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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姜廠長的引薦，李思明拜訪了0916廠的所有退休人員，自然都曾是技術能手，有許多人是現在那些在職年輕技工人員祖師級的。

人到了一定年紀，譬如退休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安養天年，含飴弄孫。但即使如此、李思明還是得到了他想得到的。這些退休人員中，有些人李思明還見過，個別人的名宇他還能準確地叫出來，有十多人已經明確答應去深圳發揮余熱，當然李恩明開出的持遇讓一些家庭有些困難的人，難以拒絕。還有一部分人有些顧慮，比如家庭，這也人之常情。

饒是如此，李思明還是講得口干舌燥。為香港老板工作？這些在軍工廠這個保密單位工作了幾十年的老技師們，還是有些顧慮的。李思明苦笑不得，這保密條例學得太好了，以至于他們本能地有些懷疑，一不小就出賣了國家機密。

“靠，不就是生產一些輕武器嗎？這種機密也是寶貝？又不是導彈！”李思明心中不屑，可是人家能有這種想法也是正常的，李思明也不能反駁。這幾年打開國門，外國人多了起來，但是中國人跟外國人包話香港人打交道，還是報著一種警惕的的心態，這當然無可厚非。

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的李思明，心情不錯，興沖沖地趕回了深圳。

渡邊三郎的動作還是比較麻利的，成了股東就是不一樣，這“主人翁”的精神是值得嘉獎的，這不，第一批設備已經經香港運到了深圳。

“阿明，這話真不是人干的。這一個月我在東京、大阪、神戶間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北到北海道南到沖繩，天天不是在新干線就是飛機上度過，你看我這頭發越來越不那么茂盛了。”渡邊三郎一見面就訴苦。

“你們日本屁大點的地方，一天就走了一個來回。還叫什么苦？”李思明笑著道，“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要是輕易就賺錢了，那全中國人早就超英趕美跑步進入了。”

“可是這話真不是好話。我在日本還有些朋友。那些公司一聽要最先進的設備，紛紛搖頭，好不容易才打通關節。”渡邊指著自己的道。“看，我都瘦了十斤！”

李思明瞧了瞧他那已經發福地臉，跟上次比，還真是瘦了。

“這就對了嘛。要是太簡單的事，還用著你這位股東親自駕征日本？能者多勞嘛。你的苦勞。大家都知道，未來公司會記住曾有一位名叫渡邊三郎的股東為公司嘔心瀝血披星戴月勞苦功高。”李思明拍著渡邊地馬屁，拍得他挺舒服的。

“這個榮譽什么的，我也不再乎。你們中國最講究這些華而不實地東西，爽快點。能不能來點實際的？”渡邊三郎今天沒有喝酒，大腦很請醒，并沒有被李思明給忽悠了。他只記住一條，一定要保保持大腦清醒，一定要時刻保持警惕，要不然就稀里糊涂地被李思明給賣了。

“提錢干什么，咱什么關系。是生死之交，要不是當年你跟我并肩作戰，說不定我早成了狼的大飯了。”李思明決定出“感特牌”。

李思明不提這個還好，一提那個與狼共舞的除夕之夜，渡邊三郎真是無話可說了。李思明說是他救了李思明，可是波邊三郎自己很請楚，要不是李思明獨自與狼群周旋，他可能早就成了狼群會餐的點心了，以當年自己地體型。還不夠群狼分的，那是個他一生中最寒冷最可怕的個夜晚。

渡邊三郎是個“苦孩子”。他的少年和青年歲月，是在饑餓與悲傷的歲月里渡過地，后來遇到了李思明，李思明從沒把他當作一個“啞巴”看持，從來就沒有嘲笑過他，持他不薄，更何況是“生死之交”。也是因為他，渡邊三朗才能在有生之年再一次見到自己的親生父母。對于這樣一個從小就在中國出生，吃中國飯長大的日本戰爭遺孤來說，李思明及其與此相關的人和事物，是他的精神寄托。

即使是自稱對日本人沒有好感的曾智，對他也是另眼相看的。這幾年每次去香港，曾智雖談不上太熱情，但也沒有冷落他。

李思明地“感情牌”讓渡邊三郎無話可說，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可話一說出口，又感覺自己好像又被李思明拾忽悠了一次，只得暗自提醒自己下次要更警惕一些。

渡邊三郎這個日本人的身份還是起到了關鍵作用，這跟李思明希望的是一致的。這些設備都是屬于比較先進的設備，體現出了日本最新科技的結晶。

“小日本就是嚴謹和精打細算，這些設備真不賴！”李思明感道。

日本是一個矛盾的國家，在這個被稱之為“菊與刀”的國家中，一些現象和事實表明這個國家的矛盾性：他們給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地印象是溫文爾雅的，但是殘忍地殺戮也是這個國家帶拾亞洲人的血的教訓；他們在傳統文化上謹守著日本的封閉與傳承，但是另一才面這個國家在亞洲卻是西化最嚴重的國家；他們對有實力的一方頂禮崇拜、但是對弱小的一方卻是毫不再乎。

