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種論點在當時很難被國人接受，而這些生物學家拿畜生和人作比的方式更讓部分文化程度較低的干部群眾難以接受，以致于其中的不少人都因此受到了沖擊，若非胡衛東知道他們所言并非胡說八道而伸出了援手，中國的動物行為學研究很可能陷入長期停滯。事實上，如果不是這種特殊因素的影響，中國自1940年1947年的這8年時間里每年都超過5的恐怖出生率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

不過人口暴增的更重要原因還是人口死亡率的急速下降，在民國時期由于戰亂災害頻繁加之政府腐敗嚴重，百姓民不聊生，平均每年都有至少幾百萬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而建國后實現了國內和平，政府大力推動的水利建設又大大增強了全國的防災抗災能力，使得自然災害的危害大大降低，僅此一點，建國后每年就要比之前多增長幾百萬人......

餓死、戰死等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幾乎完全消失，而新中國醫療水平的飛速提高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則更是功不可沒。1943年中國的抗生素產量和用量均為世界首位，使得大多數細菌性傳染病不再成為對中國人致命的威脅，而其他疾病的治愈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此外對外科醫生的大力培養和引進（主要來自日本）也大大降低了嬰兒的夭折率和孕婦的死亡率，這其實才是影響最大的因素，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孕婦的死亡率下降事實上還大大提升了人口出生率，對人口的增長影響尤大。

而《國民營養條例》的頒布和全民健身運動的開展則是“雙管齊下”，增強了中國人的體質。免疫力也因此增強，得病的幾率自然也就進一步降低了。但營養與運動見效其實都不是很快，就目前來說，影響最大的還是以“除四害”為標志的全民衛生運動......

雖然初期一度因為缺乏生物學知識而將麻雀也列入了四害之中，但由于糾正得快，并未造成歷史上差點讓麻雀絕跡的后果，而蚊子、蒼蠅、老鼠與臭蟲雖然無法完全除滅。但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至少在大城市的室內已經很難見到，以致于某些女性的人民代表甚至提議以蟑螂取代臭蟲作為新的第四害......

除了不斷勝利、但永遠也別想徹底勝利的“除四害”，這幾年里衛生運動最大的成就應該是對于很多“地方病”的控制，其中類似“大脖子病”這種與微量營養素攝入不足或者“斑齒癥”這種微量營養素攝入過多導致的營養性疾病在吳憲、鄭集等營養專家和廣大干部群眾的努力下已經開始迅速消失，特別是碘鹽等營養強化食品的生產和推廣更是意義極大。

而且。因為有胡衛東這個過來人的提醒，這個時空的碘鹽推廣過程中做到了區分情況分別對待，而且無碘鹽的銷售也比歷史上的管束松得多，普通的商店也能銷售，不限于縣市的鹽業公司，購買時也不再需要醫生開出的甲亢等對應病癥的處方。這樣一來，化學實驗、某些疾病需要的時候就方便了許多。至于某些人貪圖便宜而不吃碘鹽的問題。將無碘鹽的價格定得比碘鹽稍貴就行了，胡衛東弄不明白的是，后世無碘鹽的價格已經定得比碘鹽貴了，為何還要以“擔心某些人貪圖便宜而不吃碘鹽”的理由對無碘鹽的銷售嚴格管制呢？

此外，解決難度更大的寄生蟲病也得到了普遍的控制，令不少外國專家“十年內無法有效控制”的論斷完全落空，這就不能不感慨太祖廣泛發動群眾、全民動員的威力了......

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血吸蟲病（準確地說，應該是日本血吸蟲病。其他的血吸蟲危害相對小很多。）的控制，在太祖廣泛發動群眾掀起的“除滅釘螺”行動中，全國大部分血吸蟲病的主要疫區相繼得到了控制。如歷史上一樣，太祖接到報喜后欣然寫下了詩篇《七律.送瘟神》來表達自己的欣喜。但是深知歷史上經驗教訓的胡衛東卻在這時澆了一盆冷水，他撰文尖銳地指出現在還沒有徹底鏟除血吸蟲病的威脅，不完全滅絕釘螺就不能放松（歷史上日本就做到了，關鍵是要一直堅持。不能中途放松。考慮到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持之以恒或許確實有些難度，但要說絕對做不到，那就未必了。）。最終在他的推動下，中國南方各地進行了將近半個世紀（注1）的不懈努力，終于讓釘螺這個物種在中國滅絕，從而徹底掃除了這一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脅。

不過胡衛東也考慮到了經濟成本問題，因此在滅除釘螺的群眾運動堅持了整整五年、血吸蟲病的感染率降低到萬分之一以下后，他就又提出接下來的主要工作應該交給生物學和醫藥學的專家來干，而不必一直將重點放在人力耗費極大的群防群控上，免得長時間地占用太多勞動力影響經濟發展，就算人力有富余，也應該用到預測地震等更加重要的事項上。

注1：歷史上日本人也花了差不多半個世紀，他們的國土相對狹小，滅絕釘螺的難度比中國小一些，但是他們并沒有廣泛發動群眾，主要是政府和專業人士在搞，速度相對要慢一些，折算下來應該還是我們會快一些，歷史上新中國滅釘螺的運動短短兩年就有了明顯的效果，只是可惜當時以為已經沒威脅了而未能繼續堅持下去，直到幾十年后重新泛濫開來才引起重視，那時再想滅掉，難度就大太多了，要知道二十一世紀的人工可不是六七十年代能夠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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