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八章法寶_
第二百九十八章法寶
類別：武俠修真
作者：蛇蝎美人書名：
因為作者所在地區大面積停電，因為全勤的愿意，本章節內容第二天替換。非常抱歉。
本文使用同時在大陸和香港上市的公司數據，考察交叉上市是否改進了會計盈余質量以及國際四大審計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的文獻表明，相比于非交叉上市公司，在美國交叉上市的外國公司按照其母國會計準則編制的盈余質量要顯著更高（al.,2003）。然而，誠如leuz（2006）所指出，交叉上市具體通過什么渠道影響了會計盈余質量，目前學術界的理解還相當有限。由于會計盈余質量由公司內部人（經理或大股東）和獨立審計師聯合塑造，因此，我們推測，交叉上市改進盈余質量背后的力量可能部分地來自獨立審計師。
自1993年青島啤酒首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以來，截止2008年底，共有57家公司同時在滬深證券交易所（a股）和香港聯交所（h股）上市。公司在交叉上市后，其所面臨的財務報告環境隨之發生改變，由于國際四大的成本收益結構同非國際四大存在差異（比如，更高的風險聲譽資本和訴訟損失），這樣，國際四大對財務報告環境變化所作出的反應可能更為敏感，從而導致其在約束經理盈余質量方面的激勵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到交叉上市公司的盈余質量。
我們從操控性應計利潤和線下項目兩個角度計量盈余質量，實證檢驗了19942008年交叉上市公司（同時發行a股和h股）與配對的非交叉上市公司（只發行a股，下文也簡稱純a股）在境內會計盈余質量方面的差異。研究發現，相對于非交叉上市公司而言，交叉上市公司的操控性應計利潤顯著更低。但兩組公司在線下項目方面并不存在顯著差異。
為進一步研究交叉上市、國際四大審計對境內會計盈余質量的交互影響，我們將樣本按是否交叉上市和其境內審計師是否為國際四大分成四組：交叉上市四大（cross_逼g4）、交叉上市非四大（cross_n逼g4）、非交叉上市四大（ncross_逼g4）和非交叉上市非四大（ncross_n逼g4）。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影響后，我們發現，在操控性應計利潤方面，交叉上市四大組最低，而非交叉上市四大組最高；在線下項目方面，交叉上市四大組依然最低。其余三組之間差異不顯著。這表明。國際四大審計可能是導致交叉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盈余質量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么，上述結果是否是由香港市場的獨有特征所導致的呢？為此，我們對比了ab股公司與純a股公司在盈余質量上的差異以及四大審計的作用。在2007年之前。同ah公司類似，ab股公司也需要根據中國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分別編制財務報告，且需經境內審計師和境外審計師分別進行審計。但不同于ah股公司，ab股公司所面臨的監管環境同純a股公司并沒有實質性差異。使用19982006年數據。本文發現，沒有證據表明。國際四大審計提高了ab股公司的盈余質量。這意味著，雙重審計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國際四大審計行為發生改變，國際四大的激勵變化更可能是由香港市場的財務報告環境所致。
盡管如此，上述的結論容易遭受自選擇問題的困擾。即盈余質量高的公司更可能選擇交叉上市，盈余質量高的公司也更可能聘請國際四大審計。為此，我們執行了he兩階段估計程序。研究發現。上述結果并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
本研究可以同以下幾方面的國內外文獻相聯系。首先，本文同交叉上市和盈余質量方面的文獻密切相關。本文發現。如果不考慮審計師的作用，交叉上市本身可能并不能對盈余質量產生影響，這一結論對al.（2003）和andlubberink（2005）等研究是一個重要拓展。其次，本文為理解國際四大審計質量如何受投資者保護環境的影響提供了補充證據。我們發現，香港市場的財務報告環境可能改變了四大內地分所的激勵，由此導致其客戶的境內會計盈余質量更高。另外，本文也為聲譽機制約束國際四大的審計行為提供了補充證據。香港市場針對審計師的法律訴訟較為寬松，其與內地市場的主要區別體現在聲譽約束而并非法律約束方面。因此，我們的結果支持了聲譽機制改進國際四大的審計質量這一假說。最后，著眼于獨立審計這一視角，本文也豐富和拓展了關于香港上市和會計信息質量關系的研究（al,2008；沈紅波、廖冠民和廖理，2009；王立彥和劉軍霞,2003,2004）。
本文后續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制度介紹和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說；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交待了數據樣本、變量和模型，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分析，第五部分是額外的測試，最后是全文總結。
二、制度介紹和假說發展
（一）財務報告環境：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的差異
