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凈素道人的《官場文化與潛規則

為什么進入官場

自科舉制度創立實行，教育與科舉逐漸合而為一，科舉成為做官的敲門磚。金錢、美女、高官、厚祿、輕車、寶馬，人生所欲，不過于此者。面對這等美妙似錦的輝煌前程，誰個還能不去孜孜以求？

成了秀才，就躋身士林，預備做官，成為統治階層的成員了。秀才只是科舉入仕的第一個臺階，仍不屬正途，優異者選任小小社學教職。中了舉人做官的路子就比秀才寬多了。一中進士，點翰林，才算走上了升官的坦途。官場養尊處優，榮華富貴，作威作福的現實，也就使得清末社會各階層都踴躍科舉之道。物理學上有“場”，科場有如物理學上的“場”，一旦踏入，任何人都難以止步：中了秀才想舉人，中了舉人想進士。沒中的千辛萬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

當腐敗成為一種雙向的社會需要時，一切反腐措施都將黯然失色。權力是以最小的成本獲取財富是捷徑，欲獲取財富就必須做官。

盡管中國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徑卻是很雜濫的。中國古代的官場，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生意場，象做生意般地做官，這是中國的一大特色。

人人都想當官，卻不知道如今當官就象唐僧進了盤絲洞，到處都是誘惑，沒有定力、毅力和信念，身敗名裂是早晚的事情。誘惑是各種各樣的，金錢、美女、享樂，那都是比較淺層次的、容易發覺的；貪得無厭地追求政治利益，為了升官不擇手段，是另一種誘惑造成的結果，而且這種誘惑很容易跟所謂的事業心混淆起來，更難以考察，陷進去更容易忘乎所以，擺脫起來更困難。

追逐利祿、出人頭地、建功立業、文章傳世是進入仕途的緣由。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追逐權力，大致不外兩方面的緣由，一是由于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得不鋌而走險，如陳勝、吳廣、韓信、朱元璋等，這是屬于求生存一類；二是出于改變現實地位的目的，用現在人的話說，就是“跳出農門”，這是屬于求改善一類。這一類在中國歷代官員中，占了大多數。

士、農、工、商，這是中國歷史上對“民”的傳統排序，“士”為四民之首，“農”排在第二，實際上，農民一直處于社會的最底層，整個國家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重擔，幾乎全都壓在農民身上，所以，農民要想改變自己的處境和地位，唯一的辦法就是由“士”而入“仕”。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好處是，它為這種途徑提供了可能性。

做官，與農民種田、工人做工、商人買賣一樣，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為了掙錢吃飯，養家糊口，不要以為那些顯官政要，都是什么“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圣人；如果沒有俸祿，沒有官員所享受的許許多多特權和優惠，還有那么多人對仕途趨之若騖嗎？

出人頭地永遠是文人投身仕途的終極目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黃金時期，對于文人來說，那個時代最大的好處就是自由。政治上的專制制度尚未形成，思想上的獨尊儒術尚未確立，用人制度上的門閥等級觀念尚未出現，甚至后世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忠孝”觀，也還沒有變成禁錮人們思想和行動的桎梏。這樣一種時代氣氛，大大鼓勵和激勵了文人們，使得他們渴望出人頭地，渴望一舉成名。那是一種典型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所有的文人，都是在這樣一種精神的支配下投身仕途的。

官場，其實就是一種政治運動場，投身其中的選手們希望奪冠，希望出人頭地是太自然不過的事情。

仕途上的文人，其命運對君權有極大的依附性。沒有君權的認可，他們可能一事無成；如果得到君權的歡心，他們可能立刻身價百倍；而一旦失去了君權的寵信，他們又會立刻變得不名一文，甚至身敗名裂。

