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這趟為期兩年的出巡,下半程海路部分的始發站,是南海郡的番禺港,也就是后世的廣州。
在后世很多對三國不太熟的人印象里,似乎交州這地方,核心治所就該是這番禺縣,畢竟后世的廣州多發達,而嶺南其他地區似乎早年都是窮鄉僻壤。
但事實上,在漢末亂世開啟之前,交州的治所一貫是在蒼梧,也就是后世的廣西梧州。
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原本漢朝重河運而無海運,所以番禺作為珠江入海口,重要性不太強。
而在重視內河航運的時代,作為珠江西江三大支脈交匯點的蒼梧,便成了交通要道、重中之重。因為當年秦始皇的修“靈渠”運河,溝通的便是珠江與湘江——
確切地說,是溝通的珠江的西側支流西江的支流漓江,與湘江的支流澧水。而桂林漓江就是在蒼梧匯入珠江西江的,這種扼運河出口咽喉的位置,才配當三百年的交趾刺史部治所。
從這個角度說,歷史上赤壁之戰前,劉備用來跟魯肅談條件的備胎、“欲往投蒼梧太守吳巨”,也不算太離譜。
在那個背景下,吳巨的地位理論上還是高于后來割據交趾自立的士燮的,相當于掌握了大半個交州。交州治所遷往龍編(今越南河內),也是建安后期的事兒了。
而劉備作為皇帝,這一世連荊州都很少來,原本在荊州最南邊只跑到南陽與襄陽交界、漢水之濱。所以他對荊南乃至交州的印象,就徹底停留在了上一個時代,
到了之后,劉備一時間還是挺不適應的,根本無法理解番禺這種海港城市,能在二十年里發展到如今這步田地。
“區區一座濱海小城,連田地都鹽堿不耐耕作,居然能發展出超過五萬戶人家,二十余萬人口,當真匪夷所思——這些百姓,都是靠商貿往來、船運周轉維生的么?
這南海之地,也不算什么商貿重地,朝廷近年來新增的金銀銅運輸,也不走這里吧?這兒為何能發展到如此繁榮?”
劉備在番禺港巡視了一番后,看著眼前百舸爭流的繁榮景象,還是被震撼到了。陸地上的繁榮,他這么多年開眼界下來,早已不意外,但海上確實是第一次見識。
對于皇帝的感慨,李素當然是責無旁貸地幫忙解說:“陛下不必驚訝,扶桑與旅漢的金銀銅礦運回中原,確實不走這番禺。
前者穿過東海后、在揚州會稽的句章港靠岸,后者也是在會稽的閩中靠岸后、沿著海岸北航,都不需要通過這兒。
這里的商貿往來,主要就只是與南海之外、原本交趾、扶南、狼牙修等地之間。往來貨物以胡椒、蘇木、豆蔻、丁香、珍珠、珊瑚、象牙、犀角、孔雀等香料珍寶為主。
這里的港口也不算繁榮,全縣才二十余萬人而已。陛下幾個月后,到了句章、山陰、吳縣,那里一縣的人口,可比此處再翻倍不止。”
劉備暗暗咋舌,原來是自己大驚小怪了,這兒的海港居然還不算什么!在如今大漢疆域內,都排不上海港城市前三名。
劉備不由感慨:“朕日常看奏表,倒也知道子初上報的諸多海商稅賦數字。只是一直隱約覺得,那都是靠官辦撐起來的。
這些香料和珍玩、藥材的貿易,完全出于民間自發,也能如此繁榮,著實出朕意料。丞相可知,這些年為何民間自發經營的海商,都能折騰出如此多的需求來?
他們就不愁買多了海外的昂貴卻無用之物、最后滯銷么?海上風險那么大,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些人沒有朝廷支撐,自發怎么敢的?”
李素原本沒想到劉備會這么燈下黑,因為李素接受的畢竟是現代教育,在他看來“民營經濟在解決生活舒適性需求方面,比國營更靈活、更擅長揣摩市場需求”,這不是天經地義的么?
