每個月都有節日、有活動，如果說正月歲時更新，是節日活動之高峰，還情有可原，可那平平常常的四月孟夏，卻也是活動不斷，好像每天都在節日之中——

初八日亦庵早齋隨詣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斗草芙蓉池賞新荷

蕊珠洞賞荼滿霜亭觀橘花

玉照堂嘗青梅艷香館賞長春花

安閑堂觀紫笑群仙繪幅樓前觀玫瑰

詩禪堂觀盤子山丹餐霞軒賞櫻桃

南湖觀雜花歐渚亭觀五色罌粟花

在史家以往的研究中，一向認為城市的一般市民是無法享受游玩之樂的，只有那些達官貴人才有資格享受節日樂趣，實際出入很大。在宋代城市，最普通的市民都有機會和條件，充分地沐浴在歲時節日的歡樂之中。這是因為宋代的城市，旅游和娛樂的功能愈益顯著。在南宋驛路上的白塔橋商店里，就專門出售一種稱為“地經”，類似今日導游圖性質的朝京里程圖。這個里程圖，以京都臨安為中心，把南宋所屬地區通向臨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以歇腳的涼亭、旅店的位置，標得非常清楚。所以，有人在橋壁題詩說：“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南宋印刷出版了導游圖，說明臨安可游玩處很多。如果將當時描寫這方面城市風貌的文字綜合起來看，那是再清楚不過了：

百亭千樹，林間水濱；花迎野望，煙禁春深；景多妍麗，俗重登臨；潺潺鴻溝，渙渙洧水；帷幕蔽野，軒蓋成陰；暮而忘歸，樂不絕音；高顯宏麗，百美所具；移市景日，傾城賞心；四方異花，于是乎見；百囀好鳥，于是乎聞……

倘若僅僅是在盛夏時分到柳樹成蔭、榆樹成林的汴堤上去游覽一番，就會獲得無限樂趣了，更不要說是到城內香花如繡、鶯啼芳樹的園林去。廣大市民已經善于利用城市優越的游覽玩樂條件，在歲時節日展開自己的賞心樂事之舉——

如宋代城市中較為普遍的春天賞花活動。以洛陽牡丹為例，一到花開時節，洛陽城中無論貴賤都插花，就是挑負擔者也是這樣。花開時，市民便來游賞，甚至在古寺廢宅處為市，并張幄幕，笙歌之聲相聞。最盛的像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一直到牡丹花謝才算結束。

像能開千葉黃花的姚黃牡丹，全城市民必傾城往觀，鄉下老百姓也扶老攜幼，有的不遠千里趕來觀看這種花開盛景。這樣風氣像傳染病一樣，迅速蔓延傳遍了整個宋代的城市。像號稱“小西京”的四川天彭，也是一到牡丹開時，自太守而下，都往花盛處張飲，簾幕車馬，歌吹相屬，最盛的時節就是清明、寒食之際。

這種以春序正中、百花齊放之時最堪游賞的觀念，已成為宋代市民的共識。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認識，人們積極推動著各種時序性節日向著更耐欣賞、更加好玩的方向變化發展。“打春”即是這種時序性節日的范例——

自北宋開國以來，每年正月初六日，“立春”來臨的時候，都要由太史局造一只土牛，放在迎春殿。待這一天到來，由太常寺備樂，將這只土牛迎出殿堂，然后鞭牛，舉行俗稱為“打春”的儀式。

用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早在周秦時代就開始了，歷代相傳成習。發展到了宋代，土牛儀式又有了“重文”的跡象。如土牛本不著色，任土所宜；可是宋代所造的土牛，或赤或青，或黃或黑，“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歲干色為頭，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立春日干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所以蘇東坡用“衣被丹青”的句子來形容土牛。

至于立在土牛旁專司策牛之職的土偶人，即通常所說的“勾芒神”及其服飾，甚至土牛的籠頭、韁索皆有規度，不容亂造。從策牛人服飾看，頭履鞭策，可隨時候之宜，用紅紫頭須之類，不像他站的位置那樣嚴格。策牛人的位置，則必須是：春在歲前，策牛人則在牛后；若春在歲后，則策牛人在牛前；春與歲齊，則土牛與策牛人并立。假如立春在臘月，則是春在歲前，即策牛人在牛后；立春在正月內，則是春在歲后，即策牛人在牛前。

