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在將來響應討董、起兵離郡后保證廣陵郡內不亂，一方面需要硬實力，即對廣陵郡縣政治、軍事、農業等各方面的得力控制，另一方面還需要軟實力，也即要得到廣陵郡中士族、豪強的多數擁護與支持，即使得不到他們的“效忠”，至少也要讓他們不反對自己。

硬實力這方面，荀貞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軟實力這方面，他也要積極地去做。

送走了辛璦、姚昇后，荀貞即離開郡府，借著“董卓廢立天子，新帝登基”的由頭，再一次去造訪張纮等郡望名士。

荀貞第一次造訪張纮是在他剛到郡不久時，現在他在廣陵已有段時日，已經實行了一些政事舉措，如重視儒教文學，如拒絕再給州府供應超額的糧食、以減輕士民負擔，如購買糧種、耕牛、農具諸物，大力恢復及發展農業等等，他的這些舉措都是既符合廣陵士人的利益，又符合儒家的施政觀念，那么這第二次與張纮相見，張纮對他的態度自就與第一次時大不同了。

張纮很熱情，不復再有初次見面時的那種“客氣”，因知荀貞的夫人陳芷懷孕，他甚至還叫出了他的妻子，命其把家傳的一道安胎良方給了荀貞。

因為自然條件惡劣，經濟環境遠不如后世之故，在當下這個年代，胎兒夭亡腹中、產婦難產等現象很常見，所以荀貞對陳芷懷孕之事一直非常重視，不但在飲食、起居上精心安排，還讓郡醫每天都給陳芷檢查身體，現在又得了張纮家的這道安胎秘方，也算是錦上添花了。

不過最重要的是：張纮上次見荀貞時，觀其言談舉止，雖無倨傲，卻還是把荀貞當作了“外客”，而這次卻叫他的妻子拿出了這道家傳的安胎秘方，卻是說明他已認可了荀貞在廣陵的施政，或言之，他已認可了荀貞這個人，不再把荀貞當作“外客”，而是當作“自己人”了。

對此，荀貞是很高興的。

自中興以來，地方士族、豪強的勢力一直很強大，而且是越來越強大，一個縣或一個郡、以至一個州的長吏，如想把境內治理好，境內的士族、豪強是絕對繞不過去的，要么以威刑鎮壓之，要么以名德柔撫之，舍此之外，再無它路，如不能通過這兩手把郡縣中的士族、豪強收整住，郡縣的長吏便是再有千萬的抱負，在轄地內也是寸步難行，政令難通，尤其是如張纮這樣族為州郡右姓、本人又是高名在外的郡望之士，更是長吏們一定要爭取得到的對象。

現在得了張纮的認可，并且通過與張纮的交談，兩人的政治理念也一致，都反對董卓廢立天子，那么可預見，這種政治上的“同道”關系對荀貞自會是好處多多，不但對他將來帶兵出境后“廣陵地方的安定問題”極有好處，對他即將就要著手的在廣陵募兵備戰也會極有好處。

造訪過張纮，荀貞又去了趟射陽，再次訪問了一下陳琳的宗族。

陳琳原為何進的大將軍府主簿，何進死后，他依附袁紹，袁紹離開洛陽、逃往冀州時并非是單行獨赴，得他親信所用的如逢紀、許攸等人皆跟隨左右，陳琳亦在其列。

因而，袁紹將要起兵討董一事，陳琳不但知道，而且參與其中。

他文采出眾，袁紹用他典文章，早前袁紹、曹操邀荀貞一道起兵的信其實就是出自陳琳之手，故此說，對荀貞將要響應袁紹起兵之事，陳琳也是非常清楚，他不久前專門給族中寫了封信，請求族人務必配合荀貞，一方面要幫助荀貞在廣陵、在射陽站穩腳，另一方面如果荀貞大舉招兵、募糧，也要鼎力相助。

因了陳琳的關系，荀貞在第一次造訪射陽陳家時就很有收獲，現又加上了陳琳的這封“請求族人務必全方位配合荀貞”的信，那他這第二次的造訪自然就是更加成功，更有收獲了。

廣陵縣的張家、射陽縣的陳家，這兩大姓俱是廣陵數一數二的冠族，在郡中士人里的影響力都很大，得了這兩家的認可和擁戴，荀貞在廣陵郡的“軟實力”就成了個七七八八了。

除此兩家外，荀貞馬不停蹄，又分別再次造訪了江都的皇家、華家，海西的徐家，東陽的劉家等等一些或與他政治立場相近、或在黨錮時期與黨人來往密切的郡中士族之家。

因為他這次造訪的對象和上次不同，上次是凡郡中有名的他都去了一遍，而這次他去的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所以他的這回密集造訪當然也就如見張纮、見陳琳家一樣，都很成功。