殺頭的買賣也有人做,只有賠錢的買賣沒人做。他們能摸索出什么東西進口進來能賣得出去,自然有市場的調節。
不過這個沒什么好解釋的,劉備不理解就不理解好了,太超前。
李素覺得,還是把劉備認知誤區里那個“民營航海不抗風險,不該有那么大膽子”的問題重點解釋一下就行了。
李素解說道:“陛下,近年來,民間自營海商發展比官營還快,日漸繁榮,臣以為,關鍵還是阿亮前幾年搞的一項名為‘連坐擔保’之法搞得好。
那法子,一開始還是為了鼓勵‘朝廷督辦、民間承運’扶桑金銀和旅漢銅錠時,想出來的。陛下應該知道,諸葛家的海陸運輸,都開得比較大。
商辦的海船,運費歷來是比朝廷官辦的便宜,所以能放手讓商人們做的,最好還是放手自營。而民辦最大的弱勢,便是本錢不夠大,承擔不起出現意外后的貨物賠付。
畢竟朝廷讓他們運的是扶桑來的金銀,一船貨貨值便極為巨大。一旦出現沉船,傾家蕩產也不夠賠給朝廷。
所以從七八年前開始,這些業務一方面是逐步向最有實力的大海商家族聚攏,比如被糜家、諸葛家族承運,因為只有這些家族承受得起意外風險。
哪怕幾百條運銅船里沉了兩三條,讓商人賠個好幾億,糜家諸葛家也輕松賠得出來。但是,全靠家大業大死撐也不是辦法,而且樹大招風,容易惹人嫉恨……”
后續的解釋,李素說得比較委婉。
原來,依然是因為諸葛亮很會做人,哪怕這個世界沒有“反壟斷法”,他也不希望三弟事實上對這些業務形成壟斷。
給朝廷運金銀銅的船隊,都由他家和糜竺家來辦的話,那成啥了?諸葛家成東印度公司了?
但是,其他小商人沒這個實力也沒這個魄力擔當,簡直是給他們機會他們也不中用啊!
最后,諸葛亮反而還要想辦法培養自己三弟的競爭對手。建議諸葛均鼓勵中小型承運人聯合起來、也組團承包這部分朝廷業務。
如果中型承運人承擔不起風險,就給他們組一個類似“保甲連坐”的制度,互相承擔連帶分攤責任,出了事故大家湊份子賠,攤薄了就賠得起了。
這條辦法,諸葛亮沒有親自拿出來,他是借了諸葛均的手拿出來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么深諳算學概率之道的妙法,肯定是諸葛令君想出來的。
后來他發明的這個風險連帶法,居然成了最初的“海運保險”前身。
凡是承運標的物貴重、超過承運人風險承受力的朝廷訂單,都要從收取的運費里計提一筆出來,作為參保費,幾乎跟后世買大車搞物流得交交強險一樣了。
而且,事后諸葛亮也沒想把這個“航運保險公司”捏在自己家族手上,路子摸索清楚之后,他就讓諸葛均自己建議,把這個“連坐保險”交給朝廷托管。
這倒不是諸葛亮良心多好,而是畢竟他也是古人,沒意識到“保險公司”這門生意本身也是有巨大利潤可言的。
諸葛亮剛發明海運保險時,這東西就是非營利性的,負責居中做賬協調的人不能拿好處,收上來的保費也是封存在專門的一個庫,就算用不完,也跟運營者無關。
還是這個“航海保險”的路子,傳到丞相李素耳朵里時,李素才小小瞠目結舌了一把,感慨如今的諸葛亮已經是青出于藍了,都不用他這個恩師點撥提醒、用先知開掛。
諸葛亮自己憑借著已經足夠豐富的見識儲備,已經能自己滾雪球一樣滾出越來越多靈活妙用的新知,治國理政理財都是游刃有余。
劉備因為數學不好,對這些“金融管理創新”也不懂,所以盡管這東西出現已經有好幾年了,他還是此刻親自到番禺巡幸,才親眼見證了諸葛亮一套治理妙法之下、讓大漢的自發航海變得多么繁榮。