就天文歷法而言，“寅辰午申戌子為陽”，“卯巳未酉亥丑為陰”。那么陽歲，策牛人居左；陰歲，策牛人居右。土牛的韁索須長達七尺二寸，象征著七十二節候。土牛的鼻中用桑柘木做成的環，名曰“拘”，以每年正月中“官色”為準。

如此豐富的色彩，如此繁瑣的規矩，土牛做成，其結果必然是觀者如堵。在遠離東京的四川成都，還未到立春時節，由于縣吏將土牛、策牛人放置府門外，便呈現出觀者頗眾的場景。

每逢此時，常有當朝大手筆寫出立春祭土牛祝文之類的文章，表達諸如“土牛示候，稼穡將興，敢徼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等等吉祥之意。也有著名文士賦詩，較為形象地刻畫出了鞭春的氛圍。神宗時代的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在題為立春觀杖牛的詩中這樣寫道：

清霜涼初曙，高門肅無嘩。

行樹迎初日，微風迎高牙。

慈辰亦何辰，見此氣候嘉。

有司謹春事，象牛告田家。

微和被廣陌，纓弁揚蕤葩。

代鼓眾樂興，剡剡彩杖加。

盛儀適云已，觀者何紛拿。

因思古圣人，時儆在不差。

禮實久已廢，所重存其華。

晉非魯觀賓，胡為亦咨嗟!

正像韓維詩所描繪的那樣，官吏們手揮鞭杖，在鼓樂的伴奏下，抽打土牛，揭開了“立春”的序幕。按禮記·月令篇記載，當時出“土牛”但不用杖打，可是到了宋代卻有了“打牛”的儀式。

宋代以前，出土牛放置幾日乃至七日才除掉，可是，宋代卻是打完立即除掉。更為有趣的是，當“鞭春”完畢，市民蜂擁而上，分裂這條土牛，人們前擠后推，互相攘奪，以至有人在爭搶中毀傷了自己的身體。市民之所以年年在立春時演出這樣的一幕，就是因為宋代有一種習慣的說法：得土牛肉者，其家宜蠶、宜田，又可治病，兼避瘟疫。如宣和宮詞寫道：“春日循常擊土牛，香泥分去竟珍收。三農以此占豐瘠，應是宮娥暗有求。”看來，皇宮內苑也未超脫這一活活潑潑的民間“打春”的風情……

在宋代城市中較多的還有一種宗教性歲時節日，從上至下都是非常熱衷的。如宋政府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特下六月六日賜休假詔，頒布全國：“在京百司及諸路，并賜休息一日。”這就從時間上保證市民可以在六月六日崔府君的生日里歡樂一番。其實崔府君只不過是一主幽冥的神靈，他的生日并不是特別重要的宗教性歲時節日，但也使整個社會十分重視。

與崔府君生日相提并論的是六月二十四日“灌口二郎”即俗稱“二郎神”的生日，史書說此日“最為繁盛”。政和七(1117)，徽宗還曾專為修二郎神廟宇下過一道詔書，自春及夏，市民們都去背土獻役。更早一些時候，在四川的益州，一百多名惡少年，還要造二郎神像，為他們的造亂壯聲勢。

不管什么樣的市民，出于何種目的，都對二郎神頂禮膜拜。這不單純因為他是自秦代就傳下來的神，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宋代市民繼承了自唐代以來的將二郎神用“戎裝，被金甲，珠帽，錦繡，執弓，挾矢”予以美化的傳統，經過不斷反復的繁衍變化，二郎神被塑造成這樣的形象：

頭裹金花幞頭，身穿赭衣繡袍，腰系藍田玉帶，足蹬飛鳳烏靴，龍眉鳳眼，皓齒鮮唇，手執彈弓，豐神俊雅。

由于二郎神在市民心目中是這樣一位翩翩美少年的形象，故有不法之徒，打扮成他的模樣，到太尉府中勾引內宮遣回的韓夫人。韓夫人被假二郎神的豐采迷惑，竟與其勾搭成奸。這個故事倒是反映出了二郎神在宋代城市生活中影響之大之深。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這篇宋代話本中所描寫的韓夫人，一看到二郎神像竟情不自禁：“目眩心搖，不覺口里悠悠揚揚，漏出一句俏語低聲的話來：‘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只愿將來嫁得一個丈夫，恰似尊神模樣一般，也足稱生平之愿。’”一尊土木形骸，之所以能產生這樣的效果，就是因為二郎神已由須仰視才見的神的地位變至活生生的親切可觸的市民化的理想人物位置上了。這一特點在其他宗教性歲時節日上體現得也很充分。如每年除夕的驅鬼游行——

