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機之前，韓國的不良貸款率已經超過了20。韓國銀行的資產結構差勁到了這般程度，實際上已成為一顆大地雷，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被踩響。外國銀行看出這一點，難怪會如此絕情，唯恐避之不及。

張子劍嘿嘿的笑笑起來，他想到了一個大坑，這事一個循環的坑，用國家貸款，他在用地方向銀行貸款，想辦法弄成壞賬或私下收購一家韓國企業，到時候不斷的向銀行貸款，這家企業還要半死不活的，等到快破產的時候，向銀行貸款，不給貸，好辦啊！先前貸款換不了，只能像韓國央行似的，新債還舊債。不過韓國政府很不地道，或許為了支持韓國的銀行繼續讓他存在著嚴重的弄虛作假，謊報數據的行為。為了文過飾非，各家銀行都盡量少報壞帳。采取各種手法來欺上瞞下銀行的不良貸款數目要比他們報告的數字高34倍。直到接近2000年還沒有弄清楚在金融系統中究竟有多少不良貸款。在亞洲金融危機席卷而來的時候，外國金融機構很快就察覺了韓國的問題。巨額外債和不良貸款是韓國遭遇金融風暴的兩個重要的預警信號，可是，在金融風暴之前韓國朝野都沒有明確地得到這些信息。韓國的教訓證明，在金融危機之前，絕對不能輕信政府官員的聲明。

無論是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還是韓國，幾乎所有的金融官員在金融風暴之前都斷然否定國家正面臨危機，甚至作出了非常樂觀的估計。在1997年11月時，韓國的經濟形勢已經非常惡劣，甚至韓國高層官員出面依然否認韓國會遭遇到類似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危機。政府表聲明說：“韓國絕對不會成為另一個泰國或墨西哥。很難想象韓國經濟會崩潰，這種猜測不切合實際”。就連當時韓國的總統也在各種場合下為金融部門打保票。結果，在有可能從容不迫地推進金融改革的時候，韓國政府不僅沒有實施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改革，反而放縱八大財閥進一步擴張，最后，導致對金融局勢的失控。

負責財經的官員散布樂觀消息，并不一定是要愚弄民眾。為了穩定人心，他們用心良苦，情有可愿。但是，金融風暴毫不留情地把這些政府官員弄得非常尷尬。遭遇金融風暴之后，激起了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要穩定金融市場就必須要恢復人們對國家的行政能力和金融系統的信心。正因為政府和銀行官員講的話和事實不符，人們不再相信政府和銀行的承諾。當政遭遇到信用危機，必須面對現實，承認錯誤。要恢復政府和中央銀行的信用就不能不追究責任。往往財經主管官員先辭職，最終，連政府腦也要下臺以示負責。韓國財經院長及其他高級顧問多人辭職。執政的新韓國黨在大選中敗北。新總統金大中臨危受命，上臺之后毫不客氣，把300多名貪污或失職的財經官員和銀行總裁關進了監獄。金大中在美國國會表演說時指出:“韓國危機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我的前任沒有實行民主和市場經濟。政府與大企業勾結，政府過多干預經濟，貪污盛行，大量借貸使得韓國的銀行和企業非常脆弱。”

從這一條上張子劍想到的是高層，甚至培養一部傀儡官員，可惜韓國政府官員，甚至銀行高層并不像小日本那么好糊弄，是在不行從日本弄幾個妞過來，自古美人計，你就在高的官，只要被抓到把柄，還不乖乖就范，所有貪官污吏也不分國界吧！韓國的教訓還證明，也許只有更換政府財經負責人，甚至更換國家最高負責人才能夠為改革鋪平道路。但是過度頻繁地更換財經負責人，對經濟展也很不利。韓國在5年之內換了7任總理(泰國在10年里換了9任相)。新官上任，還沒有站住腳就被趕下臺，誰也顧不上正在惡化的經濟危機。