得到了這些遍布各縣的士族、豪強的支持，加上對郡中各縣政治、經濟、軍事的控制皆在穩步進行中，荀貞登時心中大定。

可以這么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在荀貞密集出訪的過程中，一道道的新聞從洛陽傳來。

這些新聞大多是董卓廢立天子后的后續動作。

先是在新帝登基后的第三天，董卓毒死了遷到永安宮的何太后，又把何苗的棺木掘出來，取出尸體，肢解后砍為節段，扔在道邊，接著又殺死了何進、何苗的母親舞陽君，把尸體扔在御樹籬墻的枳苑中。

曾經顯赫一時、手握天下權柄的南陽何家從此灰飛湮滅，不復再存。

徹底滅了何家后，董卓旋即又借天子下詔，任命朝中公卿及以下官員的子弟為郎官，以填補原來由宦官擔任的職務，在宮殿侍侯皇帝。

隨后董卓又操縱朝廷，先后任命太尉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賁侯，任命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任命豫州牧黃琬為司徒，而他自己則擔任太尉，兼前將軍，并加賜代表皇帝權力的符節，以及作為儀仗的斧鉞和虎賁衛士，進封為侯。

在任命了新的三公后，他又率領三公等大臣上書，請求重新審理陳蕃、竇武以及黨人的案件，一律恢復陳蕃等人的爵位，派使者去祭悼他們的墳墓，并擢用他們的子孫為官。

董卓的這幾個舉措是很有講究的。

首先，毒死何太后、殺死舞陽君不必多說，這是對政敵的斬草除根。

其次，把何苗的棺木掘出來，取出尸體，肢解后砍為節段，扔在道邊，這是在向朝中的敵對勢力示威，逆我者不但死，死了后還讓你死不安生。

再次，示威之后，就是市恩：“任命朝中公卿及以下官員的子弟為郎官，以填補原來由宦官擔任的職務”，——以公卿、官員的子弟代替宦官侍奉皇帝，可以這么說，這是士族早就夢寐以求的，何進、袁紹沒辦成的事兒，董卓給他們辦成，這個“恩”不可謂不大。

再再次，“率領三公等大臣上書，請求重新審理陳蕃、竇武以及黨人的案件，一律恢復陳蕃等人的爵位，派使者去祭悼他們的墳墓，并擢用他們的子孫為官”，這也是士人們夢寐以求的，這是再給黨人翻案，是在政治上肯定、褒揚他們，還拔擢黨人的子孫們為官，此“恩”亦不可謂不大。

再再再次，具體到大司馬、三公的任命上。

其一，董卓自任為太尉。

太尉雖無實權，在名義上卻是全隊的最高統帥，董卓自任為太尉，又兼前將軍，并加賜代表皇帝權力的符節，這就是“名實兼顧”，既有了名義上的統帥權，又有了實際上的統帥權，而有了統帥軍隊的權力在手，槍桿子里出政權，洛陽的那些公卿大臣就翻不出浪。

其二，改劉虞的太尉之職，拜其為大司馬。

大司馬是舊官，三代之時即有此職，掌國家武事，入到前秦，罷大司馬，改置太尉，又到前漢，漢承秦制，本無大司馬，而到武帝時，又罷太尉，改置大司馬，漢家遂有大司馬之位，終前漢一朝，此職常授給掌權的外戚，光武中興后，初以大司馬為三公之一，旋又改回太尉，從此之后，朝中就不復再有大司馬之職，直到這次董卓將劉虞的太尉改為大司馬。

按理說，大司馬和太尉的權責一樣，都是掌國家武事，都是掌國家軍隊的，有了太尉就不必再設大司馬，可董卓卻為何再次設置此職？

卻是因為：董卓自知威望不足，可他又不想把“名義上掌握國家軍隊”的太尉一職交給別人，於是大約就聽從了他的謀士們的建議，把劉虞改拜為了大司馬，同時讓大司馬位在三公之上。這樣一來，他既能通過此舉表示他的“謙虛”，“自愿甘居”劉虞之下，同時，劉虞遠在幽州，不在朝廷，便是有了大司馬之位在身，鞭長莫及，也管不了朝中軍事，實際上形同虛設。

可謂兩全其美。

劉虞是宗室，威信素著，名望很高，為靈帝所重，他原本的“太尉”之職就是靈帝在病故前任命的，等同是“托孤重臣”，董卓改拜他為大司馬，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為了安撫他。

其三，拜楊彪為司空，黃琬為司徒。

楊彪出自弘農楊氏，弘農楊氏和汝南袁氏一樣，都是累世三公，為東京名族，楊彪的曾祖、祖父、父親都曾擔任過朝廷的太尉，他的曾祖楊震精研《歐陽尚書》，通曉經籍，博覽群書，當年更是號為“關西孔子”，單就族名人望而言之，楊彪家是半點不遜色於汝南袁氏的。

