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聽了李素的闡述，一時間覺得似乎頗有代理，給他指出了一條他從未想過的道路，不由陷入沉吟。

李素便繼續侃侃而談、詳細闡述：“陛下，武帝之前，自秦始皇至孝景皇帝，都無年號。秦始皇紀年至三十六，自其為秦王時便算起，并不以稱帝為限。高祖踐祚之前，太史公本紀年事，也以‘漢元年’至‘漢七年’紀錄。

陛下如今已罷黜‘天人感應’邪說，改尊《殿興有福》，則天象災變，與人君德行已無聯系。不如就此廢除頻繁改年號之法，也算得上是正本清源。

何況，陛下乃孝景皇帝玄孫、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初為武帝之兄，陛下既不出于武帝一脈，又不用如光武、明帝一般忌憚‘天人感應’，直接改回高祖至孝景皇帝舊制，有何不可？”

劉備聽得一愣一愣的，隨后覺得還挺有道理。

年號又不是自古有之，是跟隨著漢武帝使用儒術、天人感應才有的。

現在天人感應都沒了，不再改也很對啊！這樣還能順帶破除很多神鬼迷信、壓縮妖言惑眾搞祥瑞圖讖的生存空間。

不過，劉備很快想到，他都已經用過“章武”這個年號了，當時天下還沒統一，事急從權也不便做太多沒意義的標新立異事情。李素當時求穩，也沒提，現在卻來提，也不好再把章武這個年號不用啊。

劉備思忖再三，虛心求教：“丞相學冠天人，在綱常大義上自然是jing通的。不過此事具體當如何處置呢？年號總還是要的吧？”

李素奏道：“故臣以為，事已至此，有那么多歷史遺留的疑難。則年號不便廢，但也不便改。人君之德，只與人君本人有關，與天數無關。將來的年號，只是給人的，不是給天的。一個君主，一世一元即可。

臣建議，以后紀年，恢復《史記》最初時的紀法，如‘漢元年’至‘漢七年’那段，同時，再紀錄今上年號年數。

如今年是章武十八年，以后就紀為‘漢四百二十年、章武十八年’，以此類推。”

劉備想了想，點頭許可：“此法甚善，不過，其中原理，還要丞相詳加闡述，好讓天下讀書人明白其中道理、正本清源。免得無知之人以為朕是學識淺薄、不知道怎么改年號呢！”

劉備可以不改年號，但話必須說清楚，道理要宣傳透徹。

這是正本清源、直接繼承秦始皇漢高祖到漢景帝時的優點，改良漢武帝開始被邪說蠱惑帶偏的那部分缺陷。

李素少不得又得為他的多嘴付出代價，寫點書論證了。

好在他已經是丞相，提綱挈領給出學術思想就行，具體文筆措辭修飾，讓他老婆代寫。

至于李素借機闡述出這個理論，倒也沒費他多少腦子。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前世他學正統論課程時學過的基礎知識，跟“殿興有福”是綁定的，他掌握得太牢固了，幾十年后還能記得。

很多人都知道，從漢武帝到宋朝，中間一千多年，中原王朝的皇帝是經常改年號的。

而到了明清兩朝，就變成“一世一元制”了，也就是一個皇帝一輩子就一個年號。

這才有了后人用年號指代皇帝的稱呼方式，有了“永樂皇帝”、“嘉靖皇帝”、“崇禎皇帝”、“乾隆皇帝”這種說法。

但絕大多數沒學過正統論的人，對于“一世一元制”的出現，只是記了個結論。

哪怕歷史系考生，考試也就考這么一個概念和事實，沒去細究過其中的正統哲學原理。

事實上，“一世一元制”在朱元璋的時候剛出現，就是跟“殿興有福”高度捆綁的。

畢竟歷史上“殿興有福論”就是劉基宋濂方孝孺這仨弄出來的，一世一元也是他仨弄的。

一世一元這種制度，就代表年號從“天人感應”時代的對天負責，改為對人負責。

因為對人負責，所以人沒換年號就不換，跟從此是否“天數有變、神器更易”無關了。

很多無知之人還小看“殿興有福論”，說什么“也就明朝用用，到了清朝怎么沒見中央朝廷大張旗鼓宣揚‘殿興有福’？”