所以，日本人有一種病態的矛盾：自大與自卑。對于美國這個在政治上和軍事的保護國，經濟上的援助者，日本人有著徹底的臣服，唯美國人馬首是瞻。另一方面、對于亞洲各國，日本人有一種天生俱來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又是不確定的，他們害怕他們的亞洲鄰居某一天趕上他們甚至超過他們，尤其是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所以日本這個島國，是不會將他們賴以生存的技術不加節制地輸往中國。正是如此，對于輸往中國的機器設備，輕易是不會流出日本的。

渡邊三郎在深圳沒休息兩天，又被李思明給打發回日本了，這事別人還真代替不了。1974年渡邊恢復自己的真實身份之后，娶了個香港女人當妻子。現在有兩個兒子，一個取了個日本名宇，一個卻是隨他妻姓。他現在將近五十歲了，可是孩子卻剛剛上學。現在他雖然有些錢，到了他這個年齡，畢竟不再年輕。早就有了為下一代打拼的想法。

李思明在深圳的這個家里地客廳坐了一個下午，當天黑下來的時候，他也不想開燈。香煙在昏暗中忽亮忽閃，藍色的煙塵裊裊升起。心理學家認為，一個人如果總是喜歡坐在陰暗的角落里。或者總是不想引起別人注意，那么這個人地性格上應該是比較深沉甚至陰暗的，這觀點太絕對，但是卻很有道理。李思明當然不是一個性格陰暗的人，但說深沉。也算不上。說起理想或者偉大地未來，人人都能說上三天三夜，但是真正做起來的時候，卻是舉步難艱。

現在什么都缺、人力、物力和金錢。雖說他的那部電影會帶來大量的美元，但是票房分成收入總是會延時支付，海外市場更是如此。現在只能邊建設邊等錢到帳。好在并不棘手。人力？這只能靠公開招聘加挖墻角了。

在國營或集體企業里工作，現在還沒有下崗之憂，屬于旱澇保收型的，但是總會是有人不甘寂莫，敢于做第一個吃鎊蟹地人，有人會跳糟到外資企業工作，這些人成了中國第一批職業徑理人，但是對于李思明來說，關鍵是找到合適的人并不是一個那么容易的事情。另外。人事、戶口、糧油關系、子女教育及退休制度，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不過有一個好消息是。深圳在醞釀取消票證制度，在深圳特區范圍內，糧油敞開供應，取消一切票證。據說很有可能在明年變成現實，那就意味著，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一切生話必需品。

只有未來的工人倒是不太缺，已經開始形成打工地浪潮，深圳周邊的的富余勞動力也是很大的，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廣讓許多農民從土地上解放了出來，而深圳的建設又讓周邊的一些農民成了城市人。要是再過幾年，這深圳地人不管是工人還是農民，人人都想當老扳。設備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還不能馬虎，希望渡邊三郎能夠不負眾望。

楊月下班了，騎著她那輛自行車興沖沖地回到了家，李思明在深圳的時候、每天她都會不停地看表，一到下班的時間就往家里趕。李思明開玩笑說她是個“落后份子”，不鉆研業務，只想趕著回家過小日子。楊月卻振振有詞，說他不知好歹，身在福中不知輻。

她在屋外沒看到燈亮，以為李思明還在工地、就掏出了鑰匙打開門。里面給人的煙味和四平八穩地坐在那里的李思明，把她嚇了一跳。

“你一個人黑燈瞎火地塵在那里干什么？裝深沉啊？”楊月把燈打開。

李思明笑了笑，他早就發覺楊月回來了。楊月有一個習慣，騎車回到家時，總是習慣性地打著自行車鈴聲，這些天來李思明也習慣性在她掏鑰匙之前把門打開。

“一個男人最有魅力的時候，是他沉思的時候。我這個造型，帥不帥？”李思明比劃著自己的“造型”。

“臭美！”楊月撲哧一笑，關心地問道，“你們地，‘偉大事業’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難題了？”

“人才難得啊，不僅是高級技術人員，還缺管理人員，不管是生產現場管理，還是行政管理。”

“要我說，是你們的攤子鋪得太大，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地。現在知道錯了吧？”楊月反問道

“你們報社接不接受廣告啊？我想在你們報紙上打個招聘廣告”。李思明道。

“這個沒問題，我幫你問問，你們不是第一家，也不會是最后一家。不過你可不要全指望我們報紙，我們的讀者范圍基本上廣東省內，受眾范圍小。”楊月道。

“如果能找一部分香港人來就好了，這里生話上的便利性又比不上香港，即使來了，可是這些人跟內地人共事，又怕有摩擦。”李思明嘆道。

“你這么前怕根后怕虎的，這可不像你。”楊月取笑道

“咱身家好歹也是億萬，做事得掂量掂量。”李思明自嘲道，“咱虧了不怕，萬一弄得妻離子散的，咱也認了，就怕浪費了我寶貴的時間。哎，明天再想這個偉大的哲學問題。”

“哼，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也。”楊月念起了詩，對李思明的話很不高興。

“怎么會呢？我再怎么敗家，也不會到了妻離子散的地步。再說了，咱也舍不得啊！”李思明賠不是道。

“知道就好！”楊月放私了緊繃的臉，卻問道，“晚上你想吃什么啊？”

“唐僧肉有嗎？紅燒最好！”李思明嬉皮笑臉地回答道，逗得楊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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