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宿命與民族的智慧－－讀“明”的一點感想
小說明里面幾次談到南方統治上層缺少政治智慧的問題。用書中的話說“朱標采用黃子澄的提議，高俸養官，依靠理學治理朝政，依靠雜學發展民間工商，開始的時候效果也不錯，曾經讓朱江巖懷疑自己當初的意見是否太極端。結果好了才五、六年光景，這種策略的弊端逐漸顯現，得了豐厚俸祿的官員們非但沒有滿足貪欲，反而將手逐漸伸到新興工商業當中。非法侵占他人財產，官員和商人勾結的案例比比皆是。”
書中又說“朱二總希望南北雙方能殊途同歸，他太高看了朝廷上那幫貪官的政治智慧。朱二、曹振這種老臣的存在，其實是保證建文朝廷茍延殘喘的基石，有他們在，燕王朱棣就不敢輕易起兵。可自以為聰明的大佬們非常配合地將這些基石一塊塊拆掉，等著倒塌下來的大廈將自己壓死。”
又說“如果南方那些貪官能將搜刮來的去投資工廠和礦山，并停止繼續貪贓枉法，他們的財富積累過程并不比北方那些奴隸販子和血淚工廠主骯臟多少，如果朱允文能看清楚眼前的局勢，也許他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偉大帝王。可惜，他們都不會那么做…”。
請注意，這里南方官僚和北方以及南方的工商業并并沒有根本的經濟利害的沖突。新興工商業實際為官僚提供了新的財源。南方的經濟問題只是在於南方官僚過於貪婪，只追求短期個人利益。他們所作所為，不僅損害南方經濟，而且損害自己的長期利益。自己為自己掘墓。
看起來似乎可笑，但是上層缺少政治智慧的事實確又貫穿大部分中國歷史。在歷史上，即使面臨外部入侵和農民的暴動，面臨自己階層的生死，統治集團仍舊內斗不止。西晉末年，八王之亂是一個例子。明末福王財富如山但拒絕拿錢出來抵抗闖王又是一個例子。從這個角度，上層不要說政治智慧，恐怕連權謀都夠不上。
從這點講，安泰朝和建文朝的危機首先是一種精神危機。不僅是道德危機，而且是智力方面的精神危機。
不僅南方如此，北方也醞釀著同樣的危機，只不過為表象所掩蓋而已。
書中說北方六省有報紙和爵士監督制度，吏治相當清明。
但是“在郭楓眼中，卻看到了新政的很多不足，看到了郭璞一力所推行的新政的陰暗面。老張五那批早期的工廠主和商人大多出身于工匠和貧民，受過一些苦，知道體諒窮苦人的不易。新政發展之初始，從業的工人少，工廠主支付的薪水高。各地夜校也在武安國和郭璞的親自過問下辦得如火如荼。隨著時局發展，進入北方各省的流民漸漸增多，工人的薪水就一路低走，教授工人識文斷字的各地夜校也從免費逐漸轉向收費。最近這十年，特別是南北方關系瀕臨決裂后，新興工廠主們更不體恤工人。被貪官逼迫得舉家遷移的流民大舉進入北六省，他們除了體力之外一無所有，所以沒有資格與當地的工廠主講價錢，每天要干十幾個小時才能賺到三餐，倒閉在機器旁的工人屢見不鮮。白正等人痛罵一些工廠主是吸血鬼，罵得不無道理。最讓人不能容忍是遼蒙聯號，這個北六省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商團，雖然給每個工人提供了較高工資，并買了保險，但這個商團目前主要經濟來
源卻是對大洋州土著的掠奪和從西域往中原販賣女子。新政這些缺憾郭璞知道，卻以大局為重不盡全力去彌補，至少郭楓這個做兒子的沒覺得父親已經竭盡全力。”
不僅如此，各地的大商團都有官場為背景，北方的燕王，西北的秦王，云南的沐家都是自己管轄地區商號的最大股東，每年謀取暴利，不僅從事合法生意，而且還非法經營。以此推算，最后新政很可能演變成一種僵死的壟斷經濟，小企業競爭不過有特權的壟斷資本，而壟斷資本不斷扼殺市場的活力，在達到高峰后即將進入衰落。
所以南方官僚短視反映的精神危機不精神危機的過是全國縮影。亦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危機。
貪婪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資本家又得唯利是圖，所以要指望南北的官員商人不貪恐怕是不太實際。問題是，人總得有遠見，有智慧。有遠見才能發展其銀行，保險，信用，環境保護，勞工保護。才會投資于精神文化的發展。而這些涉及國家長遠利益的制度，往往和商人官僚的短期利益有所沖突。
請注意，書中凡是涉及共同利益的，如股票市場等，多為武安國首創，郭璞監管。要是換了周崇文作北方六省布政史，恐怕早崩潰了。
書中的社會的危機也在此。在精神危機未解決之前，還得靠人治。
安泰朝，武安國一直在修橋補路搞水利的意義也在於此。武安國一人苦干也不過說明書中社會還遠未成熟，太多的人習慣有皇帝來統治，太多的人急功近利，只想到眼前。
至於為什么人缺少政治智慧呢？
政治智慧(推兒廣之，商業智慧)只能在多少代的連續發展中發展起來。即使代代有能人，也要靠人之間的親身傳繼。。而明代恰恰是從一窮二白的世界發展出來的一個朝代。
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漢代和明代的開國皇帝出身下層平民，這不能不歸結與前面秦和元朝的征服。秦征服了六國，毀滅了六國的原有統治結構而代之以全新的一套。元朝征服了南宋而完全拋棄了以儒家文人為主的統治。在某種意義上，秦和元的覆亡都留下了一個權力的真空。后繼的漢和明朝代幾乎要從一張白紙從頭作起。沒有前朝留下來的大批人才，多少只能參考的是古籍上的古代制度。
秦，元都是極端崇尚武力的朝代。從這點講，二者決并不是一個商業社會的楷模，和秦比，元更差，人分數等，甚至不能算一個組織得很好管理得很好的社會。這種環境，加之朝代末期的動亂，在漢初明初每個人的精神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帝國制度的建立也不能不打上劉邦朱元璋個人經驗的深刻烙印。
動亂對一個國家社會的影響是相當消極的。動亂使人為自己的生存奮斗，動亂使人習慣殘忍，對別人的痛苦熟視無睹。動亂也培養出無數有野心而時刻準備踩著別人上去的人，動亂使得人之間缺少互信，使得人短視。接收了這筆遺產，漢和明代二個朝代都大殺功臣，都封諸王。力圖在諸候王和文人官僚的基礎上重新創造出一個新的國家。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新的統治文化。
所以明才有精神危機。
而這是個宿命的循環。沒有數代平穩的進步，就不太容易有真正的互信和政治智慧。而沒有政治智慧和互信，就未見得能有持續不斷的平穩的發展。
所以，世界各國，發展最平穩最清廉的是冰島，芬蘭，瑞士這種從未被征服，從未大內亂的國家罷。
明小說里面的英雄們，并不是南北方的工業巨子們。明小說里面的英雄，多沒有榮華富貴，多死于非命。王飛雨，李善平，馬皇后，璞英，伯辰，甚至高德勇和晴兒。為什么要流那么多的血，因為社會需要的是一種精神革命，有此才能打破歷史的宿命。也才創造出中華民族需要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