現下袁紹和董卓對著干，袁隗雖表面屈從，可便是個傻子也知道，那只是“表面”，只要有機會，袁隗肯定是會不遺余力地掀翻董卓的，那么為了平衡朝中，彌補自家在洛陽根基太淺的缺陷，拜楊彪為司空，向楊家示好當然是個不錯的選擇。

就算楊彪不會因此而就與董卓站在一條船上，可人在低位和人在高位時不同，人在低位時可能沒太多想法，而一旦到了高位，為了自身的權力，為了家族、門人弟子的利益，說不定就會有些想法出來，那么楊彪或許就會和袁隗鬧些矛盾，而只要有矛盾出來，董卓便能從中得利。

拜楊彪為司寇，又拜黃琬為司徒。

黃琬也是出身名族，他的曾祖黃香是個著名的孝子，是二十四孝中“扇枕溫衾”故事的主角，官至尚書令，尚書令雖無三公貴重，但卻是朝廷最有實權的一個官位了，總攬朝中的一切政令，他的祖父黃瓊亦名聞天下，任過朝廷的太尉，不過，董卓這次拜他為司徒，卻非是像拜楊彪為司空一樣，是因看中了他的家聲，而是因為豫州這個地方的位置太關鍵了。

豫州在洛陽之東，與司隸校尉部接壤，由豫州西邊的潁川去洛陽只有區區數百里，騎兵的話，朝發夕至，袁紹已經逃去了洛陽北邊的冀州，洛陽西邊的三輔又有皇甫嵩重兵屯駐、又有蓋勛“心懷不軌”，為了穩住洛陽的局面，如今洛陽東邊的豫州是絕對不能再出亂子了。

黃琬名聲大，人望高，讓他在豫州做位高權重、擁有一州實權的“豫州牧”，董卓不放心。

所以，董卓拜他為司徒，召他入朝，而另選了孔伷去豫州上任，并不再設豫州牧，重改回為豫州刺史。

說起來，孔伷的名望雖不及黃琬，可卻也是名族子弟，海內有名，可孔伷這個人只是有名而已，所擅者唯“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坐而對談是把好手，可沒什么真材實料，在能力上不行，能力上不行，又沒了“豫州牧”的頭銜，以董卓想來，豫州應該是暫且可以放心的了。

荀貞此回二次出訪郡中士族，戲志才陪行在側。

在車上，戲志才說道：“我聞董卓麾下有一人，名賈詡，乃智謀之士，閻忠贊其‘有良、平之奇’，觀董卓近期舉措，軍、政兼顧，悉為妙著，想來或應是出自賈詡之手。”

董卓這一系列的舉措，確實皆為妙著，既有根除何家的霹靂手段，又有向士人示好的具體舉措，還借機把兵權不管是從名義上、還是從實際上都收攬到了手中，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洛陽周邊軍事上的隱患。

荀貞自問之，換了他是董卓，他也只能做到這個程度了。

只可惜，董卓的這種種舉措雖妙，恩威并施，奈何他卻不是袁紹，就算他能借此收攬到一些士人的擁護或者中立，被他從手上摘走了桃子的袁紹卻也絕不會就此罷休的。

袁紹起兵后，董卓殺了留在洛陽的袁隗等數十口袁家人，又殺了好幾個他此前信用的士人，并在被迫離開洛陽前搶掠城中，火焚洛陽，種種暴行難以盡述，其中固有董卓武夫殘忍本性的緣由，然荀貞設身處地的為他思之，這中間恐怕亦能不排除有“報復”的成分在內。

“你們這些士人想要的，老子都給了你們，可你們卻不知足，還要鬧，起兵來討伐老子，非要把老子逼死，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就把你們全殺了，而老子得不到的，你們也別想得到。”

事實上，在親身經歷了袁紹、董卓之爭后，有句話一直徘徊在荀貞的腦海中：亂漢家者，非但是董卓，也是袁紹。歸根結底，漢末之亂的根本原因是士族、外戚、宦官三方經過百余年的利益相爭，終至積重難返，而直接原因也還是利益之爭，往小里說，是袁黨和董卓的利益之爭，往大里說，是袁紹代表的部分士人階層和以董卓為代表的部分武人階層間的利益之爭。

從六月到九月，洛陽大雨連綿不斷。

時入十月，洛陽的雨水停了，在廣陵的荀貞也結束了他這一番的出行造訪，回到了廣陵縣的郡府，不久后，又一個消息從洛陽傳來。

去年在并州西河白波谷重新起事的黃巾余部郭太等人和南匈奴單於於扶羅部的數千騎兵聯兵侵擊，號十萬之眾，進犯河東郡，董卓遣他的女婿牛輔統兵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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