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賢身為內閣首輔，負有天下之望，有些事情，確實也不會輕易的做出決定。回味書庫回味書庫如果在郵傳信息和治吏上果然有進步，而都察院的巡按和錦衣衛的廉政監察果真能杜絕原本的貪污模式，那么，不妨試一試提高商稅。

至于地稅，那是打死也不能提的，當然，張佳木所說的地賦改革，倒是可以一試。

比如西北到陜北一帶，大約有一百多個州府，上繳的糧食有限的很，不敢說年年有災，十年倒有八年要報災異。

既然如此，不如全免了也罷。

以當時全國統計一千多萬頃土地的規模，再加上一年超過三千萬石的糧食收入，提出這個地賦全免的計劃，雖然是雄心勃勃，但，亦非不可接受。

事實上明朝就是年年免除賦稅的，數字多的時候，一年收入加起來不過四千萬石左右，免除的地賦卻在五六百萬石，有時候是四分之一，有時竟接近三分之一。

這種免稅，其實原因恨多。

災荒減賦和免賦是一部份，有些地方賦稅收不上來，干脆借著免賦一風吹了，也是重要的原因。

特別多的地方，就是江南一帶己

那里士伸力量大，地方官狠本沒有辦法和本地士伸對抗，一個天士伸一年該上繳六百石的賦稅，但他抗著不繳，最多交了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官員也拿這個士伸沒有辦法。

拖的時間久了，就成了一筆爛賬，根本不要指望能收起來。

士伸如此，蘇州和松江地方民風不大樸實，事實上，也是明初時朱元璋惱怒蘇州人幫著張士誠對抗他，所以把蘇州等地的賦稅定的極高，百年之下，想叫蘇州人完糧納稅，也是有那么點不近人情。

這些都是沒必要的行政程序，明朝的所謂減賦，大抵就是如此。回味書庫回味書庫

既然收不上，但也不敢下調。因為劣伸刁民確實很叫人頭疼，高賦稅就交八成，地方官很懷疑把賦稅下調之后，仍然收不齊。

這樣等于自己和自己過不去，當然沒有人敢這么做。

年年在賬簿上玩這些花樣，以張佳木現在的控制力來說，完全沒有這種必要了。

西北和陜北免賦，再遷走一些無水地區的居民，可望最大程度改善當地民生，最少，就算是小冰河時期也不會有大規模的災害和流民為禍了。

東南一帶，采取務實的態度來征收田賦，完糧實收，而征收的額度也是從實際出發，不再玩賬簿上的那些花樣了。

改制之后，年賦稅仍在三千萬石以上，不會對帝國的運行有任何的影響，相反，就算有影響也是良性的，不足為懼。

這原本是極好的方案，但李賢還不敢答應下來。

此時他看向張佳木，語氣誠懇的道：“我知道太保是唯恐時間不夠，只愿做的再快些兒。但，我要直說了，現在開放海禁還勉強可行，但最少要一兩年功夫才能收功。再下來才談得上整理攤派和商稅，再下來再談免賦和調控各地田稅的事。這樣一步步的來，沒有十年時間，很難看到成效。”

“十年？”張佳木搖頭笑道：“十年對一個政府來說，并不是很長的時間。但，我要做的可不是眼前這一點事。”

以他的打算，從水利到農田，再到育種，交通、教育、行政、司法，確實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

十年時間只用來做這么幾件事，確實是太慢太慢了。

人的一生有限，況且現在的醫療條件也很難說人的生命能受到實切的保障，所以，還是只爭朝夕的好些。回味書庫回味書庫

見張佳木急切，李賢卻只是搖頭。

他是政府中的首腦人物，自然知道這個龐大的官僚體制有多么僵化。要不是張佳木巧妙的手段來引導，現在做的這幾件事會引發多大的風波，誰能知道？

就算如此，以李賢的信息情報來源也是知道，關于漕運和吏治的事，已經在江南士伸中引起不小的反彈。

特別是漕運改海運一事，不少士伸和讀書人都擔心會破壞海禁，而海禁和沿海治安有關，更和沿海居民出海有關。

在當時來說，因為永樂下西洋對民力的濫用，官伸和讀書人都對出海一事持有反感，對那些出海不歸的人更認為是背棄祖宗，死不足惜。

在福建和廣州沿海經驗有出海遇到海難的，景泰年間，廣州海灘上沖上來三十余人，全部是海難的幸存者，也是遷居南洋的一批福建農民。

福建近海多山，土地也談不上肥沃，所以百姓多以出海求活，遇到海難原本是死中逃生的幸事，但很不幸，他們被廣州的地方官員抓到，然后以私自出海的罪名，全部被下令處斬了。

指望這樣的官員贊同開放海禁，這原本就是一件極難極難的事。需要是以實例說明，開放海禁沒有安全問題，不擾民，不損耗民力，而且不對中國的人口有太大的影響。同時，還要與國有利，也要與官和有實力的民有利。

