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王氏回到家里，張剛好把小寶的課業教完了。王氏洗了手就坐在織機旁邊，喚來張一同織。

張要先把攪車拉上去，攪車也就是軋棉機。這個攪車的結構就是有一對碾軸，一根直徑較大的，一根較小的；使用的時候是兩個人搖軸，張同時還要講棉花放在兩軸之間，利用的就是這兩個軸回轉方向相反的這個原理，讓棉籽核和棉纖維分離，軋出好棉花來。

前后軋了有一籮筐的生棉花，王氏就喊了停，和之前剩下的棉花放在竹弓上彈起來，小寶剛走過來就被嗆了一溜跟斗，打了四五個噴嚏之后從鼻子里噴出一絲棉絮來。

王氏如今需要大量的棉花試驗一種新布，這種布叫“斜紋布”，是她們在永城縣城的緞子店里看到的，是從開封城里傳過來的，據說開封的汗巾鋪、成衣鋪、估衣鋪和大緞鋪都有賣，是蘇州嘉定那里織出來的，王氏一見就驚道，少時見過那個松江的老媽子織過，也教過她——和標布有一些相似，回到家里之后王氏就潛心回憶和試驗，想要把這種斜紋布織出來。

畢竟這種布價格昂貴，勻細堅潔，摸上去像絨布一樣，每一匹能賣半兩銀子；如果能織出“水勝浪子”的式樣，一匹甚至能值銀一兩。

如今家里雖然在銀錢上寬裕了很多，但是面對織出一兩銀子一匹布的誘惑，還是禁不住的。尤其是王氏現在特別上心張的嫁妝，根據永城縣城那個緞子店的老板說，現在雖然在服制上很嚴格，大家都穿著白袍青履、綢布土縑罷了；但是有好料子是可以壓箱底的，有妝花織金綢緞一匹，在任何綢緞鋪子里都能賣得上好價錢。

開封的布料店里有各種各樣的布料，羅有刀羅、河西羅、花羅；紗有銀條紗、夾織紗、包頭紗；絹有羅底絹、云絹、素絹；錦有紫白、五彩之分；綢有綾機綢、瑞獸綢；緞有金縷、彩妝等等，五彩斑斕，據說還和從事金箔、銷金行業的工匠有關聯，這些工匠專門給綢緞上織金。

這些綢緞當然是不禁止制造的，只是禁止不符合身份的人穿戴出來。平民百姓有錢也可以買，留著壓箱底就是一種選擇，可以給家里的姑娘做陪嫁。

在衣鋪老板的忽悠下，王氏卯足了勁兒要給她的囡囡備下幾匹上好的綢緞來——當然在張看來這沒什么必要，完全不如現銀實在，但是等鄭氏取出她的陪嫁里的綢緞來給她看的時候，她覺得有這么幾匹布確實是很好的裝點。

當然一匹織金綢緞的價格是令人咋舌的，張仔細掂量過一匹緞子上面金線的重量，約摸用了不足一兩黃金，這些工匠實在是太討巧，能把金線捻地細如牛毛一般，一朵牡丹只是勾勒其邊，但是愣是有金光燦燦富麗無邊的感覺。

這樣一匹綢緞市價二十七兩，按此時金銀兌換比約是一比五來看，實際上這一匹織金緞子上的金子值五兩左右，剩下的緞子本身加上繡工合起來最多算上五兩，衣店要凈賺十七兩純利潤。而像這樣的緞子，還經常供不應求。

想到這里張就十分郁悶了——即便是百廢待興的明初，商人的利潤都是無法匹敵的。即便皇帝再注重男耕女織，這種小民經濟能創造的僅是糊口罷了，依然敵不過商人階級能創造的利益。

其實早在朱元璋稱吳王前，是收官店錢的，甚至后來也有宣課司、通課司。到洪武初年，個別府縣稅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都被皇帝下令禁止了，洪武十三年，又下令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勿征其稅。

