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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以假設一下，若是赤色黨的兩大集團軍按照原定計劃再圍困開封一段時間才發起進攻的話，那么中原大會戰的全盤部署就會被意料外的“贛南事變”完全打亂，輕則會讓那四五十萬日軍部分、甚至全部逃出重圍，重則會令赤色黨兩大集團軍遭到嚴重挫敗，而蔣軍如果與日軍聯手，那么后果更是不堪設想，不但兩大集團軍與邊區群眾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抗戰的最終勝利也至少會推遲一到兩年。

但胡衛東并不覺得那個“民主無量、獨裁無膽”的老蔣有膽子頂著“賣國賊”的罵名真跟日本人合作，最多也就是心照不宣，同時將赤色黨作為頭號大敵、而日蔣之間則盡量避免沖突而已，否則這次令老蔣騎虎難下的“時間差”是沒理由會出現的。想明白這一層之后，胡衛東在松了口氣的同時，也多少對因為日軍主動投降而意外產生的“時間差”而感到慶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投降不久的原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在得知“贛南事變”的消息后，不禁后悔不已。如果沒有“贛南事變”，畑俊六還可以推說實在是打不過，以他的出身和人脈，至少保住家人的難度不大，但“贛南事變”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被其錯過，直接改變了戰爭的走向，這個罪責實在太大了，就算他是親王也擔待不起。因此，為了避免禍及家人，畑俊六只得尋機自盡，以盡可能地減輕身上的罪名，不少其他被俘的鬼子軍官也紛紛效仿他的做法，甚至還有一部分試圖逃出戰俘營而被十五集團軍果斷鎮壓，死者逾五百人

比起胡衛東，太祖得知“贛南事變”的消息后更是怒不可遏。他一方面對項英等人頑固堅持王明路線的重大錯誤進行了嚴厲批評，并借此將國際派的最后一點殘余勢力徹底趕離了一線，另一方面則著手對蔣政權展開全面反擊。

1939年1月15日。太祖代表赤色黨中央通電全黨全軍，“蔣某人的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央決定在政治和軍事上同時發起全面反攻。”，并強調說。“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挽救遭到蔣某人嚴重破壞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

在政治上，赤色黨強有力的宣傳機構令老蔣一時間成為千夫所指，好不容易塑造起來的抗戰領袖形象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而赤色黨比歷史上強了不知多少倍的軍事實力則更是令國民黨中的地方實力派紛紛起來斥責老蔣以撇清關系，防止自己成了替罪羊遭到赤色黨武裝的攻擊。因為同樣的原因，與歷史上更偏重政治手段不同，這個時空的赤色黨更加重視軍事上的反擊。三管齊下給予了蔣政權以沉重的打擊

首先是正在返回華北邊區的路上的八路軍主力部隊受命兵分三路，一路進軍太原，爭取利用這個機會將閻錫山的勢力徹底拔除。雖然閻錫山迄今為止還沒有對“贛南事變”發表意見，但他的政治態度一向偏右，也曾對赤色黨與群眾欠下血債。為防萬一，還是先下手為強比較好。

更重要的是，當初紅十五軍雖然占領過太原，但由于時間所限，只來得及搬走了軍工與部分重工業設備，而閻錫山建設山西的成果卻不僅僅只有軍工和重工業，更不僅限于太原一地。至于其后山西一度被日寇侵占，也因為很快就被十五軍與八路軍聯手擊敗的緣故，這些工廠并沒有遭受太大的破壞，至少還有山西工業極盛時期總產能的三分之一，難得現在老蔣送來了借口，這塊肥肉豈能不吃？

可憐閻錫山雖然骨子里十分敵視赤色黨，但忻口戰敗后晉綏軍已經元氣大傷，轄區又僅剩太原等山西的大中城市，地盤遠不如前，能夠養活的部隊自然也就少得多了，因此至今兵力仍未恢復到10萬以上，其中接近三分之二還是在很大程度上被赤色黨實際控制了的山西新軍，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哪兒還有膽子主動向赤色黨挑釁啊？

可饒是閻錫山謹小慎微地當了一年多的小媳婦，最終還是沒能免難，外有八路軍一個軍二十萬雄兵，內有山西新軍5萬多人起義脫離晉綏軍序列，加之對于同胞自相殘殺的內戰，晉綏軍的官兵、尤其是下層官兵根本提不起多少戰意，敵軍打來后他們紛紛投降乃至倒戈，八路軍第34軍只花了不到半個月時間就掃平了山西全境，晉綏軍頑抗戰死的人數不滿三千，其余的全都起義或者被俘，而八路軍的傷亡更是僅有五百多人（加上山西新軍等起義部隊的話，則要超過一千五百人。），其中大部分還是在于民團武裝的戰斗中犧牲的，34軍軍長劉伯承不禁慨嘆道，“自從軍以來，未有一戰如此輕易。”

眼見太原難守，閻錫山當即拋下部屬坐飛機南逃，卻被華北航空總隊的一個戰斗機中隊趕回了機場，閻錫山終究沒有自殺的勇氣，只得向34軍投降。本來因為身背血債的關系，閻錫山即便投降了也不會好過，但胡衛東認為他對中國的工業化對山西的民生做出過一定的貢獻，又考慮到統戰工作的需要，因此特地為其求情，黨內的白區工作派也紛紛附和，因此閻錫山并沒有被太過為難，經過一段時間不長的政治學習后，他甚至還因為注重實干的作風而獲得了重新啟用的機會，先后擔任過機械工業部（注1）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

注1：本時空新中國初建時的部委設置與歷史上有所不同，工業方面分為兵器工業部、機械工業部、電氣工業部等八個部委，簡稱為一機部、二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