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國王的國企單位，也就是麥斯塔的財源十分興旺，國王不僅從它那里獲得大量的稅收、牧場租金，還可獲得貸款。
國王當然也就沒有理由舍棄它而去保護國內什么民間毛紡業，國進民退才是獨裁者必走的正道。
因此，西班牙的對外開放不僅沒有促進自身傳統社會結構的分化，反而進一步地擴大了社會各階層的貧富差別，增強了牧羊業主摧殘農業的力度，摧殘加工業的力度。
此時西班牙國內zài加上代役租、什一稅，國王的各種苛捐雜稅，使得整個西班牙的農村了無shēngqì。
只要有可能，農民們就去當兵，作僧侶、仆人、寄食者或流浪漢，zhǔ洞進到城市謀生——自然使得農業空心化，那還談得上去發展商業性農業。
因此，這一由牧羊業的發展而導致的對外開放所吸入的財富更加強化了西班牙的傳統社會結構，更加穩定了，貧富差距更加加大了。
牧羊業所導致的這一結果也預示著后來的尼德蘭和新大陸流入的金銀和財富的命運。
據統計，在三個世紀中，西班牙從新大陸共輸入225萬公斤黃金、1億公斤白銀，及大量的熱帶農副產品，如糖、可可、棉花、藍靛等，從尼德蘭得到的收入則使其他收入都黯然失色。
但是，這些流入財富的zài次分配的依據，自然是由西班牙的產權結構來決定。
誰是真正擁有西班牙王國產權的人群，誰也就能得到這個產權所帶來的收益，財富是哪個帶來的，哪個就是當然的受益人，這從來都是真理。
尼德蘭是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繼位時帶過來的，那么尼德蘭的稅收理所當然地歸王室所有而其他任何人都與其無關。
遠洋航行和新大陸的發現也是在王室的主持，資助和組織的，王室是理所當然的第一受益人，貴族在開拓殖民地的過程中是領導者，組織者，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成為新大陸的另一個主要受益人也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如果是哪個貴族主持了國內某超大型工程，那么他的家族天然有從中得到利益的權力，哪里可能與平民分享？？做你西班牙夢去吧……
因此，除了西班牙國王通過各個殖民地總督，在新大陸直接獲得的財富和從印第安人那里征收來的賦稅外，每個從新大陸回來的西班牙人都要將他們從那里獲得的黃金的五分之二和其余財產的十分之一上交給國王，殖民者從礦山，種植場和直接掠奪來的一切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必須上交給國王。
此外，從新大陸運進的一切商品還須交納占其價值9.5的關稅，而進口的外國商品則一律征收占其價值29的關稅。
貴族們直接參與戰爭和殖民地的開發與掠奪，他們自然也是主要的受益人，16世紀和17世紀時，西班牙年收入在1萬至1.5萬埃斯庫多的顯貴約為180家，天主教僧侶達16萬人，不足人口的五分之一，卻擁有國民收入的二分之一，西班牙的其他階層當然也就只能分享新大陸給西班牙的殘羹剩飯，那么所謂的西班牙人民更是享受不到開放的紅利了。
國王，貴族和工商業者將其得到的收入自然會用于他們最感興趣，最能體現其價值的地方，其結果也就決定了外來財富對西班牙所起的作用。
西班牙原始的政治結構使國家權力集中于國王之手，國王一旦坐上權力的巔峰，就決不可能自動地放棄這個權力，因為權力不僅guānxì到他的地位，也涉及他的人身安危，而他所獲得的財富，首先自然要用于維護他的權力，所以維穩才是guānjiàn問題，是第一xuǎnzé。
當然，這種維穩還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上。
歷屆西班牙國王都為天主教國王的光環所籠罩，他們還很在意作為天主教世界的主要衛道士的形象，他們統治下的國民的純潔性和統一性，zài加上西班牙政治結構的無序性，使國王的權力幾乎沒有任何制約，國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于是，大量的金錢一是被國王用于維護他的龐大的，且不斷膨脹的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十五世紀時，行政費用就占去了歲入的半數，十七世紀時升至80。
行政辦公費用的比例高得嚇人。
更重要的是，大量財富被投入追求其天主教的價值觀念的“既無結果又無止境的歐洲戰爭中”，西班牙參加了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所發生的幾乎所有的大型戰爭中。
歷屆西班牙國王率領wúxiàn忠于天主教的國民，經常同法國國王，土耳其蘇丹，德國新教徒作戰，用西班牙人的鮮血和財富去捍衛天主教世界，同時決心要建立起一個紅彤彤的天主教世界，拯救天底下活在異教徒手下的人民。
當他們全心全意投入他們為之獻身的事業時，他們從來不關心國內經濟的命運，經常大規模的援外……不僅從來沒有對國內工商業農業實行過此時歐洲各國政府已廣泛實行的對工商業的扶持政策，還對各行各業橫征暴斂。
僧侶貴族們作為既得利益者，也獲得了大量財富，但他們最關心的當然是其身份和地位，他們緊緊抓住封建經濟形式不放，拒絕任何gǎibiàn，絕不放棄一點點利益……他們滿足于原始的牧羊業和剝削殖民地人民的寄生生活，用流進他們的腰包的金錢過著揮金如土的寄生性生活，shǐzhōng不屑于資本主義企業活動。
但此時，弱小的西班牙工業無論是在品種上，還是質量上都無法滿足貴族們的奢華生活的要求，因此，他們當然的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黃金白銀購買外國的工業品以供其享受。
