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派佳木的問題，兩個書生只有膛目而。”

這種復雜的政治與財政加司法等各方面的問題，實在不是兩個初出茅廬的書生可以解答的。況且，就算把現在的兵部和刑部加戶部尚書都拉過來，他們也解決不了這些難題。

這是大明立國之初就弄出來的麻煩，而且時間越久，大明的政治和財政再加上軍事體制就越來越僵化，官僚們沒有從根部挖掘徹底重新栽一顆新樹的魄力和勇氣，而只是在病樹上修修補補。

比如衛所僵化就用募兵，而且為了解決武官素質越來越低下的麻煩，正統年間皇帝派出大量文官幫助衛所官員統計衛所的生產，糧食入庫，賬目，兵員統計等后勤工作，后來則引為常例，于是漸漸有了兵備道這個常設的文官，接下來都指揮使就成為文官的下屬，一切后勤倉儲等工作都由文官來完成，這種變化被稱為文官特別壓制武官的一種手段，但如果從體制上來說的話，這種變化也是無可避免的。國初的時候，明太祖養金吾衛五千多官兵，他分定了五千多戶農戶，并且讓這些民戶每年送糧食到每個士兵手中，這樣的話，國家少了很多事，而士兵不得凍餓，百姓也完糧納稅，不需經過官府。設想是好，但完全是空中樓閣，在洪武年間這種辦法就取消了。

至于稅收，明朝開國之初重金屬極度匿乏，于是以實物征收為主，從宋朝的繁富回到了兩漢時代的傳統征收法，而且為了與民安靜，征稅的稅率被壓的很低，低稅在國初時是與民休息的好辦法，好比小樹新種，需得澆水積肥，讓它慢慢成長。但一個國家，豈能在財政上完全沒有變化？國初時的情形和現在已經決然不同，但稅制定而不變，量出為入，又因為采銀漸多，除了實物之外，國家又以銀本位為主，正稅之外的不足，只能依靠加稅雜項，而正稅之外的收入，用處繁多，沒有完整統一的使用辦法，要么不足，要么重復浪費，其中的弊端不可勝數。

有操守的地方官員，用度遠遠不足，甚至連自己的溫飽都有問題，而洪武之后，文官在雜項之外巧立名目，收入自然又遠非俸祿可比，財政不足，俸祿過底，雜項過多，則吏治大成問題，地方事物，官府當然無力過問。有明一代，最能體現國家關注民生的水利一項，多半是出了問題和亂子之后再派大員和調集物資去亡羊補牢，而不是每年提出計劃，按時按季的修補。這種現象的出現，最根本的原因當然還是賦稅不足，國家在財政制度上的僵化等等，一方面是橫征暴斂，百姓覺得上撥征稅的才走，下撥已經過來。而與此同時，國用不足，府庫空虛，大明建立不過百年就已經有了財政危機，而且是嚴重的制度危機，哪怕就是張居正搞出了先天不足并且只是行之于全國不到一半地方的一條鞭法時，這種危機也始終都在，并且最終搞跨了一個龐大的帝國。

除了水利之外，司法等諸多民生問題也是有賴于自治，一切政務的實施，就有賴于地方官員是愿意尸位素餐，還是有手腕整合地方大族，用士伸和宗族的力量出資出力，以達到治理地方的目地。

至于青縣知縣，他每年的俸祿低的可憐。當然，文官和武官不一樣，相對而言，武官如果沒有機會貪污軍餉或是成為大軍頭兼并軍戶土地并且駐使軍戶的話，武官的境遇要到慘一些。到了天順年間，軍餉俸祿除了保障一個月一石米外，多半已經是折成亂七八糟的寶鈔或是茶葉等各種各樣的物資來抵充，文官則不同，文官如果光靠俸祿的話真的養不活一家老更何況有意做出政績的文官是需要聘請師爺幕僚，那窟窿可就越發大了。所以收取一些役銀使費也是無可奈何之舉，當然，收多收入，是貪污還是必要的收入，時間越久，也就漸漸層次分明，到了大明中期，只有海瑞那種人才會真的只拿俸祿，別的銀子一毫不取。

青縣知縣一年的俸祿折銀是二十七兩，與此同時，北方邊鎮開始募兵，一個營兵戰爭的年餉是十八兩。一個管理幾十萬人的大縣的地方官，俸祿和一個普通的士兵差不多，這當然很不公平，也會叫人心理失衡。好在，在個，人私德上面郭知縣是個無可挑別的好人。他沒有多收搖役或是多在里甲攤派，也沒有在酒醋和民壯上打主意，這些役銀青縣一年有三千余兩，看起來是不少小但有七成以上要用在驛站和急遞鋪上。剩下來的一點還要維持本縣…二丁共設施，再發給佐屬和書辦的俸祿。剩下來圳洲漆展子就真的寥寥無幾了。

