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879:獨行法蘭西

第110章 雄文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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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雄文出爐

第110章雄文出爐

萊昂納爾并沒有立刻答應阿爾貝,因為這種舞會不同于之前的化裝舞會,帶有強烈的站隊意味。

尤其是羅昂伯爵即將擔任副部長的「公共教育與美術部」,實際上就是法國的「文化部」「教育部」。

參加他舞會的文人、藝術家,即使不被認為是“他的人”,但也會披上鮮明的陣營色彩。

在沒有搞清楚其中的利弊之前,萊昂納爾肯定不會貿然參加。

阿爾貝卻并沒有著急,萊昂納爾的反應才是正常的——作為整個巴黎今年最耀眼的文學明星,矜持是一種必要的風度。

不過他給萊昂納爾留下了一個非常有誘惑力的餌食:

“費里部長正在籌備改革現有的公共教育體系,今后法國將會普及免費的小學教育,并且編撰統一的法語、算術、歷史等教材。

我父親恰好會擔任法語教材的編輯委員會主席……他盛贊過你的《我的叔叔于勒》,認為是最適合小學生閱讀的,教會他們同情與憐憫……”

如果萊昂納爾說自己對此不感興趣,那肯定是違心之論。

法國之前的公共教育一直被各地的教會所壟斷,并沒有全國統一的法語教材。

如果《我的叔叔于勒》能入選,那么意味著萊昂納爾將會成為一代,甚至幾代法國人的共同記憶。

這對于任何作家來說,都是難以抵抗的誘惑。

從星期天福樓拜先生的沙龍,到今天《費加羅報》的批判,再到現在羅昂伯爵通過自己兒子發出的邀請,萊昂納爾終于感受到這個時代“成名”的真切滋味。

不僅是越來越豐厚的稿費,伴隨著還有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

無論是文壇還是政界,似乎都有眼睛在盯著自己,看自己的屁股坐到哪張椅子上去。

偏偏在這個時代,只要你搞藝術,無論是文學、繪畫、戲劇還是音樂,都無法真正“逍遙”,必然要有所取舍。

你是作家,這時的每個報社、每個出版社的老板,都有自己鮮明的血統、出身和政治派別。

你是劇作家或者畫家,那么無論是巴黎歌劇院、法蘭西喜劇院,還是盧浮宮、巴黎沙龍展,幾乎全部依賴國家補貼與官方許可。

保皇派的沙龍里,聚集著貴族、教會人士與學院派大師;

共和派沙龍里則是記者、議員、世俗派作家和印象派畫家。

萊昂納爾之前還可以憑借索邦學生的身份,盡量回避這樣的站隊。

但是當他的“第一個”長篇問世的時候,所有人都想看清楚他身上的光譜。

《費加羅報》上的批評,就是一個尖銳的信號。

而萊昂納爾,也不準備回避了。

回到家里,他就拿出稿紙,開始撰寫對儒勒·克拉雷蒂的反駁文章。

在這個沒有電視、收音機,一切信息都靠文字傳播的年代,唯有這種方式才能最有效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萊昂納爾仔細回憶著上一世那個最擅長與人辯駁的年輕人的“戰績”,揣摩如果是他會如何寫這篇文字……

不多時,萊昂納爾就抽出墨瓶里的鵝毛筆,瀝去多余的墨水,寫下了這篇文章——

致《費加羅報》主筆克拉雷蒂先生

——并答《當心!文學怪胎秀正在巴黎上演》一文

儒勒·克拉雷蒂先生:

您把本雅明·布冬稱作“馬戲團的怪胎”,語氣鋒利如刀。然而,請您原諒一個年輕作者的執拗——我必須向您道謝,因為您無意之間,替我把這部最動人的鑰匙交到了讀者手中。

是的,本雅明·布冬就是一個“怪胎”,他生來便披著八十歲的皺紋與斑白的胎發闖進人世。

您以為這是對人倫的冒犯,我卻要說,正因他是怪胎,才比任何循規蹈矩的嬰孩更能照見我們所謂的“常態”之下的深淵。

在這塊被不測的命運反復鍛打過的土地上,怪胎的啼哭比圣嬰的啼哭更能震撼我們的良知。

巴黎醫學院的標本室里,有無數未長成的“怪胎”:脊骨分裂的、心臟外露的、顱骨塌陷的。凝視他們時,每個人都會屏住呼吸——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敬畏——原來自然在創造生命時,也會失手。

