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是慈禧

十六、財源水患(二)

十六、財源水患二

可是,咸豐帝也罷,奏請發行銀票、寶鈔的官員也罷,他們并無近代金融知識,更無改造清朝落后的貨幣體系的構思。他們只是為了應付本無能力承擔的財政開支,而濫用行政權力發行根本不準備兌現的大錢、銀票、寶鈔。毋庸多言,如此無限量空頭發行毫無保證的紙幣,其后果必然是惡性通貨膨脹,這與直接掠奪人民無異。濫發通貨的后果,立刻就顯現出來,咸豐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裝著看不見。為了挽救財政危機,他一意孤行。戶部用白銀與票、鈔、大錢搭放的方式支付財政用度,如兵餉,往往銀、票對半,這實際上減少開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銀二票八,這實際上減少開支八成。從1853年至1861年咸豐帝去世,清中央政府發行的大錢、銀票、寶鈔、京錢票高達六千余萬兩,占這一時期國庫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先發銀元,皇上,臣妾不知道鑄幣的成本,要一個度,核算成本,不能用鐵來鑄,因為如今鐵不值錢,越貴的錢幣越要精致,而且更要夠值錢!”

“值錢的意思是?”皇帝疑惑地問道。

“就是要讓人相信他值錢,皇上,”杏貞舉起了手腕戴著的赤金鑲紅寶石手鐲,“誰一看就知道臣妾手腕上的這個手鐲價值萬金,可若是換成銅質的,那誰都知道不值那么多的錢。”

“那便是要讓銀元必然要有銀。”

“正是,還要銀的分量不低。夠能買值這個價的東西,還不能太值錢,太值錢的話若被商人融了便又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了。然后如此一番之后,再瞅準了時機再發官票便是。”

皇帝點了點頭,杏貞繼續說道:“臣妾瞧到去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他在江南籌餉,有個厘捐卻是不錯,不知道皇上還有印象嗎?”

“恩,那時候朕朱筆道:‘粵逆竄擾以來,需餉浩繁。勢不能不借資民力。歷經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奏請設局捐輸,均已允行……稱里下河一帶辦理有效,其余各州縣情形,想復不甚相遠……’怎么。你瞧中了這厘捐?”在咸豐帝的心中。厘捐與當時各省的捐納捐輸并沒有什么區別。并用“想復不甚相遠”一語,對雷以諴之前之后的行為予以承認而已。至于雷氏的建議,咸豐帝下旨江蘇巡撫、南河總督等各就當地情形安當商酌。若事屬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變通辦理。這是咸豐帝第一次對厘金一事的表態。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輸的變種,稱為厘捐。首行區域為蘇北,創辦者為雷以諴。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主要任務是籌餉。這可是一件極難辦頂費力的差使。可他的一個幕僚錢江,當時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個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陸要沖去設關卡,對通過的貨物按其價值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品過境稅,當時又被稱作“行厘”);另對開店銷貨的各商人按銷售額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業稅,當時又被稱作“坐厘”)。厘捐的交納者亦可同其他捐納者一樣,領到捐得何種功名的部照,只不過這里面再也沒有自愿的色彩了。

咸豐四年十月,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設立機構,向揚州城附近的仙女廟、邵伯、宜陵、張網溝各鎮米行派厘助餉,最初的標準是,每一石米,捐錢五十文。雷以諴一開始抱著試一試的念頭,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錢兩萬串。次年4月,他向咸豐帝報告(先斬后奏):此種方法既不擾民,又不累商,數月以來,商民無事。他還看出了此種方法的長期穩定性,奏折中稱:“且細水長流,源源不竭,于軍需實有裨益。”于是,雷以諴一面宣稱自己將在里下河各州縣推行此法,一面提議由江蘇巡撫和南河總督在各自防堵的區域里,“照所擬捐厘章程,一律勸辦”。