“對了，剛剛你們說錯了。”張佳木長篇大論的向兩個目瞪口呆的書生說完，到此時才笑咪咪的向著兩人道：“青縣的公費銀子一年不是三十幾兩，是一年二十七兩，正好和知縣的俸祿折銀差不多。”

“大人”徐穆塵很困難的咽了一口唾沫，聲音也變的很小而且很不自信的問道：“大人說的這些，究竟是在說什么呢？”

“很簡單啊。”張佳木站起身來，笑道：“我來告訴你吧！”

“請大人開釋。”

“青縣有河流一百多條，郭知縣上任以來沒有修過一次。所以這幾年來，青縣百姓的收成只能靠當地士神偶爾修理的河渠來保證，去年一場大水，全縣的收成減了三成以上。就算這樣，聳年郭知縣的考績也是卓異。”

“對了，還有驛道，郭知縣上任以來，驛道也沒有修理過一次。當然，他也沒有拿錢出來修縣衙門，今年冬天郭知縣感冒了好幾次，因為他住的地方窗子破了，四處漏風。”

“他還把幾百個打官司的百姓都攆回家去，然后讓宗族自己處理。當然，宗族一般也會很公道的，但我手頭有一樁案子，這個宗族的處理就有失厚道。”

張佳木說的是一樁爭房產的案子，原告買斷了被告的一幢房子，當時花了三十兩銀，住了十年，修聳花費也很不少，但被告在經過十年之后，又要以原價贖回房產。原告當然不愿，被告便被宗族長輩的身份硬壓著原告同意，并且采取了一些激烈的小手段。但在原告提起告訴之后，郭知縣發回給宗族處理，這樣一來，結果當然是顯而易見了。

原本只是一樁房地產的官司，但原告在宗族判他歸還房產后上吊自殺，一樁小事就毀了一個原來過的還挺不錯的家庭。

看著徐穆塵和年錫之變幻莫測的臉色。張佳木微笑著道：“與民休息，減少訴訕，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

年錫之得到鼓勵，乍著膽子道：“是的，因為訴訕為造成皂隸巧取豪奪，是地方禍亂之源。”

在大明，打官司是一件足以叫人傾家蕩產的事。

一旦驚動官司，皂隸們就會立刻把原告被告都抓到牢房，大明的牢房可不是一般人能進的，如果沒有足夠的賄略，一百多斤重的重枷就足以把人活活枷死。經常有沒錢的貧民被枷在縣衙門鼓樓之下，一站就是幾個月，再健壯的漢子，站枷之下，也是聞之而膽寒戰栗。

勒索的手段一樁接一樁，不僅是原被告，還有雙方的鄰居，皂隸們稱他們是重要證人，會把所有人都抓到牢房看押，然后案子一天不結，所有人都得被關押或是羈押在縣，一直到雙方結案為止。

一樁爭家產的官司，可以叫三代累富的家庭傾家蕩產，也可以叫一個原本富裕安寧的村子雞犬不寧，所以地方官在刑案的處理上不僅關系自己的官聲，也關系到地方的穩賓，是考績的重要標準之一。

但張佳木顯然不以年錫之的話為然，他道：“為什么會如此呢？因為皂隸符合標準，在國家領取俸祿的只有幾個人，但每個縣的皂隸卻遠遠不止此數，在編的皂隸可以自己雇傭幫手，青縣有十三個皂隸，他們雇傭的馬壯民快三班六房卻有一百多人，這么多人要吃飯，不找百姓的麻煩，他們又到哪里弄錢呢？”“對了”張佳木一拍掌，笑道：“郭知縣年俸不夠開支，他又不在均平銀和力役折銀上打主意小收的很少。那么他怎么解決自己的溫飽？”

兩個書生已經是準石化狀態，卻見張佳木神色怪異的一笑，又道：“郭知縣賣皂隸名額，一個二十兩，一年賣一百四十四兩。這樣的話，也就夠他一家老小的開銷了。畢竟當官要有體制，出門要坐轎子，起居要象個樣子，有同年路過還要應酬一下，給儀金什么的。所以不論怎么說，他還是個清官啊。”

“是啊”徐穆塵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只是下意識的答了一句。

“為什么一個清官把地方治理的一塌糊涂，而且風評還很好。但地方百姓困苦久矣。”張佳木從容輕松的笑道：“兩位現在不必做太多事，倒是可以精研一下大明的典籍制度，好好的想一想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