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迪貝爾的強硬，可以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卻有在預料之中。說是意外，主要是因為泰迪貝爾給人的印象一向都是憨厚老實的，而且十一工作室的行事作風也不是這種咄咄逼人的類型；但又不是意外，則是因為大家都能夠理解這個情況，其實媒體圈子里的人都不是傻子，他們沒有參合到“環球報”的行列里去，就是知道了真相，自然不會愚蠢到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所以泰迪貝爾的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環球報”這一次的舉動自以為聰明，自以為抓住了機會，但他們卻忽略了兩個事實：第一，埃文貝爾已經不是四年前被誹謗的那個少年了，而且這一次事件之前的輿論雖然在肖恩霍爾的煽動之下有出現物極必反的局面，但終究還是一個正面事件；第二，埃文貝爾在德納利國家公園的事有無數的人證物證，根本不是一個輿論導向就能夠抹殺的。

所以，“環球報”引發的風波更多只是局限在網絡上，真正愿意跟風的媒體寥寥無幾。網絡是一個特殊的媒介，網民們根本不在乎事情的真相，反正隱藏在一堆數據后面，愛說什么說什么，平時看不慣埃文貝爾的人都可以站出來說幾句，要成為網絡熱點其實并不是一件難事。

總體而言，“環球報”指責埃文貝爾惡意炒作的事件，根本就是雷聲大雨點小，只有在網絡上沸沸揚揚，而社會媒體、社會輿論則依舊停留在埃文貝爾是否可以稱得上是草根英雄的階段，顯然是慢了整整一拍。

但是，“環球報”因為自作聰明，如今卻要面臨來自十一工作室的怒火，還有埃文貝爾龐大粉絲群的怒火。

對此。“環球報”的應對措施是：強硬到底！“環球報”當即就對泰迪貝爾的言論發表了反擊，他們認為泰迪貝爾在試圖剝奪他們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這是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褻瀆；另外還認為十一工作室發展起來之后，不僅是埃文貝爾。整個十一工作室都陷入了一種盲目自大、浮夸驕傲的情緒之中，就像一個暴發戶，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的財富和能力。

“環球報”的這一舉動無疑是火上澆油，頓時就引發了整個娛樂圈媒體的抵制。

其實埃文貝爾在德納利國家公園的事情只需要簡單調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即使當初肖恩霍爾在“世界新聞報”提出草根英雄名號時，都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有了清晰的了解，知道所謂的真相根本就沒有篡改的可能性。所以。當“環球報”所謂的惡意炒作言論起來時，肖恩霍爾根本就沒有跟風的打算，反而是在這個事件里銷聲匿跡了。

為了反駁“環球報”的污蔑，羅伯特法瑞斯、杰約翰遜等人都紛紛站出來接受了采訪，將自己知道的事情陳述起來，把德納利國家公園十一天的事跡全部拼湊了出來；當初駐留在安卡雷奇的“荒野生存”劇組也有不少人站出來把事實講了出來，這根本不需要套口供什么的，因為這就是事實；還有國家公園的救援隊員、包括阿拉斯加當地的電臺、政府官員。所有參與到這件事之中的人都站出來接受了采訪，一點一點將事情還原出來。

其實整個事情的真相一點都不復雜，但是這一輪的證言也將之前“世界新聞報”、“娛樂周刊”等媒體報道的事情經過還原。并且把過程中的不少細節都挖掘了出來。不僅把“環球報”荒謬的觀念推翻了，還讓所有的民眾看到了整個事件的原貌，對于埃文貝爾在自我拯救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冷靜、機智和樂觀，都感嘆不已。

隨后，“紐約時報”又披露了懷特庫斯的真實身份。懷特庫斯根本就不是教授，只是一所三流大學的圖書管理員罷了，他是被“環球報”收買，然后安插了一個合理的身份，以心理學教授的身份站出來對埃文貝爾進行抨擊。

在當時輿論沸沸揚揚的情況之下，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層出不窮。人們一時間對于懷特庫斯的身份根本沒有過多研究，而網絡言論也就被懷特庫斯這位“叫獸”的肯定言論激發了出來。

真相大白了，其實根本沒有花多少力氣，“環球報”這次的陰謀根本就不堪一擊，把整個事件弄清楚之后，大家都明白了真正在惡意炒作的應該是“環球報”才對。而埃文貝爾呢？這位“惡意炒作”的主人公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根本就沒有試圖炒作的意圖，更重要的是，埃文貝爾需要炒作嗎？人氣高如埃文貝爾，他從來都不需要炒作，相反為了躲避媒體他還費盡心思。

