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試探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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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以文致富”的文化人中，金鏞、倪誆都是各中翹楚，但像林宥倫這樣，年不滿二十，坐擁數千萬身家的人卻是極其少見的。寫出的小說在海外銷出200多萬冊，仿若信手拈來的劇本部部票房火爆，僅憑這兩點，林宥倫便已經坐實了“才子”的名頭。

香港電影圈里編劇地位一直很低，劇本也很少能賣出高價，可自從林宥倫得了一個“千萬編劇”的名頭后，其他編劇的身價也跟著水漲船高。事實上林宥倫的劇本從來都不算是“賣”，而是以劇本“入伙”，最后拿票房分紅。這件事圈子里的人大多都心里有數，可普通市民卻不這么看，“千萬編劇”的事跡經過口口相傳和小報演繹，最后一個劇本賣一千萬的說法反而成了言之鑿鑿的事實，讓人哭笑不得。

香港的編劇只要一出名，大多都會轉行自己做導演，而林宥倫卻沒有這方面的打算，一直和娛樂圈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所以大多數時候，大家都覺得他仍是一個文人。

應邀出席酒會的金鏞就是這樣的觀點，沈寶新找不出什么理由反駁，只能跟著認同了這種說法，但心中始終對金鏞的決定有些遲疑。

金鏞對此行卻抱有極大的信心，他站在遠處觀察了一會兒，等林宥倫和朋友打完招呼，又應付完那些攀交情的人，他便端著酒杯走了過去。

周彗敏跟著經紀人林小曼去了別處，王組賢在酒會上的應酬比林宥倫還多，林宥倫找不到說話的人，正準備找個安靜的角落一個人坐坐，轉身卻看到一個和善可親的老者，在儒雅氣質的襯托下，顯出一種不言而喻的身份。

“后輩晚生，見過金大俠！”林宥倫抱拳向金鏞行了一禮，別具一格的見面方式讓金鏞不覺莞爾一笑，擺擺手說：“今天又不是英雄大會，你這一套我可吃不消。這里也沒有外人，我們就以平輩論交吧。”

“查老先生是香港的文壇盟主，況且以后我還指望著在《明報》上繼續寫小說賺錢，你這么說可是折煞我了。”林宥倫這么說倒不是刻意恭維，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報》有過關系，所以金鏞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隱然有“盟主”之地位。

香港經濟學的教父級人物林山木曾在《明報》資料室做過資料員，經金鏞賞識派往英國學習財經，后自立門戶建立《信報》；以散文廣受歡迎的作家張君默在《明報》做過記者小說家江之南曾經是《明報》的編輯，女作家亦舒也在《明報》當過娛樂記者。

而《明報》的專欄版在香港文化界更是極具江湖地位。大報低酬，仍然趨之者眾。在《明報》開專欄已經成為香港文化人身份一種象征。

金鏞呵呵笑道：“我好不容易才讓郭靖守住了襄陽，可你倒好，直接讓梁蕭領著元軍將南宋打了個底穿，既然我們都已經交過一次手了，你還有什么好擔心的？”

“我猜您來找我，肯定不是為了討論小說故事的。”林宥倫沒再堅持，不過語氣依舊恭敬。

“林生對大陸如今的時局有何看法？”金鏞出此一問，卻是存了考校林宥倫的意思。

林宥倫并沒有直接發表任何的觀點，卻先和金鏞說了一個笑話：“有一次聯合國召開會議，中國、美國和蘇聯的元首都坐車去會場，三輛車行駛到一個丁字路口，美國人朝左轉，蘇聯人朝右轉，司機請示后面的首長走哪條路，首長告訴他，打右燈，朝左轉！”

金鏞聽完那位首長的回答當場就笑了，可很快他便收住了笑，仔細琢磨起了這個笑話里的深意，慢慢表情變得嚴肅了起來。

《明報》在60年代曾開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消息，滿足香港人對大陸一無所知的需求，從此《明報》便以“言論獨立”的形象成為報道中國消息的權威。

盡管《明報》與金鏞在有關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常被人譏笑為“機會主義者”和左搖右擺的“墻頭草”，但進入八十年代《明報》已經發展成為一份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分子報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明報》的社論一直對香港社會具有較大影響，不僅備受港英當局關注，甚至也受到內地和臺灣的重視。

金鏞一直在關注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金鏞對這項政策能否長久執行心存疑慮，不過聽林宥倫這個笑話里的意思，他對大陸的改革開放倒是很有信心。

這種事情除了等待時間檢驗，誰都不敢妄下結論，金鏞原本只是想要試探林宥倫的態度，沒想卻聽到了一個有趣的回答。

“我聽說查老先生已經答應加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這里我有一個不情之請。”林宥倫收起玩笑的表情，神色肅整地說：“我知道基本法的制定，就是為了保證回歸之后香港在大陸的體制下保持相對的獨立地位，但我希望查老先生在草擬基本法時，也要考慮回歸后香港和內地的溝通融合問題，不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后，香港人依舊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

一想到后世香港回歸十余年，港人依舊對大陸有諸多排斥，林宥倫心中便覺有些悲哀。見金鏞面露不解，他接著解釋說：“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則沒有錯，但基本法應該是一座橋梁而不是一堵墻。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若能一直持續下去，至少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都能夠保持經濟的強勁增長，而香港的地緣已經決定了，回歸之后對大陸的依托性會越來越強，如果內心里就對這個國家缺乏歸屬感，回歸后港人又將何以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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