眾多的文獻指出，一國的制度因素對于財務報告質量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al.,2000）。制度因素的差異不僅影響了使用者對財務報告的需求程度，也會影響財務報告提供者的激勵。其中，投資者法律保護和政治因素又是決定財務報告質量的兩個重要因素（roski,2006）。
在投資者法律保護方面，相比于內地而言，香港在投資者利益保護上可能做得更好。首先。香港的法律體系屬于普通法系，而普通法系在私人產權保護、契約執行等方面更具有優勢（al.,1998）。其次，在法律執行方面，作為香港的一個重要執法機構，廉政公署的地位相當獨立，而在內地，司法不獨立正是導致法律不張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政治因素方面。眾多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預是導致內地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質量不高的重要因素，而在香港市場，政府對上市公司的干預則相對較少。另外。香港市場對財務報告的需求也更為強烈。香港市場的金融中介機構（如券商、機構投資者、分析師）也較內地市場更為發達,qianandqian（2005）認為，無論是從投資者保護還是外部金融市場發達程度看，香港市場比內地市場明顯更好。此外，在眾多的跨國研究中。香港市場的投資者保護水平均位列世界前列（isandwang,2008）。從財務報告質量看，盡管香港上市公司同英美國家有一定的差距。但在亞洲和新興市場國家中也保持著領先地位（roski，2006）。
在審計師監督方面，中國內地和香港也有較大的差別。中國內地的審計師監管主要還是以財政部為主導的政府監管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行業自律監管的雙重監管體制，但在2001年中天勤事發后。政府監管得到了更多的強調。不同于內地的監管體系，自1973年香港會計師公會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成立以來，香港審計師的監管便一直采用自我監管模式。1992年2月。香港立法局正式授予香港會計師公會負責監督審計執業質量，這是一項具有法律效力的審計質量控制機制。另外。如果審計師涉及到接受客戶賄賂等情況，香港廉政公署也可以直接介入進行調查。盡管如此，針對審計師的法律訴訟案件在香港并不多見。
除監管模式外，兩地審計師所面臨的獨立審計需求環境也存在著重大差異。研究指出，內地的股票市場缺乏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al.,2008；劉峰等，2002），這導致審計師建立和維持高質量的審計聲譽可能并不能獲得市場獎賞，這毫無疑問將削弱獨立審計質量。此外，地方政府對審計師的干預也是導致獨立審計質量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al.,2006）。不同于內地證券市場，香港市場的投資者更為依賴于公開的財務信息，且很少存在政府干預審計師的現象，由此，聲譽這一市場機制在約束審計師行為上更為有效。
（二）交叉上市、國際四大和會計盈余質量
（1999）和stulz（1999）指出，當一個外國公司在投資者保護健全的國家（如美國）交叉上市后，可能會受到法律和聲譽兩方面的約束。一系列的文獻表明，外國公司在美國交叉上市后，公司內部人攫取控制權私利的行為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由此提高了投資者保護水平（參見karolyi（2006）的綜述）。
盡管交叉上市本身并不改變公司境內報表所需遵循的會計政策，但如下因素可能導致交叉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質量更高。首先al.（2003）認為，為攫取控制權私利，公司內部人有動機通過盈余管理以隱藏公司的真實業績信息。當公司內部人攫取私利的行為受到約束時，其粉飾財務報表的激勵便可能下降。其次，以美國為例，在交叉上市后，公司需要將其母國報表根據美國gaap進行調整。如果母國報表所報告的會計盈余與根據美國gaap調整的數據差異較大，則可能遭受美國資本市場上中介機構的質疑，因此其母國報表的質量也可能更高。此外，財務報告質量高的公司更可能交叉上市，因此交叉上市和財務報告質量本身存在自選擇問題。在經驗證據方面al.（2003）以在美國交叉上市的外國公司為樣本，從盈余管理、盈余穩健性、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等角度計量財務報告質量，發現這些交叉上市公司按照其母國會計準則編制的財務報告質量要顯著高于配比的非交叉上市公司。類似的andlubberink（2005）則以英國公司為例，發現在美國上市的英國公司其會計盈余要比非交叉上市英國公司更為穩健。
由于相比于純a股公司而言，ah股公司的內部人不僅需要接受中國證監會等監管部門的監管，還需要受到香港聯交所、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香港廉政公署等部門監管，同時，由于香港市場的后續融資市場化程度高，著眼于融資成本考慮，ah股公司的內部人便可能主動約束自己追求私利的行為，這將潛在地降低內部人操控會計盈余的激勵，因此可能有助于其境內報表會計盈余質量的提高。為此，我們提出假說一：
h1：相比于非交叉上市的a股公司而言，在香港交叉上市的a股公司其境內會計盈余質量要更高。
然而，有學者指出，交叉上市公司依然深受其母國制度力量的影響。stulz（2005）原因圓暈永遠永遠也一樣推移體育。(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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