呂氏春秋·季冬紀有除夕前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逐除，亦曰儺”的記錄。商周至戰國時期，上自天子，下至百姓，在臘月及其他時間，都有一系列儺儀，以便驅疫。漢代以后集中在臘八或除夕舉行。

后漢書·禮儀志載：“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百二十子為子，皆赤幘皂制，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

宋代以前除夕夜驅儺樣式大致如是，除唐代驅儺又稱為“打野狐”，儺儀有些微變化，如方相氏由一位增至四位，“子”擴充到了500人外，其余均如后漢書中所述。

到了宋代，除夕驅儺為之一變，最顯著的變化是方相氏、十二獸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門神、將軍、判官、鐘馗、小妹、六丁、六甲、五方鬼使、神兵、土地、灶君、神尉之類，多達千余人。他們從宮內鼓吹走出，吵吵鬧鬧，游行至城外，“埋祟”去……

比較而言，除夕驅儺這一宗教性歲時節日，變化到宋代，是更貼近市民生活了，娛樂成份更強了，宗教祭祀性相對減弱了。這可以方相氏、十二獸來說：

方相氏，是古代逐疫的神，送喪時也用他，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開路神、險道(先導)神。方相氏的最早起源是黃帝元妃嫘祖死在道上，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因此嫫母為方相氏。嫫母面貌丑陋，便成為逐疫驅鬼的神。

從后世門神像依然可見宋門神模樣

十二獸，又通稱為十二神，其形象有的為虎首人身，銜蛇操蛇，四蹄長肘；有的有翼能飛，似牛貍尾，尾長曳地，其聲如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或稱窮奇，或稱強良，形象丑惡無比，令人作嘔害怕。門神等為市民所樂見的形象，代替了方相氏、十二獸，成為驅儺隊伍的代表，這是因為市民將宗教性的歲時節日當成了一樁賞心樂事來對待——

據史載，漢代就有門神，從出土漢墓中的壁畫和石刻線畫中可見。唐代則有寺廟藥叉天王之形象，可為門神雛型。至宋代，河北定縣靜志寺真身舍利塔的塔基內門側壁畫中也出現了門神形象：

東側畫頭戴金盔，身披鎧甲，全身戎裝，手持利劍、寶塔的天王；西側畫的天王，右手執劍，左手舒掌當胸，足下踏有藥叉。此圖繪于太平興國二年(977)，可謂后來秦瓊、尉遲恭門神圖形之范本。

這個壁畫中的形象與太平興國五年(980)雕版印刷的大隋求陀羅尼曼陀羅圖中所繪的天王形象吻合，也與宋代大字妙法蓮華經卷首圖、妙法蓮華經卷首圖中的天王形象相像。他們都應被視作門神的一種。武林舊事中已有朝天門外競售“諸般大小門神”的記載，表明當時門神樣式已有很多。而且據繁勝錄可知，有的大門神竟與成人高低相等，這是門神形象愈益邁向平常人間的腳步聲的回響……

李嵩歲朝吉慶圖也表明了這一趨向，圖中表現了宋代春節期間市民共飲屠蘇酒、主客相拜祝賀和下馬投刺等活動，而門樓所貼武門神，院內屋門粘貼的文官像，均與日常生活中的武將文臣無異。這使人想起蘇軾借門神之口自嘲的一句話來：“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宋代門神已沒有什么神圣之處了，更多的是大眾化和觀賞性，以其貼近日常生活的形象去驅儺，自然是無拘無束，開懷大暢了……

在驅儺隊伍中，頗具觀賞性的還有鐘馗、小妹之形象。在宋代以前，鐘馗多以用指挖鬼眼睛、挾鬼、吃鬼等使人恐怖的模樣傳播于世。宋代，則將鐘馗形象愈益生活化。如在戲劇中，鐘馗已是假面長髯，裹綠袍，旁一人用小鑼相招，和舞步，作“舞伴”。戲劇中還相繼出現了“鐘馗嫁妹”等具有濃郁生活氣息的新內容。

