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是圓明園最純美的季節，滿庭的合歡花漂浮在半空之中，空氣之中彌漫著荷花的香氣，暑熱已經被前湖后湖福海的活水帶走了，九州清晏前頭的湖水里頭多的蓮花蘆葦，帶著許多的小蟲，從碧紗里頭鉆進了皇帝的寢殿，皇帝倒是沒事，伺候皇帝睡覺的小監被咬得滿臉花，同治皇帝見到了，叫人下去休息之余，不免哈哈大笑，說這些起想必是晚上打盹了，若是值夜醒著也不會被蟲咬得如此了。

這圓明園里面依舊是四面風柳，一帶紅煙，錦繡堆砌，人也不過是這些人，大家都是安分守已得在園里頭過日，飲宴、聽戲、游玩。只有麗貴妃倒是偶爾唏噓不已，當年那些把咸豐皇帝迷得暈頭轉向的圓明園四春娘娘，如今倒不知道去那里了。

這一日，后見了幾個入園請安的誥命，特意又留了榮祿的母親說了些閑話，榮祿母親分外惶恐，特別是在榮祿被免掉了四川提督之位之后，后不免又溫言寬慰了幾句，議定了一件事兒，就送走了榮祿母親，德齡來報，“高心夔在外頭候著了。”

后點點頭，去了偏殿，紗屏之外，高心夔已經候著了，行了禮，后也不廢話，直截了當得把話題撂出來，“高心夔，本宮以為要改革科舉，廢除八股，你以為如何？”

高心夔悚然而驚，沒曾想在京中呆了這么幾十天，后未曾召見自己，驟然再見，居然提出了這樣驚天動地的話題，高心夔的心思迅速得飛轉，苦苦思了半盞茶的時分，后也不催促，優哉游哉得等著，過了一會，高心夔下定決心，“微臣以為，科舉雖然有弊，不能輕易廢之。”

“哦，何以見得？”后問道。

“科舉之事，始于隋，定于唐，宋完備，明發揚之，國朝興之，歷經千年而不衰，是國朝選拔人才，吐故納新的良方，比隋以前的官吏選用制要好得多，”高心夔侃侃而談，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祿制”，其結果是“龍生龍，鳳生鳳”，平民姓“面朝黃土背朝天”，與政治幾乎無緣。漢朝以“察舉”和“征辟”制取代世襲制，由州、郡地方長官向朝廷舉薦人才，經朝廷考察后授其官職，或由皇帝特詔選任官吏。這自然是歷史的一個進步，但由于掌握選官大權的官僚們注重門第，官官相護，徇私舞弊，用人問題仍不能得到很好解決，以至出現“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等嚴重問題，出身底層的優秀人才難以被選拔上來。魏晉南北朝實行“九中正制”。這在當時多少改變了州、郡地方長官隨意左右、受賄營私的狀況，選拔出一些比較有才能的人進入仕途。但中正官到后來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門第成為評定官員的唯一標準。“九訪人，唯問中正”，它實際上已成為大地主、豪族勢力控制選官的工具。其結果必然是“上無寒門，下無士族”，“世胄躡高位，英雄沉下僚”，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姓均被拒于官場之外。

從隋朝至明清的科舉制，它所堅持的是“自由報名，統一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取，公開張榜”的原則，打破了血緣世襲關系和世族對政治的壟斷，對選官制是一個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給中小地主階級和平民姓通過科舉入仕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堂”。如北宋的呂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將母二人趕出家門，長期居住在一個山洞里，過著饑寒生活，但他發奮讀書，高中狀元，善理政治國，成為宋初名相。又如范仲淹自幼家貧，進士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為，享有“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范仲淹字希）的盛譽。清代乾隆年間的陜西狀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狀元劉春霖也都是地地道道的農家弟，父母都是種田人。王杰在朝為官四十余年，身為嘉慶帝師，官居高位，但剛正廉潔，一塵不染，伸張正義，最恨邪惡，被后世公認為乾、嘉時代的名臣。王杰晚年告老還鄉，嘉慶皇帝稱贊他“直道一身立廟廊，兩袖清風返寒城”。“若無科舉制，怕是這些人也登不了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