君權是永恒的，而掌握這種權力的人，則是不斷變易的。你能得寵于舊主，未必能續愛于新君，而一旦失愛，就會變成階下囚。

中國的文人，深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影響，走上仕途以后，莫不以建功立業為己任，但并不是所有仕途上的文人都能夠成就一番事業。因為象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等人，就不是干政治的材料。政治需要的不是學問，不是才華，而是：一是行政能力，二是權力。

在政壇上多如過江之鯽的文人中，有這兩種“力”的人不在少數，如果這些人處于同一時代、同一政治舞臺上，事情就有的麻煩。政治人物與生俱來的對權力和利益獨占的玉望、嫉妒的心態，使得他們之間不要說和衷共濟，連和平相處都十分困難，必定要爭個你死我活。這就是“權力排他性”法則的無情。無數事例表明，權力和能力固然可以成就一個人的功業，也可能毀滅一個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肉體。

幾千年來，中國的官僚就是這樣，百姓的苦難死活可以漠然置之，國家的安危存亡可以視若無睹，但一關系到個人的烏紗帽，他們就絕不會掉以輕心。

歷史的發展有兩條道路，一是科技的，一是政治的。人在政存，人亡政滅，當一位主政者離開了政治舞臺，他的那些所謂豐功偉績，基本上也就灰飛煙滅了。政治并不是一步一個臺階地向上走，它經常是原地踏步式的重復，甚至是后退。政治如同磨盤，圍繞著遠古就鑄就的軸心不停地旋轉。看看今天所謂的民主制國家，比古希臘進步了多少？所謂專制制度國家，比秦始皇時代又有多大差別？

政治從來都是利益的角逐場，而不是道德的評判臺，道德不過是中國的官僚們用以攻擊和打倒對手的借口及武器罷了。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受到仇視的指責。不肯放棄權力和樹敵太多，都可能給你帶來致命的打擊。

官場上的路，從古至今，同出一理：得要領者，得大自在；不得要領者，得小鞋。

“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這話是一個現代貪官說的。說明當官的目的就是發財，它與《官場現形記中的說法出奇的一致：“統天底下的買賣，只有做官利錢最好。”一語道破天機，“當官”與“發財”之間的“關巧”與“機心”，就在于把手中的權力變作自己的搖錢樹。

魯迅說：“人們又常常說‘升官發財’。其實這兩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為要發財，升官不過是一種發財的門徑。”

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說：中國仕宦的做官發財思想是中國特殊的官僚封建社會的產物。做官被看成是發財的手段，做大官發大財，做小官發小財，甚至沒有正式取得官階官銜，而在鄉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何一機會發混財。

步入仕途的人，都把做更大的官作為事業目標。因為，官做得越大，管的事情越多，權力也就越大，也越能體現為官的價值。

然而，官場擁擠，人浮于事。人越多，升職的機會就少。找不到正事做就要扯皮，就要爭著管事。于是，官員之間便矛盾重重。

由于褒貶升降全在頂頭上司，因此大家只須對上頭負責，把心思都用在巴結、討好上司那里。誰心中都明白，任人唯親是當今官場的通病，和上司關系搞好了，比任何政績都管用。這樣，人人都有了爭寵之心。結果是，能者忙于事務，常常難得賞識；庸人天天織“網”，偏偏最易遂愿。

謀利有權還得有術，其中的學問實在高深莫測。求的人多了，權力就會升值。官場“窩里斗”對內表現為爭事，爭權；對外擴張就是謀利。謀利的主要對象就是他們權力管轄下的企業。

世人只看見做官的好處，這做官的難處誰能知道？當官得有個當官的樣子，許多想說的話不敢說，想做的事不能做。腦子里只要有想當官或者由小官升大官的念頭存在，這人就不得安寧。要知道，目前的官絕大多數是培養的，這“培養”可不同于競爭，不是憑自己的本事就成了的。

2006年中央機關公務員考試達到36.6萬人，比上年增加47，平均每個崗位有35人競爭。最多的崗位超過2000人競爭。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不少人認為，公務員的職業發展、工資福利、退休養老有較為完備的保障體系；國家機關在社會中處于強勢地位，占據大量資源；競爭機制不健全，公務員缺乏淘汰機制；傳統文化中的“官本位”尚難清除等等，都是公務員熱的誘發因素。

