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邵元義也只是稍稍一想就明白了這是怎么一回事：這些人可不就是來談融資的商人和放貸者么？至不濟其中有幾個投資債券和股票的濟寧幫商人，但最近上頭不是說要打壓食利者階層么？他們怎么還在外面蹦跶得這么歡？

想不明白的事情就暫時不去想了！邵元義搖了搖頭，熟門熟路地走到自己常坐的位置上，與早就在那里等候多時的一群人會了面。對方也是老熟人了，常年經營水上運輸生意的人，聽說這次打算在債券市場上籌一筆錢，用于維持公司運轉，數額大概在兩千五百元左右。

兩三千元的債券銷售，對邵元義來說是個不小的數目了，因為這意味著他要把手頭幾乎所有的現金都拿出來借給人家，從風險投資的角度來說非常不明智。但考慮到這個業務是熟人介紹的，也有海軍部某位高級軍官做擔保，抹不開情面之下邵元義還是答應了：總額兩千五百元的五年期記名債券，年息5，今天來就是與人到西湖債券市場登記備案。做一下最后的手續。

通過西北墾殖銀行將錢還劃撥到位后。雙方也沒有過多客套就握手道別。而這也正符合邵元義的心思。他現在對別的事都沒太大的興趣，腦海里一門心思地想著最近自己老丈人透露來的消息：那就是別學那些濟寧幫的“食利者”們擾亂市場秩序，賺自己該賺的錢，盡量把資金投到實業方面，實在不行的話就投資鐵路建設債券（收益也就比通脹高一些），千萬別學那幫濟寧人拉幫結派，用高利貸盤剝急需資金的實業家。

邵元義其實對那幫濟寧人的所作所為也早有耳聞了，他們放貸的利率一般都在1020之間。高得嚇人。而且步調出奇地一致，一幫人以同鄉的名義建立了攻守同盟，在西湖市場這個剛剛有了雛形的民間資本市場上呼風喚雨，好不威風，讓急需資金的實業家們痛恨不已。不過這些濟寧人的理由卻也很充分，那就是無論以前的大明還是現在的歐洲，私人借款的利息都不低，10以上是正常水平，因此他們的行為也很正當。

不過不管他們的理由多充分，中央恐怕都不會再容忍這些人胡搞了。欺行霸市、操縱市場、不正當競爭之類的罪名隨時會栽到他們頭上，下場不言而喻。邵元義估摸著。當初那幫整天坐在大戶室里的濟寧商人搞不好就要栽進去幾個，搖旗吶喊的也免不了被罰款警告，想想當初自己被這些人排擠的慘狀，真是大快人心哪。

自己的老丈人說得對，有錢就要走正道，把錢投到實業上不是比操縱市場更有價值嗎？說實話，如今的這東岸國做生意的環境真的是不錯，不但百姓富足、國勢蒸蒸日上，這政府、朝廷對開廠辦作坊的投資者的關愛呵護那也不是假的。各大國有銀行但凡有點額度，都會不吝貸款，實在不行的話再去西湖債券市場上向私人募集資金，也總能摟回來個仨瓜倆棗的，經商環境空前得好。

邵元義不是沒見識的人，他走南闖北這么多年，聊得來的外國商人也不是一個兩個，從他們嘴里敘述的舊大陸經商環境就能了解一二了。在這個年代的歐洲，除了阿姆斯特丹市場外，說實話還沒有一座城市有像東岸共和國的西湖債券交易市場這類的融資場所——即便是在素有商業傳統的熱那亞、威尼斯，這種方便快捷的私人融資市場也很難見到，這很顯然阻礙了歐洲各國工商業的迅猛發展。

最近縣里面組織一些鄉間富戶、企業主之類的人開會，會上就有來自兵團堡的資深講師說道，東岸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除了國家戰略層面的事情外，其他的大多要靠各國的企業來展開，畢竟搶占市場、爭奪利潤主要還是企業自己的事情，故競爭也主要集中在這個層面。