方方面面都要照顧到，看似一個簡單的政策，但這個政策已經在這么龐大的國家執行了這么多年，要改變它，需要顧及的絕不止是公文上的考量，而是實際的執行與安撫，折沖與平衡。

李賢對這些自然是考慮的極多，所以，他有顧忌。

而且，這個顧忌還不便說出口來，哪怕就是這時對著張佳木，也并不方便直說。

但張佳木等不得了，他約出李賢，就是要暢所欲言，把今后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大政方針都定下來。

如果他在軍事上有范廣這個幫手，邊境上還有楊信和陳逵等助手的話，在文事政治行政上，李賢是他不二的最佳助手，除了李賢，怕是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所以張佳木務必要得到對方沒有保留的合作。

他看向李賢，一字一頓的道：“原德心中惴惴，恐怕也是擔心朝政并不能一直穩當，我的地位，也并不保險，是吧？”

這種誅心之問，換了別人必定不敢如實回答，但此時此景，如果李賢還吞吞吐吐的不敢答，他也不配被張佳木這么看重了。

當下便是果決答道：“是的，皇上在一天，太保的地位穩固一天。但，朝中各官并不依附，太保光是要在這上面下的功夫，就不在小。而將來就算各官依附，皇上萬一有所不諱，那么，政局如何，仍然難料的很。”

做為一個政治家，所看到的絕不是眼前的一點蠅頭小利。

以現在張佳木和內閣的配合，還有在六部中的勢力，可以說推動改革并不難口但可想而知的就是，隨著改革進一步深入下去，遇到的阻力也就會越大。

名義上，張佳木只是掌府事的都督，錦衣衛的指揮，幼軍的提督，還有宗人府的宗令。這幾樣官職，才是他的本職。

而推動政府的政務，則是以影響力，以黨羽的力量來進行。當然，現在還有內閣的合作。

萬一這種脆弱的聯盟出現風波變動，不要說皇帝換人了，就算是換一個部的尚書，或是侍郎，現在這種微妙的平衡就可能被打破。

現在的局面還算穩固，但一旦出現風波，可能就會前功盡棄。

現在所做的一切都已經很不容易，花幾年功夫把這些成果消化掉，再穩固下來，李賢已經覺得能青史留名了。

如果張佳木沒有更好的辦法來穩固聯盟，加強權勢，再進行更難更容易遇到反彈的改革，他是必定不會奉陪下去了。

這固然不那么偉岸，但世情就是如此，李賢雖然當得起一個賢字，但畢竟也只是一個普通人，指望他做的更多，也殊無可能。

“原德的顧慮是對的。”張佳木看向他，沉吟著道：“如果原德能手握重權呢？”

“說不得。”李賢笑而搖頭，道：“太保不必再提這個，要說權位，我的權位夠重了，現在這樣已經有不少人說話，說我是為了一已之私才趨從太保，要不是這么多年多少賺得一些名聲，怕已經是身敗名裂了。”

李賢是張佳木的建議，新官制下大學士為一品，而首輔為了尊重，光是稱先生而不名還不行，以往三公是坐而論道，宋時撤了宰相座位，而此時君權更重，宰相有時也要跪著議事，當然，多半還是會賜座，甚至賜茶。

只是這是額外的恩典，不是常例，以張佳木的建議，以后宰相首輔例有座位，可以和君主坐而面談。

至于例加太傅，也是允準，首輔班寸侯爵，倒是沒有答應下來。

但就是這樣，已經使李賢飽受非議，而他自己也是再三固辭，只是皇帝對李賢的信任不在張佳木下，給李賢的這些尊榮加賜，皇帝自己也很愿意，所以，答復就是：所賜應受，所辭不允。

而現在張佳木還在提權位之事，李賢也只能報之以苦笑了。

“不，我不是說要給原德本人再加什么權位，我的意思，是要徹底的改一下這個內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