“有孔明賢侄在,你我君臣以后也沒什么擔心的了。”劉備聽取完匯報、觀摩完之后,不由感慨。
對于海路出巡這項事業而言,有一支強大的民營航海船隊作為基礎,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極大減輕朝廷造船的壓力。
道理也很簡單:在民營海船不發達的情況下,朝廷貿然增加一筆巨大的海運需求,就得全部臨時造船。
歷史上隋煬帝南巡的時候,為了造去江都的龍舟,以及為了造打高句麗的海船,揚州和青州有多少百姓都常年浸泡在海水中,數以萬計的人死于疫病,或者是腰以下都泡爛了皮膚、生出蛆來。
而皇帝出巡結束后,這些船基本上也不可能挪作民用,那就是極大的物力浪費。以至于歷史上很多時候皇帝坐船出巡比騎馬出巡還費錢。
劉備出巡就簡單很多,除了皇帝的旗艦是專門造的,另外一小部分是海軍戰艦挪用過來。剩下至少七八成,都是租賃的民船,直接從諸葛家的“物流公司”征調過來。
最后折算下來,兩年近五十億的巡幸開支,第一年的騎馬走陸路就花了將近四十億。第二年的海路坐船才花了十幾億。
兩者成本差距達到三倍,而且海路預期要走的里程甚至比陸路還遠一點。
至于劉備乘坐的旗艦,也堪稱是這個時代造船科技的巔峰之作了。比十年前李素去扶桑坐的旗艦又升級了一大截。
畢竟十年前大漢全國的鋼年產量才五千多噸(北宋巔峰期三千五百噸)。
十年過去了,還是和平建設的高速發展期,如今關東地區工業水平也成長得跟關西一樣發達了,而關東地形是大平原、人口更為眾多,所以大漢十年來鋼鐵產能翻了一倍都不止。
去年最新的鹽鐵統計數據,是年產鋼接近一萬三千噸。
而十年前,李素坐的船,已經可以跟歷史上17世紀的一流西班牙大帆船、或者說三層甲板蓋倫帆船差不多噸位了,大約是一千五百噸。
十年后的今天,劉備的旗艦已經突破兩千噸,基本上跟18世紀、米國立國之初的“憲法號護衛艦”差不多級別了。也就是拿破侖戰爭時代前、最好的三桅風帆護衛艦級別。
歷史上,西方海船的造船思路,從17世紀的“蓋倫帆船巔峰期”向18世紀的“高速飛剪船、護衛艦”過渡,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把高大的船艉樓給裁撤了,搞成全通式平甲板,造型也更為流線型,船體風阻和流體阻力都更小。
在民用領域,飛剪船就在18世紀出現了,軍用領域則是護衛艦、戰列艦。這些船都不用考慮接舷戰的問題,包括民船也放棄防海盜近戰的抵抗力了,全力堆適航性,戰斗全部靠大炮。
如今才218年,大炮還遠遠沒出現,海戰也不可能在肉搏距離外就結束戰斗,所以這種全通平甲板用來當戰船肯定是不適合的。
但皇帝的座艦又不用直接參與戰斗,造成這樣就沒問題了,反正旁邊一大堆護航。
同理,這種設計思路也適用于遠洋探險船。比如李素準備拿來發現美洲澳洲的,那些地方的土人根本不需要打海戰,為了近戰強勢而放棄的適航性,可以全部撿回來。
另外,風帆時代的船只,在順風順水的情況下,肯定是小一點的航速更快,因為風力與本身質量的驅動比更高。好比風帆護衛艦肯定比風帆戰列艦開得快。