基于這個思想，東岸共和國政府不斷調整、優化自己的政策，調動一切資源給企業提供便利——特別是那些依靠出口、能為國家帶來好處的企業——以使他們與歐洲的同行展開激烈殘酷的競爭，而在這些政策中，金融政策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眾所周知，在這個年代的歐洲，除開“奇葩”的商貿中心阿姆斯特丹以外，各主要國家都秉持著重商主義思想，視貴金屬為命根子。一旦在對外貿易中獲得盈利，那些流入的白銀恨不得立刻送到鑄幣所去鑄成金銀幣儲存起來，而這很顯然限制了金銀的流通。再加上貨幣信用機制不發達，故歐洲很多國家市面上的資本供給往往就等于貨幣供給，這就造成了一個很令人蛋疼的情況，那就是企業流動資本的短缺——當然歐洲人早已習慣了這點。

不過這在東岸卻不是什么問題，東岸的貴金屬管理總局極其重視市場上的貨幣供給量，經常和梅機關統計處合作，調查市場的流動性狀況，一旦出現異常就會通過各種金融工具進行調控，以使市場的流動性始終保持充足，穩定金融市場，造福廣大人民和企業。

除此之外，就不得不提到在政府誘導下民間資本聚集而成的西湖債券交易市場了。因為任何有志于創業的個人，以及需要資金擴大生產的企業主們——哪怕他只是一個規模很小的作坊式企業的主人——只要有合適的擔保物，另外再通過政府的備案批準，那么就可以在這個市場上公開發行債券或出售股份，以獲取急需的資金。

邵元義長期在這個市場上行走，這些年他已經見過太多依靠出售股份換取資金而在殘酷的競爭中生存下來的企業（特別是競爭最激烈的機器制粉業），要知道東岸的很多商品可都是靠那些無論固定資本還是流動資本都非常小的企業生產出來的，這些小企業的生存狀況對華夏東岸共和國來說也至關重要，而恰恰是一個健康有序的西湖融資市場給了他們生存及發展壯大的土壤。

而歐洲此時有這種融資非常方便快捷的市場么？很遺憾，沒有！除了阿姆斯特丹外，歐洲的大部分融資行為均發生在相互合作多年的朋友之間，靠的是世代累積下來的信用，封閉性非常強，這造成了資金的極大浪費，社會資源也沒有被充分調動起來發展工商業，這顯然會導致國家的競爭力下降。

說真的，東岸政府的執政者們果是人杰！本朝目前正在運轉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幾乎就是為了發展工商業而量身定做的，遠不是舊大陸那些在磕磕絆絆中摸索前進的落后國家可比的，當然更不是大明這種封建國家可以望其項背的。想到這里，邵元義頓時覺得這東岸國果是天命所屬，不然焉會涌現出如此之多的治國經世之才？

再加上國內如今興起了好幾所培養商事人才的學校，很多財務、管理、經濟之類的課程頗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邵元義以前曾經掌握過大明商鋪的記賬方法，同時也下力氣鉆研過在歐洲流行的“意大利會計法”（復式簿記法），可他發現這些他曾經引以為傲的知識在政府于企業間推行的所謂“現代財務管理制度”面前，完完全全就是渣啊，根本不值一提！

無論是大明還是歐洲，與東岸國之間的差距真是全方位的。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技術上，更多的其實體現在老爺們常說的“體制”上，即他們的體制是否真的適合工商業發展，是否“束縛了生產力的進步”，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還有就是人的觀念問題，舊有“封建殘余”（如行會制度）的阻礙，以及其他亂七八糟的問題，都在阻礙著大明、歐洲等舊大陸國家的進步。

“果然一張白紙好作畫！”邵元義現在不由得對大老爺們曾經說過的這話擊節贊嘆了。試想如果是在大明，你要推行理想的制度，首先就要和無數的舊勢力和舊觀念做斗爭，很多時候不得不妥協，而這就導致了改革不徹底，留下了封建殘余。

等到曾經銳意進取的、有威望的領導者故去，如果新上臺的領導人限于眼光、見識或者手腕上的不足，改革往往就可能半途而廢甚至還開倒車，那樣國家的進步自然也就很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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