有關除夕驅儺的記載中雖未明言鐘馗、小妹是怎樣表演的，但從目前藏美國華盛頓費利爾博物館、宋末龔開所畫的描繪鐘馗和小妹乘坐輿轎出游的熱鬧場面的中山出游圖，可以領略到宋代城市除夕驅儺這一宗教性歲時節日已世俗化了的景象——

鐘馗已不再是那種猙獰厲鬼模樣，而是像一位胖墩墩的老官吏，端坐輿上，袖手回眸，悠然自得，只是兩只巨眼圓睜，鼻孔碩大朝天，仍顯露出神威凜凜。小妹及其侍女，則均以墨當作胭脂涂抹面頰，出人意表，妙趣橫生。但詼諧之中亦見端莊，只見小妹長裙曳地，高髻朝天，少女老婦，簇擁隨后，儼然貴人模樣。

二十余個奔走趨行的小鬼，大小胖瘦，高矮不齊，黑白分明，各具神態；或光頭，或戴帽，或側首回顧，或仰面昂首；有架輿的，有肩壺的，有扛寶劍的，有挑行裝的，有挎包裹的，有背葫蘆罐的。他們多為赤背裸體，與小妹、侍女的麗服靚裝互相映照。

在驅儺隊伍中，還出現了與市民日常生活最為密切的品級最低的神祇“土地”。宋代有一幅佚名所作大儺圖，有專家認為這是迎春社火舞隊而非驅儺隊，其實，驅儺本身就是政府組織的社火舞隊形式。筆者倒是覺得，這一大儺圖更確切地說，應是表現土地神，也就是俗稱的“土地老兒”驅儺時的情景：

圖中12個人，除一手執響板伴奏者稍為年輕一點，其余均為莊家村老面目。他們所著服飾，所執道具，無一不和土地收成、水產食物有關，有的戴竹笠，有的頂畚箕，有的戴糧斗，有的頂牛角，有的將水瓢、炊帚懸掛腰間，有的用鱉殼裝飾膝蓋，有的手擎一裂開露出籽實的長瓜，有的袍腳繪滿嬉水的龜、蛙、蝌蝌。

12位土地老兒，9人頭簪雪蛾、蝴蝶、雀翎、松枝、柳葉、梅花，真是“老夫聊發少年狂”。只見他們瘋瘋顛顛，張張狂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呈游龍擺尾之勢，驅儺而行。這使我們想到整個驅儺的千人隊伍——

他們也都是經過一番化裝，戴著面具，穿著繡畫雜色衣裝，手執金槍、銀戟、畫木刀劍、五色龍鳳旗幟，頗具觀賞性。而且驅儺活動，已滲透進了更多的歌舞、百戲、雜劇等藝術樣式的因子，娛樂的成份得到了大大的加強。這就使土地、鐘馗、小妹、門神等等，這些形象的活潑性和伎藝性更加突出，他們已不再是專司鎮妖辟邪的神，而是食人間煙火，有血有肉、有情致有性靈的神，他們更接近于現實中的市民，更符合市民的理想和愿望，這就使驅儺這一宗教性的歲時節日更富賞心樂事的意味。

當我們將目光從宗教性歲時節日再轉向宋代城市另一種較頻繁的節日——政治性節日時，就會發現這類節日也具有賞心樂事的性質，而且程度也很高。所謂政治性節日，不外是朝廷的慶典、政府的祭祀、皇帝的生日，等等。

以北宋皇帝生日為例，他們的生日就是節日。

太祖二月十六日生，此日為長春節。

太宗十月十七日生，此日為乾明節，后改為壽寧節。

真宗十二月二日生，此日為承天節。

仁宗四月十四日生，此日為乾元節。

英宗正月三日生，此日為壽圣節。

神宗四月十四日生，此日為同天節。

徽宗十月十日生，此日為天寧節。

欽宗四月十三日生，此日為乾龍節。

皇帝的生日，不僅全國上下都要慶賀，而且百官要入宮“上壽”，并舉行盛大宴會。宴會上的伎藝演出，是集中了全國伎藝精粹的大匯演。其中“小兒隊舞”尤為有趣，共兩百余名十二三歲上下的兒童參加演出，分為十隊：