所以劉備現在這支艦隊,本來皇帝旗艦因為最重,理論上應該是開得最慢的。但唯獨這些大船做了適航性優化,而護航艦依然保留高大艉樓、兼顧近戰,這就抵消了原本的航速差異影響。
差不多整支艦隊都可以保持穩定側后風速下8節左右的航速。順風而且風力夠大時,瞬間能到1215節航速,在帆船時代已經是很夸張了。
船體外表包金屬加強的技術,十年前就有,現在也沿用,還有所改善。
主要是經過這十年的摸索,諸葛家的造船廠在實踐中發現了一個道理:用金屬包裹的鐵甲船,在海里時間久了特別容易生銹,哪怕刷桐油以及用別的手段上膠刷漆也沒用。
尤其是當金屬包裹層質地不純、各部分成分有所差異時,含相對惰性金屬雜質較多的位置,腐爛銹蝕起來特別快。
諸葛亮一開始都不知道這是什么原理,他也沒覺得這問題可以請教李師,因為諸葛亮都已經對“丞相在理工科方面已經沒什么可以教他的了”這一事實習慣多年。
后來還是他自己搞實驗對比、撞得頭破血流都解決不了,一次偶然機會跟李素提起,李素才憑借著他超前的物理化學常識,好歹看穿了這個現象的本質——
這種銹蝕問題,不就是相當于因為船體包鐵不純,所以不同部分之間加上作為電解質的海水、共同形成了一個“原電池”,導致自身一部分和另一部分之間,發生了氧化還原反應嗎?
還別說,這種事故,在各國海軍嘗試軍艦包銅包鐵的早期,還都遇到過,歷史上英國人就是在米國獨立戰爭期間,發現他們的包金屬新軍艦特別容易銹,耐久度很差。
不過搞一個包了金屬的可拆卸舵面、用那些被犧牲的金屬部分來充當電解池的負極,爛完后換一塊,做到模塊化可拆卸可替代,成本也就降下來了,無非是每年損耗一些金屬耗材配件。
技術升級之后,大漢造船工業自然彌補了“鐵甲船無法造得更大、并同時兼顧鐵甲耐用性”這一短板,才有了更先進的戰艦。
另外,在這十年中,隨著當初高倍望遠鏡越來越先進、戰艦桅樓也越來越高大,金屬芯桅桿和金屬龍骨也越來越成熟,桅頂觀測條件也得到了優化。
為了解決桅頂風太大的問題,皇帝座艦不好再用百葉窗來觀測,最后是用上了近年來逐步成熟的玻璃燒制技術。
沒看錯,就是很多穿越者穿越之初就拿出來的玻璃,李素都來到這個時代三十年了,才享受到——不過這么說也不確切,因為非透明玻璃,也就是琉璃,大漢一直都是會燒制的。
所以玻璃只能說是改良,不能說是發明,而且其中的推手依然是諸葛家。諸葛亮早年都鉆研了那么久的預熱吹氧煉鋼和耐火磚窯高溫燒瓷,再拓展到燒玻璃也不奇怪。
而且這東西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217年的玻璃依然不是很純凈,顏色還是略微帶點雜質渾濁的。而且要燒出平板的玻璃,面積也沒法太大,只有數寸見方,再大良品率就驟降了。
所以用來造造望遠鏡鏡片,是已經沒問題了,可以取代天然水晶。而要造大面積的平板窗戶或者鏡子,還是很有難度的。只能造直徑不到一尺的鏡面,用于軍艦上的瞭望塔觀測窗,尺寸也比后世民航飛機上的圓形舷窗還小,看起來視野一點都不爽。
任何東西都是慢慢來的嘛。
不過,這些東西雖然無法讓李素驚訝,卻也已經足夠讓劉備賞玩得樂不思雒了。他對自己那條充滿了“科技感”的兩千噸級旗艦,已經非常滿意了,從番禺到林邑,一路上十幾天內都沒覺得無聊,光是上上下下參觀就參了很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