只有在金融風暴之后，韓國那些吹牛拍馬的所謂經濟學家聲名狼藉。那些曾經及時出警告信號的經濟學家感慨萬分，非常后悔，為什么當初沒有能夠采取更多的措施以喚起民眾的危機意識。在九十年代，韓國總統金泳三政府產業政策的特點是政府主導金融機構。政府、財閥和銀行三緊密結合，利用各種手段來扶植大企業集團。韓國政府的產業政策保證財閥能夠對新興工業進行大量的風險投資。和50年代和60年代的日本一樣，韓國成功地實現了產業升級。韓國財閥在不長的時期內已經成為國際市場中高技術工業市場以及鋼鐵業、造船業、汽車工業和半導體工業上有力的競爭。可是，韓國的產業政策也造成了企業和銀行的雙重扭曲。

韓國產業政策造成了很高程度的壟斷，破壞了市場機制和公平競爭環境。1994年韓國最大的四家企業集團：“現代”、“三星”、“大宇”和“樂喜金星”的資產占韓國所有企業資產的22％，銷售額32％，全國外貿總額的47％。由于在國內市場上缺乏公平競爭，使得韓國大企業脫離了國內市場監督，喪失了自我完善，及時改正缺陷的能力。

政府為了實現產業升級的目標給予大企業大量補貼和貸款使得企業預算約束軟化，嚴重地扭曲了企業的行為。由于大企業獲得資金的成本很低，促使他們過度投資。由于政府承擔了投資的風險成本，從事冒險投資總能夠得到較高回報。企業為了達到產業政策的目標而違反常規大量貸款，不斷投資，無視風險地盲目擴大生產。

韓國的大企業為了加速擴張需要源源不斷地投入資金。大企業往往通過借貸而不是售股票來籌集資金。他們向銀行舉債，銀行向國內和國外舉債，以債養債。例如，為了讓“大宇”從紡織轉向汽車業，政府提供大量優惠貸款，使其負債比自有資本高出8倍。韓國產業政策推動大企業竭力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了和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競爭，爭取市場份額，只能虧本銷售。韓國前30家大企業的資本利潤率還不到0.5％。大企業肩上的債務越背越重。韓國排名前30名大企業自有資產僅18％，絕大部分資產來自銀行貸款，銀行的資產又有三分之二來自外債。企業自有資本比率很低。在1992年為6.31％，在1996年下降為5.84％。由于大企業依靠借貸經營，抬高了國內利率，不利于中小企業的展。1996年韓國股票上市公司的負債金額比1995年增加20.3％。負債金額占資產總額的比率1995年為83.1％，1996年上升為84.1％。公司資產質量低下，管理不善，資不抵債。據南韓公平貿易委員會的調查，1996年南韓30大企業的負債比例高達49％。韓國30個大企業在1995年資產負債比率為427.7％。其中，真露集團負債比例達到了3619％。

韓國的產業政策在把經濟推上高峰之后，物極必反，逐漸走向自己的反面。正當韓國大企業雄心勃勃地在高科技產業攻城略地的時候，在1995年底和1996年初，全球半導體，鋼鐵和石油化工產品價格下跌，與此同時，日元貶值，使得韓國商品出口的遇到嚴重困難。韓國前30家大企業中有13家出現虧損。以往輝煌的業績、巨大的生產規模以及雄厚的經濟實力使得韓國企業和銀行的信譽都不錯，人們很難想象這些大企業也會遭遇危機。當時，韓國大企業和銀行很容易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融資。由于借債擴張已經成了大企業常用的策略，他們在慣性推動下，變本加利，借新債，還舊債，越借越多。

張子劍睜開眼睛，看著天花板，在本子上寫到不能趁韓國經濟危機，下手收購韓國的大型企業，不然光欠債就是一個無底洞。只能從現在弄個中不溜的實體企業，開始養著，慢慢的欠債，以韓國的債務養大，成為一流的企業。上市吸納韓國市場的資金，通過三方合作企業，相續的把資金轉移出來。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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