一為柘枝隊，穿五色繡羅寬袍，系銀帶，戴胡帽。

一為劍器隊，穿五色繡羅襦，裹交腳幞頭，戴紅羅繡抹額。

一為婆羅門隊，著紫羅僧衣，緋褂子。

一為醉胡騰隊，著紅錦襦，系銀，戴氈帽。

一為諢臣萬歲樂隊，著緋綠羅寬衫，渾裹簇花幞頭。

一為兒童感圣樂隊，穿青羅生色衫，系勒帛，總兩角。

一為玉兔渾脫隊，著四色繡羅襦，系銀帶，戴玉兔冠。

一為異域朝天隊，穿錦襖，系銀束帶，戴夷冠。

一為兒童解紅隊，著紫緋繡襦，系銀帶，戴花砌鳳冠，綬帶。

一為射雕回鶻隊，著盤鶻錦襦，系銀，射雕盤(盛箭囊)。

兩百多名兒童，紅紫銀綠，色彩斑斕，綿襖寬衫，著裝多樣，戴玉冠，裹幞頭，舞劍器，執錦杖，捧寶盤，挎雕箭，扮外夷來朝，裝異域獻寶，亦莊亦諧，亦歌亦舞。如果再對照宋代的百子嬉春圖來看，那種熱鬧壯觀的場面，無不會使人陶然而醉，樂不能禁，使過生日的皇帝龍顏大悅。

宋代城市慣興以兒童來祝福、來祈禱、來歡樂的風尚，尤其重大的社會活動都要讓兒童來參加以烘托氣氛。像北宋熙寧年間東京久旱不雨，皇帝就下令東京的兒童著青衣，圍繞著各坊巷貯滿水插柳浮蜥蜴的大甕，呼喊著：“蜥蜴蜥蜴，興云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用兒童寄托吉祥，驅災降福，即使是久旱不雨，人們也會將此當成賞心樂事。這同北宋美術史家郭若虛所講“今之畫者，但貴其姱麗之容，是取悅于眾目”，道理是一樣的。一言以蔽之，皇帝生日動用“小兒隊舞”表演，就是為了使賞心樂事的氛圍更濃……

以此觀察，宋代城市中的政治性節日，也將賞心樂事這一觀念，像一條鮮明的紅線貫穿其中。這也是由于宋代城市中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尚奢華、重游玩的風氣的抬頭，市民們競相把節日里的賞心樂事作為表現富足的標志。在宋代城市七十余個大大小小的時序性節日、宗教性節日、政治性節日中，莫不以賞心樂事為指歸，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尤其是那些傳統的節日，從宋以前看，如寒食、七夕等早已存在，但其內容和表現形式均無宋代這樣全面、豐富。從宋代以后看，傳統節日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也均未超過宋代。綜觀310年來的宋代城市生活，除卻戰亂、災害外，傳統節日始終被市民當成一種賞心樂事來進行的，而且進行得都是那樣雅致，那樣井井有條，那樣生動，那樣入情入理。我們不妨擷取端午這樣一個片斷來看——

一入五月，市民們便紛紛涌上街頭，爭相購買鼓、扇、百索。鼓，都是小鼓，有的懸掛架上，有的放置座上。扇，都是小扇，分青、黃、赤、白四種顏色，但或繡或畫或縷金或合色，式樣不一。百索，是用彩絲線結成紉的“百索紉”。這些端午節物，其源出于夏至陰氣萌生，市民恐物不成，故制作鼓、扇、百索，用來避兵鬼，防病瘟。如百索，自漢代傳來，每到五月五日，人們用五色朱索裝飾門戶以防惡氣。宋代市民卻把“百索”系在胳臂上，以增祝愿成份，正像一首宋詞所道：“自結成同心百索，祝愿子更親自系著。”

市民們都在被稱為“端一”的五月初一那天買來百索，準備在“端午”即五月初五那天饋贈至愛好友。端午雖未到，“節物”卻要預先備好。城內每家，竭盡所能，弄來菖蒲、生姜、杏梅、李子、紫蘇，切得細細如絲，撒上鹽曝曬，大做這種名為“百草頭”的端午果子，或者將梅用糖蜜漬浸，做釀梅香糖。端午最主要的是食物，則是從春秋戰國時傳下來喚為“角黍”的粽子。在漢代人們只是用菰葉裹著粘米，用栗棗灰汁煮熟了吃，其含義“取陰陽尚包裹之象”。因為五月初五正當夏至，寒氣漸消，熱氣將臨，人們吃涼粘粽子，最適宜強健身體。