其實有些東西哪用刻意全面宣傳，畢竟你宣揚那些明朝的學者個人的地位，對清的統治者也沒直接利益，那當然是借對他最有價值的部分來用了。

皇帝又不是做慈善發福利的，把好處拿走就行，又不一定要對恩人感恩戴德。

清朝繼承了一世一元制，就是借鑒繼承了“承認殿興有福，反對天人感應”的好處。

所以，讀歷史書千萬不能隨便只讀個結論和事件。

宋濂方孝孺這些人當時的貢獻，是遠比后人覺得的大的，至少他們極大削弱了從劉徹到朱元璋、中間一千四百多年的“神鬼天意迷信”對國家的束縛力度。

不能因為朱棣后來把他們的家族滅門了，就因為粉朱棣、便抹殺死者在正統論哲學上的功績。

歷史從來不是簡單的對錯，不存在“好人的敵人就一定是壞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殺的人都是壞的。

更不能因為后世人對儒家的普遍壞印象、網上一片罵“世家大族”的流量密碼，就把讀書人當中那些試圖做出改良優化的人的努力，也統統無視。

而李素作為這個世界的《殿興有福》締造者，當然在這種大是大非的綱常正統上不能含糊，必須堅決建議劉備也搞一世一元制。

否則要是把這事兒疏忽漏過去了，將來等其他后人鉆研學術、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著他的旗號提出、那他李素可丟不起這個人吶。

李圣作為《殿興有福》的締造者和集大成者，怎么可以犯這種低級錯誤？一個人的學術體系得邏輯自洽，這是封圣的基本要求。

此后一段時間，李素便投入到了這個學術體系的完善建設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嚴密了。

然后上交給劉備過目，又跟其他一些學術官員切磋一番，明發天下。

算是為大漢朝從此開始確立一世一元制度、并同時使用“漢多少年”和“年號多少年”這套雙軌并行紀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條依據。

借著這個契機，大漢的治理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掃除外患之后、重新休養生息的和平發展期。

此后兩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沒發生什么大事。只不過國債還款的速度，比預期地稍稍慢了一點點，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徹底還清。

其中的曲折，也屬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調整：那幾年里，又發生了幾場天災。并州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蝗蟲和旱災，讓一州之地絕收了一整年還不止。

好在并州人口不多，靠緩過氣來的冀州和關中補貼，還能撐過去，只是花點錢糧，免稅兩年。

后來又是荊州再次水災、地震。

這些開支，加上關羽最后肅清階段也得在北疆保持兩萬人左右的作戰部隊、始終處于出擊狀態，有持續的軍事行動，也要開支。

這兩項加起來，可不得多耗費了一年的財政結余。

不過，這幾個休養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雖然沒有大興土木、亂搞建設，但民間的工商業開拓發展和自發投資，卻是迎來了一個黃金期。

之前運河網絡和大江大河河海轉運網絡的完善，讓整個國家進入了第一次統一大市場的黃金期。

百姓變得愈發富足、藏富于民，各種社會分工也愈發細化。

之前只在長安雒陽和鄴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邊百姓不再種糧食，而是全力種難以長途運輸的易腐蔬菜供應都市、自己再買外地運來的糧食吃”現象，經過多年的發展、民間自發取經學習先進致富經驗，已經擴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級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業改名改回來了）、武昌、襄陽、宛城、薊縣、下邳、襄平、濟南，都或多或少出現了這樣的經濟形態。

這樣的民間經濟自發成長、社會分工深化，也反過來進一步反哺了“租庸調輸”法的貫徹落實。

因為“租庸調輸”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調”法，差距最關鍵就在于一個“輸”字，把運輸成本折入官價稅賦計算體系，拼命鼓勵民間自發想辦法降低運輸成本，給降低運輸成本的人讓利，擴大工商業流通。

現在每個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邊、百姓都敢于連自己口糧都不親自種了，而是賣菜后用得來的錢買糧食，這個商品經濟的發達程度，自然是日新月異，遠非當年的自給自足狀態可比。