然而,正是這些失手,讓年輕的醫學生第一次看清,所謂“正常”不過是無數差錯中恰好被保存下來的一種。倘若沒有這些標本,我們或許終其一生都會把生命視作理所當然,把“應當如此”當“必然如此”。

“生而蒼老”的本雅明·布冬,替我們省略了走向衰老的漫長程序,把“向死而生”的殘酷在出生的一瞬間推至眼前。您稱他“怪胎”,卻忘了所有人類最終都會成為這樣的怪胎,只是大多數人是被歲月緩緩揉皺,而他不過被命運提早體驗了。

至于馬戲團——您是否想過,巴黎的冬日里,那些臨時搭起的帆布棚子何以總圍著密密匝匝的窮人。他們付兩蘇,不只是為了看侏儒或巨人,更是為了在驚駭與憐憫之間重新確認自己的“完整”。

只是有人以嘲笑掩飾,有人以硬幣贖買,有人悄悄落淚。嘲笑者看見了自己的冷酷,落淚者看見了自己的慈悲——就像文學原本就該讓麻木者驚醒,讓驕矜者低頭,讓溫柔者微笑。

法蘭西自巴士底獄倒塌那日起,便慣于在廢墟上審問自身。我們的父輩曾把國王送上斷頭臺,又在皇帝的鷹旗下重新下跪;他們曾把圣像扔進塞納河,又在圣母院的回聲中痛哭。

如此反復,豈不正是一場長達九十載的怪胎秀?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段畸形歷史誕下的怪胎,帶著舊制度的胎記與革命的傷疤,卻還要在第三共和國的晨曦里佯裝新生。

您還說文學應追求“真善美”——我無意反駁這神圣的三位一體,只想追問:真,是否只容得下勻稱的五官?善,是否只眷顧健康的四肢?美,是否在畸形面前必然轉身離去?倘若如此,那么美也太怯懦,善也太市儈,真也太貧乏。

雨果先生在《巴黎圣母院》里讓卡西莫多敲鐘;戈蒂耶在《莫班小姐》里借異裝者之口嘲笑道學;左拉先生讓礦區肺癆者發出悲鳴。他們何曾害怕過怪胎?相反,他們深知,唯有把怪胎置于光下,才能讓庸常之惡的陰影無處遁形。

您或許擔憂,這樣的文學會把社會引向“感官的放縱”與“趣味的敗壞”。恕我直言,巴黎的趣味早已敗壞——在交易所的銅臭里,在官場的媚笑里,在沙龍精致而空洞的恭維里。與其擔憂文學敗壞趣味,不如擔憂趣味敗壞了文學。

倘若我們連一個虛構的怪嬰都無法容忍,又如何容納現實中那些因貧困而佝僂的織工、因梅毒而潰爛的兵士、因饑餓而眼窩深陷的兒童?怪胎并不制造丑陋,只是暴露丑陋。

最后,請允許我回到馬戲團。在馬戲團散場的夜里,我曾見過一個侏儒把觀眾遺落的花束拾起來,編成小小的花環,送給門口賣栗子的老婦人。那一瞬,我懂得了何謂高貴:高貴不是拒絕怪胎,而是在怪胎身上認出自己;不是捂住眼睛,而是在駭異中依然伸出援助的手。

本雅明·布冬亦如此。所有巴黎人都會看到,他將在里被拋棄,又被愛重新拾起;他將用嬰兒般澄澈的瞳孔,凝視那些衰老、貪婪、怯懦,卻仍閃爍著溫柔之光的靈魂。

所謂怪胎,不過是命運寫錯的一行詩;而愛,會以笨拙的韻腳把它扶正。

倘若您仍堅持要把本雅明·布冬趕出文學的殿堂,那么請便。巴黎容得下他!當夜色降臨,坐馬車的貴婦和剛下班的工人會用不同的口音談論同一個怪嬰——有人罵他,有人愛他,但再也不會有人對他無動于衷。

對于一部剛剛誕生的,還有比這更奢侈的命運嗎?

而我,將在一旁向您脫帽致意——感謝您,讓怪胎成為鑰匙;感謝您,讓巴黎重新學會在駭異與慈悲之間,尋找人的位置。

萊昂納爾·索雷爾

1879年5月16日,巴黎

寫完以后,萊昂納爾將它交給了艾麗絲:“謄寫以后,你把它寄出去。”

艾麗絲拿過稿紙:“要寄到哪里?”

萊昂納爾想了一下:“《費加羅報》。”:wbshu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