這些行為使本國的工業幾近崩潰——本來由于國內增加了大量的貴重金屬，使物價高漲，勞動成本增加，zài加上外國產品的涌入——西班牙的工業不能zài玩下去了。
通過上述各種途徑，西班牙從尼德蘭和新大陸得來的大量金銀和財富最終都流往了西歐其他國家，轉為了這些國家的原始積累，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現代化，在這之中，西班牙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可憐，它就猶如一個漏斗或者一個屋頂，將來自新大陸金銀和財富輸往了英法這些極力想置它于死地的國家，而它自己不但什么也得不到，反而賠進了本國人民的大量財富和生命。
西班牙的原始的文化結構也注定了它無法利用外來的財富成為內源型的現代化，它不僅使國王竭盡所能地將國家大量的金錢和其國民的無數生命用來保衛天主教的純潔性，在國外四處征戰，四處結怨，充當歐洲的宗教憲兵，使西班牙不僅浪fèi了本來可以用于國內經濟發展的大量資金，犧牲了國民的無數生命，還消滅了無數的民族精英，摧殘了民族生產力，因為宗教異端chángcháng會在工商業者中被發現，chángcháng在知識分子中被發現，所以，他們一旦被發現不是被處死就是驅逐出境，就是皈依了天主教也得不到信任而遲早也要遭到迫害。
更要命的是，西班牙文化結構的原始單一，不僅使西班牙無法成為內源型的現代化，也必然使它在后來的現代化浪潮中成為落伍者，因為任何后來的外誘型的現代化都或多或少地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產物，而不僅是歷史自為的結果。
正是在這一點上，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前提wúyí是正確的，而人的現代化首先是指其國家的領導人和民族精英要具有現代化意識和現代化學識，而這需要廣泛地吸收人類的思想成果和現代化成敗的歷史經驗，因而也就意味著兼收并蓄，意味著文化的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意味著宗教寬容，政治寬容，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文化結構從一元走向多元。
顯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西班牙做不到這一點，正因如此，西班牙也就不可能像荷蘭，意大利那樣，能在較短時間內克服經濟政治上的障礙以實現現代化，轉變一個民族的文化結構的難度畢竟要遠遠地大于克服政治經濟上的慣性，
總之，西班牙社會結構原始單一決定了它雖然可以依靠外來的財富成為強國富國，但卻不能實現現代化。
相反，外來的財富還會在這種社會結構內部轉換成毒藥，摧殘它的國民經濟，腐化它的貴族，腐蝕它的國民，讓它的國王和教士們瘋狂，以為他們真的是世界性大國了。
整個西班牙社會推崇犬儒主義，快快樂樂的生活，不要管那么多……各種天主教的心靈雞湯滋潤著國民的靈魂，活在主的懷抱里，你不要想那么多……
zài長的夢也會結束，但等到他們的西班牙夢一醒來，他們最終會發現，他們工農商業早已經凋零，它們的國民越勤奮，越貧窮，還不如什么也不做。
十六世紀后期，西班牙的赤貧現象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到十七世紀初年，全國乞丐已是空前的多，寄食于寺院者達數十萬人之多，人口急遽減少，許多市鎮和鄉村已完全從地面上消失，交通工具被拋棄，大路上空曠無人。
而剩下的西班牙人則普遍地。輕視勞動。與其勞動，莫如忍受饑餓。于是，一個世紀的繁榮留給西班牙的只有拋棄的土地，無數的僧侶和乞丐和蔑視工商業的貴族。
因此，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時上演的富國鬧劇，充分地證實了對外開放可能帶來的國家的富強，但并不能一定帶來國家的現代化，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西班牙到世界商業大發展時期，仍是一個封建和農業國家。為了實現國王和貴族們所依靠的天主教的價值觀，他們仍然會不吝惜國民的生命和國家的財富。
一個民族，一個聲音，一個領袖，在這里是個笑話。
于是，西班牙也就盛極而衰，成了后來現代化中的遲到者，不管它是否céng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一點用也沒有。
因此，道格拉斯.諾斯對西班牙的總結是經典的：
一個地方只要政治支配一切，那個地方的經濟就會凋零和衰落，西班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
“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警示！”
這份報告發到了網上后，眾多的技術員們眼睛都紅了——這太他媽的像了——我說怎么回事呢。
伍大鵬董事長連忙把自己和其他董事設計的方案拋出來——zài讓他們亂說，就又跑題了。
伍大鵬董事長在私聊中狠狠批評了楊友行秘書：“你他媽的寫的不能含糊點啊，那么詳細，你不怕別人說你水啊？zài說了，你很容易讓人亂想的，你知道不？”
楊友行秘書還怪委屈地說：“靠，我哪一點是說假話了？來啊，指出來啊？”
伍大鵬董事長氣哼哼地說：“你就撲街吧，誰希得搭理你——”
楊友行秘書說：“我操，我撲街不怪我好不好？是看盜版的人太多——”
等了一會兒，他沒看見伍大鵬董事長的回話，便氣哼哼地下了網，不和你們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