朝廷的工商稅收稅也變得更為便利，稅基征收系統也更為完善、征收成本也便于平攤下去。

因為無論從事工商的人多少，每個郡縣要養活的必要工商稅務系統官吏，是絕對不會少的。

要收的稅多了、稅基大了，對于固定征收成本的“折舊攤銷”，當然是有好處的。

而缺點僅僅只是稅務人員基本上沒有閑下來休息的時候，得天天加班，但這都是官迷們該做的。

都千辛萬苦科舉考進稅務系統了，說明他熱愛這項事業，不該加班嘛？

交通運輸和商業流通進一步強化后，另一個好處也漸漸顯現出來了：以諸葛家為代表的“物流公司”，逐步開始往全國范圍內擴展業務，這幾年里，大漢終于出現了覆蓋全國的民營物流網，成本還比朝廷的驛站系統便宜。

民營物流更擅長省錢，但覆蓋率不如國營的全面、及時性也不如國營的好，這也是正常現象，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

所以國營驛站系統，未來主要還是送文書信件，而大宗物資的托運，交辦給民營就更加省錢。

互補制約之下，雙方的效率也都有保證，留點競爭空間，可以防止另一方沒了對手后漸漸擺爛、徹底墮落。

最后朝廷驛站就成了類似郵政的存在，而諸葛家的民營物流成了相當于四通一達的東西（諸葛家的產業最后交給了諸葛均。諸葛均成年后短期做了幾年官，最后棄官從商，幫姐姐分攤差事接班。）

有了這些物流系統后，在214、215那兩年里，并州和荊州再次遇到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時，還起到了一個之前沒想到的作用，

那就是地方上的豪強世家、指望靠著土地兼并，在荒年囤積居奇、炒高糧價趁機兼并更多活不下去窮人土地的做法，受到了一定的制約。

因為囤積糧食投機倒把這種事情，自古都是要在運輸成本高、長途運糧食不劃算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的。

從桑弘羊到王安石的“平準均輸”法，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看哪兒糧價暴漲了官府得組織運輸調度糧食過去平抑糧價，或者是靠常平倉。

之前桑弘羊時代主要是靠常平倉，一直到李素的新法初期，也是靠常平倉，這個制度在原本歷史上，基本上也能一直依靠到宋朝。

現在諸葛亮等家族的民營大宗長途物流建設起來之后，就等于是再加了一道保險，把常平倉和“長途跨州郡低成本調運糧食”兩個手段結合起來。

就算出現超大規模的災荒，一個郡、甚至一個州的長平常都賣空了也止不住的那種極端情況，依然可以從別的郡、別的州運糧食過來，

而且到了當地之后，依然比世家豪強投機倒把的價格便宜，這樣就抑制了土地兼并，還壓低了土地兼并成功后的收益預期。

214年，并州就有幾個世家不長眼，本以為他們能聯合悄咪咪壟斷并州大部分糧食供應價格，結果被諸葛亮從冀州跨州運過來的糧食打崩了。

次年的荊州災害期間，情況也是如出一轍。這兩波打下來后，地方上貧民情緒穩定，諸葛家白賺了一波小錢還得到了民間愛戴。

當然諸葛亮很會做人，把這一切都處理成“諸葛家的物流公司，只是受朝廷雇傭、調度來做這事兒，他們是收了錢的，發起這個想法的還是朝廷”。

這樣，也避免了官員和富商自行邀買人心的嫌疑。

這種大環境下，民間自發的水運行業、水利修繕、造船技術、河海轉運，都是得到了空前發展。

大漢作為一個大陸民族，原本對于水運是遠遠不夠重視的，被李素揠苗助長了十幾年，也沒從根本上扭轉。現在總算是讓人民自發愿意往出海和海運上用腦子。

愿意去扶桑、三韓、交趾、林邑移民的漢人新增貧民，也是越來越多，額外培養出了至少數十萬規模愿意到江上海上討生活的水手人才和造船人才，

大漢對南方沿海地區的開發程度，也是與日俱進。這幾年里，東北沿海和扶桑更北面的航海地理發現開拓、對東南亞的探索，都進入了新的高度。

之前周瑜在扶桑搞的佐渡金礦，也徹底走入正軌，開始了全力生產。扶桑石見銀山和別子銅山，也開始蓬勃開采。

周瑜甘寧太史慈等人派出的海軍探險隊，還深入了旅漢島內陸，在旅漢也發現了比扶桑更大的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