凡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令論處。這種商稅，可謂是歷朝以來最低。

不知道朱皇帝對商人是怎么想的，他并沒有像以往的帝王一樣把商人放到農民的對立面去，對這些人課以重稅；反而在切切實實維護商人的利益，洪武九年，山西平遙主簿成樂任官期滿，州府考核認為他將商稅都收齊了，‘能恢辦商稅’，褒其進京覲見，然遭皇帝批駁，說稅有定額，若能恢辦，不是這個人能力突出，而是在剝削下民，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訊”。

洪武八年也有一個例子，有南雄來的商人入京販賣貨，至長淮關，小吏讓他交稅。這個商人不愿意交，雙方扯皮，拖得時間長了，這個商人的貨賣不出去，就告官了，朱皇帝看到這個案子，反而認為“執而留之，非人情矣。”最后居然判這個執法的小吏有罪，不僅杖責，而且還把這個小吏的俸祿償給這個商人。

朱皇帝認為征稅，尤其是征商稅，是在“擾害百姓”，起先張認為這是對前朝滅亡的反思，畢竟自元世祖至元文宗的70年間，國家賦稅不斷增加，如鹽課增加20倍，茶課增加240倍，商稅亦增加近10倍。人民為了逃避沉重的賦稅負擔，或逃亡，或嘯聚山林，與官府對抗。商人有時也被迫罷市以抗苛稅。最后終于爆發了起義，可謂是元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但是當她觀察地越多，就會得出一個更匪夷所思的想法來。

這種政策不是來源于反思，其實是一個帝王的自大。

朱元璋是根本沒有把商人算進國家的主體部分的。

難怪她前世曾經聽過有分析明朝經濟的，說這個朝代的稅收，是史上最荒唐的稅收，竟然只向窮苦百姓收稅，卻把占社會財富總量七成以上的富商大戶拋在一邊。

本朝的朱皇帝稱雄一世，自認為天下沒什么不能掌控的，他要百姓永遠生活在‘其民淳淳’的小農經濟中，他也要所有的官吏都行“其政悶悶”。

但是后一條已經讓他失意了，因為不管殺掉多少官吏，永遠都有腐化貪污的；前一條現在還看不出弊端來，他就以為這一條是萬世不滅的了，殊不知明亡就亡在他親自定的這三十稅一的根子上。

連三十稅一，都有十之的商人在逃稅，問題是朱元璋還堂而皇之的庇護了這群不交稅的商人。她將這個問題問了糧長，令她驚訝的是，糧長認為不課重稅就是護民。

商人沒有戶籍，行商的人都是軍籍、民籍，朱皇帝為各行各業編戶，連都有樂籍，唯獨把商人排除在外，不承認有這種職業存在，自然也無商稅可言。

小農經濟是有顯而易見的好處的，在天災沒來之前，大家都覺得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很好的。但是天災來了，小農經濟最先垮掉，因為不收商稅的國家的稅收單一的可憐，也少的可憐，沒有辦法進行宏觀調控，下一個垮掉的就是依托在小農經濟之上的大資本家。這就和后世歷史書上畫的形容18世紀法國情勢的漫畫是差不離的，貴族資本家騎在農民的身上，農民雖然辛勤勞作，但是已經不堪重負，矛盾一觸即發。所以明朝真的不是亡在外部，確確實實亡在了內部。

但是張只能將這種從后世教訓中得來的先見掩藏在心底了，她現在沒有任何辦法改變，只能先享受這種商稅帶來的好處——那就是張升行商的時候，能獲得不小的利潤。

張升近十年來發展地很好，是商隊的一個不大不小的領事了，手底下有十二三個人的隊伍，最遠走到了江浙和陜西去，一來一回交易了數千兩白銀，分下來凈賺五百兩，這是他賺的最大的一筆了，其他都是小零頭，所以今年他又走了一趟陜西，不顧王氏的阻攔。

王氏攔著他當然是有原因的，他都二十歲了，總該要娶媳婦了吧。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