咸豐五年五月,雷以諴收到諭旨后,便在泰州設立分局,大張旗鼓地抽厘助餉。厘金的范圍從大米一項擴大到各類糧食、家禽、牲畜、油、鹽、茶、糖、堿、棉、絲、布、衣物、酒、漆、紙、藥材、鍋碗及各類雜貨,可以說,沒有一種商品不抽厘。此外,對銀號、錢莊亦按其營業額抽厘。江蘇巡撫、南河總督大約也在是年下半年開始設卡抽厘。

“朝廷難收商稅,這也是無計可施的,若是地方開了關卡,征收過往商旅的厘捐,給地方有些補給,軍費上咱們也能松快些,不過,凡事須有規矩,昨個勝保在安徽上了折子,里頭說‘可否請旨飭下各路統兵大臣,會同本省鄰省各督撫,會同地方官及公正紳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勸諭章程,悉心籌辦。官為督勸,商為經理,不經胥吏之手,自無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隨收隨解,他省亦暫存藩庫,為協撥各路軍餉之需。’倒是出了幾個好建議:一是以統兵大員為主,各地方官只是會同;二是以公正紳董經手;三是以濟軍需為名,隨征隨解。”

“皇上,這其實就是商稅,只不過沒有商稅的名義罷了。”在咸豐朝財政大危機之際,許多官員也有征商稅之議。咸豐三年,戶部也獲準擬定了具體辦法,準備先在北京試行,然后推廣到全國。但北京的商人們聞訊后紛紛以關閉相抗,市井蕭條,民眾不便,最后不得不取消。

“若是商稅,可不能操于地方之手,到時候朕的命令就出不了圓明園了!”皇帝驚恐了起來。

“無妨的,皇上,如今且要滅了發逆再說,若是到時候天下太平,商旅們也要鬧起來的,目前先頭疼治頭吧。”

清承明制,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二來自于地丁。永不加賦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擴張性。此外雖有鹽、茶、礦、關、酒、當、契、牙諸稅,但除鹽稅外,其余稅目征收額很小。這種落后的稅收制度,使國家財政依賴于農業。本來產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種種名目的加增(大多為中飽,中央財政沾潤很少)受到越來越多的榨取,農民甚至地主都無力承受。而利潤頗豐的商業,卻長期處于輕稅甚至無稅的狀況。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產生了兩大嚴重后果:一是國家在商業中獲利甚微,為保證其財政收入,一直采取重農輕商的政策,傳統的農本主義的經濟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商業得不到國家扶植反備受打擊。二是獲利的商人成為各級官吏搜刮的對象,各種陋規和攤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結交官府,謀取超經濟的優勢,如廣州的行商、揚州的鹽商即是,這使得正常的商業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來。與宋代已經取得的城市經濟和工商業興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業未能達到其應該達到的水準。

“所以臣妾覺得俸祿不可減少,鑄銀幣、開捐例、設厘金這三個倒是極好,而且臣妾有雕蟲小計,可以三者并使,損害最小,效果最大。”

“皇后你說,”咸豐皇帝如今是對杏貞心服口服,如此批折子幾日,就精于政務了,提起了朱筆,“朕給你記著。”

“捐例者,一省之內無需再捐厘金,出省再交厘金;厘金捐例者,許用銀幣交付,如此增加銀幣流動之效;鑄銀幣者捐例者,均操之中樞之手,權柄不下移。”杏貞奉了一個桂圓茶給咸豐,“皇上以為如何?”

“朕看以后這折子就都你看著辦罷了,”咸豐皇帝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一句,還沒等杏貞回話,外頭楊慶喜跌跌撞撞地爬了進來,咸豐皇帝惱怒地瞧著手忙腳亂地楊慶喜,“混賬東西,沒瞧見朕和皇后說話嗎!”

“萬歲恕罪!外頭的軍機都到了,說是黃河,黃河決口了!”楊慶喜大聲叫道。

一聲脆響,皇帝手里的蓋碗掉在了地上,碎成了幾片,桂圓茶灑地滿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