端午吃粽子已成為一種必須。宋話本菩薩蠻敘述南宋高宗母舅吳七郡王，將粽子送到靈隱寺布施僧侶即是一證。而且城市中的粽子品種已非常多，有角粽、錐粽、菱粽、秤錘粽、九子粽、松粟粽、胡桃粽、姜桂粽、麝香粽，還有一種把粘米放在新竹筒里，用艾灰淋汁煮，其色如金的筒粽。

市民們還把粽子搭成樓閣亭臺式和車船形狀，以供觀賞。有趣的是，臨安習俗認為端午這天為馬的“本命日”，凡是上乘駿馬，鬃毛尾巴，全用五彩線裝束修飾起來，并配上奇鞍寶轡。這些高頭大馬，華美異常，被牽上街，目的是讓市民觀玩。

最熱鬧的是，從五月初一到端午，一連數日，從早到晚響徹大街小巷的賣花之聲。據統計，僅端午一早，臨安城內外的花錢就可以收入一萬多貫。因為市民都買桃柳、葵榴、蒲葉，用大盆把這些花兒植成一團，放置門前，上掛五色錢，排釘果粽，以示供養之意。

無花瓶的人家，也要找個壇子插花。平時無花無人恥笑，惟獨端午不能不供養花。一時間，家家都是葵榴斗艷，處處皆聞艾梔香。甚至皇家殿廊上，也環立著數十個大金瓶，插滿艾梔葵榴。一陣陣花草的香氣和著內廷制作的糖霜蜜果、閃金似的粽子溢流出來的香氣，又匯入了一種“雜氣”之中，它來自：

紅紗彩金盤子中間掛著的用菖蒲雕刻成的張天師馭虎像，左右懸圍著的五色蒲絲百草霜，鋪在上面的雕刻的蜈蚣、蛇、蝎、蜥蜴等“毒蟲”，四周簇擁著的艾葉花朵。這些近似草藥的植物混合一處。皇家相信正是這些藥草可以驅瘟，市民也相信在這一天采百草制藥品，可以避瘟疫。市民往往是自和泥，捏人形，用艾做頭，用蒜做拳，塑張天師的“艾像”。端午節，每家門上都要懸掛張天師畫像或“艾像”。有首宋詞風趣地道出其緣由：

掛天師撐著眼直下覷，騎個生獰大艾虎。閑神浪鬼，辟炸他方遠方，大膽底更敢來上門下戶。

市民還用青羅做“赤口白舌帖子”，用以辟邪。這種帖子要在五月五日午時寫，這樣才可以將“赤口白舌盡消除”。中午時分，臨安大小人家還都點上一炷香，使全城籠罩在裊裊縈繞的香云中。整個五月的中午，天天香火不斷，整個城都變成了一座香城，不知此舉出自何典?倘從汴京一到端午，都用木條作架，用色紗糊成罩食的食罩，又依此樣為小孩做華麗的睡罩這一史實分析，那么點香一舉的禳災去邪的意義是占首位的。

市民不單純將端午當成一個時令性的節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將端午又當成一次娛樂的機會。像清明上墳，倘若是在農村，往往只是祭祀了之，可是在宋代城市中，踏青出游已大大超過了清明節本來的含義——

千騎萬眾，輕車飛蓋，匯成一條滾滾的洪流，流向亭榭池塘，流向花木盛開的郊外。只見艷杏燒林，碎英千片，芳菲成屏；只覺山色如蛾，花光如頰，溫風如酒。市民們尋香選勝，折翠簪紅，蕩起秋千，踢起氣球……

玩累了就在垂垂柳絲下，萬綠園圃旁，羅列杯盤，暢飲飽餐。小食販們如影隨形伴著游興正濃的人們，大賣稠餳、麥糕、乳酪、乳餅等，可又有哪個不帶些“門外土儀”?如棗餅、名花、異果、戲具、鴨蛋，還有黃土捏塑成叫“黃胖”的人形泥偶。有人說“黃胖”“兩腳捎空欲弄春”，似乎泥玩具也沉浸在脈脈春情中了……

當夕陽余輝照射在街道上的柳樹梢上，游人才進入自己的院落。不少市民是醉步踉蹌地走回來的，以至通往郊外的大路上滿是遺簪墜珥，珠翠縱橫。看來詞人騷客以“探春”為題材，竭盡鋪陳美化之能事，并不是出于那種只為歌頌“承平日久”的目的，而確實是由于清明時節成了市民賞心樂事的最佳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