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的幾個皇帝，個個叫窮不迭，將國家官爵明碼標價，大賣特賣。既然政府公開賣官，官職自然就成為了商品，官場也就成了一種可以明碼標價的大市場。

從某種程度上講，金錢與官職交易，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交易，買賣雙方都具備了雙重身份：在這場交易中，買方也具有賣方的身份，賣方也具有買方的身份。買者用錢買了官，有了將本求利的基礎，就可能在此后的任職之內貪污，一本萬利；賣方賣去了政府要求官員之能成為為國家服務的官員的標準，賣去了官員應該遵守的規矩，賣去了官員應該承擔的義務，同樣賣去了官員的從政良心和對國家的忠誠。既然千里做官只為財，買方成交后，上任后盡管撈本賺足就是了，別的事情找政府，找皇帝去，本大老爺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而政府作為賣方，雖然暫時得到了金錢，換得了財政危機的暫時緩和，￡≠，ww♀w.卻也因此形成了貪污成風、無可救藥的吏治，這是賣方與買方雙方的利益和性質所決定的。政府在出賣官職的同時，也把政府的尊嚴、官場的廉潔與官員應該遵守的責任與義務全都折價變賣了。這種情況，朝廷也心知肚明，可就是不愿意停止下來。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皇帝在召見官員張集馨時就曾道出了他的擔心：“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張集馨問捐班既然不好，何以還準開捐？道光皇帝拍手嘆息說：“無奈經費無所出，部臣既經奏準，伊等請訓時，何能叫他不去，豈不是騙人嗎？”

晚清時期，內憂外患，國勢日弱，國家財政確實十分困難。為了開辟財源，以賣官鬻爵為內容的捐例之風大開，這是政府道德與政治智慧的嚴重滑坡。賣官買官的結果，不僅造成國家的名器不尊，仕途擁塞，還導致清王朝官員素質的嚴重下降、吏治的日趨、民心的逐漸喪失，所有這一切，都無疑大大加速了清政權衰亡的歷史進程。

“近十年來捐途多而吏治壞，吏治壞而事變益亟，事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招亂之道也。”慈禧太后說道，“這原本是飲鴆止渴的事兒，起初是為了評定發逆捻賊，又有洋人為患，不得不廣開納捐，如今與洋人交好，國內又是平定了回亂，斷不可再行此途，若是再如此下去，再多的京察大計都是空談！”

據清朝野史記載，浙江山陰縣人蔣淵如看到官場有利可圖，若買到知縣的官職，每年少則可撈得銀子幾千兩，多則可達10萬兩。但他一時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本錢，于是便想出與其他4人集資捐買的辦法。蔣淵如出資最多得任縣令，其余4人則分別擔任刑名師爺、錢糧師爺或辦事、守門的家丁，而所得贓款按集資多少分成。于是，5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貪贓枉法，年收入銀子竟高達20多萬兩。3年后，蔣淵如等人雖以貪污罷官，但5人皆如愿以償，貪污中飽，滿載而歸。

“是，”高心夔也只是分析現實情況，沒想到太后如此激烈，應該是在軍機處受到了頗多掣肘，果然太后繼續憤憤說道，“軍機處的自然是掌柜，知道柴米油鹽貴的很，這一個大出息不愿意丟掉，可是畢竟這凡事不能都朝著錢看，若是這買官賣官成了入仕的主要途徑，那豈不是這日后就看誰有錢就能當道臺，當巡撫，當軍機了？”太后想到日后燈塔國的富翁號令白宮的樣子，覺得是前車之鑒，額，是后車之鑒，要提高警惕，當然如今還不到這個地步，“軍機處雖然勉強應了下來，可這怎么辦，還是個問題，你的意思，我先問問。”

“太后的意思是？”

“軍機處要明發詔令，即可取消納捐，并追及咸豐元年以來納捐候補官員之身份，嘿嘿，”太后嘿嘿冷笑，“這是要拿我在火上烤啊。”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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