社會最頂尖的知識精英在某種價值引導下涌向“分配財富”和“分享財富”的權力領域；也有人認為，這種熱的背后是年輕人對權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權力是最大的，年輕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這種“熱”的真實原因。

中國出現的報考公務員的奇觀，這是市場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達到一個明確預兆。其本質，則是中國人對市場的信任正在急劇下降。危險的是，我們已經在許多領域察覺到由于信任崩潰而導致的市場萎縮現象。它提示我們，在市場化范圍不斷擴大，JDP不斷增長的表象下，市場的內部卻出了問題。人們紛紛走避市場，投想公務員懷抱現象所顯示的，正是他們對市場的恐懼。

清朝重臣李鴻章認為，這世界上最好做的事情就是當官。如今社會上最讓人羨慕的職業還是當官，一個人只要當上了這長那長，就會讓人刮目相看，就似乎實現了人生價值，就可以光宗耀祖。因為當了官，不僅名聲很好聽，而且更有著方方面面的、說不盡道不明的諸多好處。

當官可以先富起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大鍋飯被打破，貧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透視富裕階層，我們不難看到，先富人群中，有老板、有歌星、有體育明星等，其中也不乏戴烏紗帽的官員，而且官員們有致富速度快、付出成本低等獨特優勢，他們一句話可以讓一個人升遷，這升遷之人可能送來幾萬酬金；一個電話可以得到一項工程，從中可以拿到幾十萬回報；一個簽字可以報銷空白發票。。。。。。，真是“閉門家中坐，錢從天上來”！

當官可享盡榮華富貴。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世界名牌、住的是豪華別墅、行的是奧迪寶馬。

當官不會有錯。如今官員職務不高架子大，開口就是“重要指示、重要講話”必須認真落實。如果落實中出了問題，那肯定是下面的問題。因為領導絕對不會有錯，如果發現領導有錯，一定是我看錯；如果我沒有看錯，一定是我的錯，才使領導犯錯；如果是領導自己的錯，只要他不認錯，他就沒有錯；如果領導不認錯，我還堅持認為他有錯，好壞都是我的錯。總之，“領導不會有錯誤”這話絕對不會錯。

學而優則仕，以學術能力提拔人才是中國歷代王朝的傳統取仕之道。就是現代，學者入仕也是很多的。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基本是軍事官僚即武人集團掌控政權，原有的文官傳統被擠到后臺，只能因勢利導，以意識形態牽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團的極端暴力傾向。災難性局面有一個組成原因——軍事官僚與左翼人文官僚的沖突。

與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別。發生改變的不僅是執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還有“吏部取吏”的擇人標準。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且不管當時執政者的具體考慮，就客觀效果而言，這是歷史的必要過渡：

1、技術官員是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隔火墻。它能淡化、疏離甚至隔斷時期的意識形態狂熱。

2、技術官員也人文官員和法政官員之間的橋梁。它比人文官員較能適應“從數字上管理而不是從人頭上管理”的現代化轉型。

從人文官員到技術官員這一過渡完成以后，隨著民主呼聲日益強烈，歷史又會呼喚第二次過渡：法政出身的官員開始進入干部選拔隊伍。

從歷史縱深發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僅改變在朝者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在野者的知識結構。一方面在朝者從人文官員轉變為技術官員，再接納法政官員；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也會改變：從詩文型文人清談，過渡為只講數字的經濟學帝國，再過渡為以政治學、法律學為主的法政型官員。發達國家的政治領袖，絕大多數來自法政專業。

現代社會應該是法治社會，市場經濟也應該是法律主導下的經濟。法律是制衡世俗權力和協調人類關系的準繩之一。法學家參政議政，以專長服務社會，在維護公民合法權益、防止公共權力濫用是有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