這一次“環球報”的行為引發了其他所有媒體的圍剿，所謂事情的真相在各大媒體上鋪天蓋地，不僅還給了埃文貝爾一個清白，而且還紛紛對“環球報”扭曲事實的行為進行了譴責。事情還不僅如此，社會學者們又再次站了出來，將原本對準埃文貝爾的矛頭紛紛對準了媒體。

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斯科特鮑曼表示，“媒體為了銷量、為了博眼球、為了奪視線，借用藝人的關注度進行惡意炒作，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頑疾。”斯科特鮑曼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客觀的，他的觀點也基本包含了所有社會學者們的態度。

斯科特鮑曼認為，“回顧這一次事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脈絡，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事件，卻被媒體炒作到了‘英雄’的高度；當事件達到一個巔峰之后，媒體又繼續炒作，把對于英雄的質疑當做熱點制造第二波熱潮；最后第三波熱潮又重新回到藝人身上，把‘惡意炒作’的名頭按到了藝人身上。于是，這就變成了好也是藝人的，不好也是藝人的，全部的起因都是藝人，這是不對的。”

斯科特鮑曼對于事件本身的討論并不是很多，而是對媒體的社會責任提出了新的定義，他認為媒體之所以會對藝人的褒獎過渡，這是一個明顯的馬太效應；但同時藝人身上一旦出現爭議，也同樣會被無限放大。媒體對于藝人的過度追捧或者過分譴責，其實都不是一個好的現象，這對于整個社會道德的建立都會帶來負面影響。

肖恩霍爾的捧殺策略達到巔峰時，社會學者們都對埃文貝爾提出了譴責，認為埃文貝爾所謂的草根英雄名頭實在過譽了，不過當時社會學者們就有譴責媒體的大驚小怪了。而這一次，“環球報”的行為，更是把社會學者們敏感的神經挑撥了起來，如果媒體能夠達到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能力時，這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因為媒體的職能是在于監控，而不是掌控，這是有本質區別的。

所以，這一次社會學者們已經把對于草根英雄的焦點轉移到了媒體的社會責任身上，認為像“環球報”在于不負責任的行為，對于這個社會都是一種危害。這一次，社會學者們的討伐聲浪比幾天之前還要嚴厲許多，整個輿論都對“環球報”這次行為進行了嚴厲譴責。

以“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時代”這樣的權威媒體為首，他們紛紛在社會版面上開辟了專題，討論“環球報”這一次惡意造謠行為對于輿論的惡劣影響，以及對于媒體名聲的損害。

毫無疑問，其他媒體都急于與“環球報”撇清關系，表明自己的清白，紛紛對“環球報”落井下石。搭配著社會學者們的譴責和憂慮，對于“環球報”的聲討音浪越來越強勢，幾乎都要超過之前關于埃文貝爾是否稱得上草根英雄的影響力了。事情已經越鬧越大了。

不過，同僚媒體的圍剿，社會學者的批判，這都還不是“環球報”面臨最糟糕的局面，真正讓“環球報”焦頭爛額的，還是來自于粉絲們的抵制。

不管“環球報”的真實目的是什么，其實還是擴大報紙的影響力，讓更多的民眾愿意在超市里看到“環球報”，只有這樣報紙才能有更多的廣告收入，報紙也才能繼續辦下去。如果當民眾都開始抵制“環球報”時——準確來說是任何一家報刊雜志開始被民眾大面積地抵制時，他們的生存環境就會一點一點被壓縮，最終滅亡。

“環球報”這一次是真的捅了馬蜂窩，從同僚到社會學者再到民眾，他們引發了全面的民憤抗議，這種局面實在是讓人想不到。不僅因為“環球報”捏造事實，最重要的還是因為他們在一個焦點事件上惡意扭曲、毀謗，這種惡劣的影響自然也伴隨著事件本身被放大數十倍數百倍，引起的后續反應強勢得讓人根本沒有還擊能力。

埃文貝爾的粉絲們全部集結起來，在全美國包括夏威夷在內的五十個州，一共六十四個城市發起了抵制“環球報”的活動，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抵制活動以一種駭人的聲勢迅速崛起，并且以強大的氣勢讓“環球報”根本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著實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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