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訪的？

徐君然心里面閃過這么一個念頭，不過隨即就拋到了一邊，這種事情不管是什么時候都有。從古至今，有人的地方就有分配不均，自然而然的也就有了告狀這個說法，對于上訪者，徐君然很清楚不能夠一言以蔽之，這里面有的人是真有冤屈，而有的人卻是真的無理取鬧，最起碼他上輩子就遇到過不少無理取鬧的，比如一處靠路邊的商店，拆遷的時候店主要價五百萬，否則堅決不搬。

一個北方四線城市的郊區農村副食品商店，要價五百萬，這樣的人，說是刁民不為過。

所以，雖然聽劉華強說這老爺子是來上訪的，徐君然同情歸同情，卻沒有過問的打算，畢竟各司其職，自己如果手伸的太長，下面的干部嘴上不說，心里面也會有不滿的。

想了想，徐君然對劉華強吩咐道：“這樣，你跟他聊聊，然后讓信訪辦的同志受理一下。”

這就是正常的程序，要是誰有了麻煩都可以越級告狀，找大領導處理，那國家領導人不用干別的事情了，天天就解決這些事情好了。而真的那樣的話，還要基層干部做什么？

放下電話，徐君然琢磨了一會兒，又伸手撥通了縣委辦公室主任鄧文兵的電話，鄧文兵聽說是徐君然，連忙客氣的說道：“縣長，您好，有什么指示嗎？”

最近這段時間，鄧文兵算是看清楚仁川縣里面的情況了，白書記不知道為什么擺出了韜光養晦的態度來，柳強又因為王猛的事情干脆夾起尾巴做人，整個仁川縣說了算的人就是徐君然這個縣長。鄧文兵不是傻子，他可不想因為得罪了徐君然而招來什么無妄之災。

徐君然笑了笑：“哪有什么指示，隨便聊聊而已。怎么樣，信訪辦的工作，不好辦吧？”

縣里面的信訪辦是在縣委辦公室的領導下工作。所以徐君然才把電話打給了鄧文兵。

鄧文兵明白徐君然的意思，他本身也一直想要改善和徐君然的關系，官場上有這樣的說法：“燒冷灶難，炒熱飯容易”。耗盡柴草燒冷灶，要有戰略眼光和長遠目標，而且燒冷灶前途莫測。風險很大，沒有耐心和毅力是很難做到的，但是“冷灶”一旦燒熱了，燒冷灶的人就是屬于久經考驗的忠誠的鐵桿了。“炒熱飯”往往是猛攻炙手可熱的當權者，目標明確，實用性強。火候一到，立竿見影。但是，炒熱飯的人成群結隊，因而投資大，火力要猛烈，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很難上去的。

對于鄧文兵來說，他已經錯過了跟徐君然聯合在一起的最佳時間。如今如果想要跟徐君然變得親密起來，就必須要加大自己的力度。

衡量一個干部的能力，靠一些表面上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還得十分妥帖、十分婉娩、又十分謹慎小心地處理好更多更為復雜的巨細事務。鄧文兵相信，自己跟劉華強相比起來，更適合做縣委辦公室的大管家，也就是說，他必須要讓徐君然覺得，哪怕換了縣委書記，這個縣委辦主任的位置。最合適的人選，還是鄧文兵。

所以，當鄧文兵聽徐君然提起關于信訪工作的時候，馬上精神一陣，直覺告訴他。自己的好機會來了！

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鄧文兵苦笑了一聲對徐君然說道：“縣長，您這話說的倒數沒錯，這信訪工作，是真的不好干吶。”說著，就開始跟徐君然抱怨起這信訪工作有多么難做，不外乎是群主的要求有時候不合理，而且信訪部門實際上是沒有解決問題的權力的。

徐君然聽著鄧文兵的抱怨，卻明白他說的應該大部分都是實話，現行的信訪機構龐雜繁多，歸口不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及相關職能部門都設有信訪機構。但由于信訪機構并屬于國家機關序列，這些機關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隸屬關系。中央信訪機構對地方信訪機構及中央各部門信訪機構之間的管制協調能力十分有限，各地信訪機構的職能和權力及其運作方式都有很大差異，而導致信息不共享，缺乏強制約。

不僅如此，信訪問題涉及到各個方面，出現了信訪問題綜合癥，使信訪機構承受了太大的社會責任。由于信訪部門并不具有解決一切問題的實際權力，可信訪者卻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訪部門當成了解決問題的責任主體，這樣就勢必把信訪部門當成了信訪群眾的直接對立面。而且從理論上說，信訪只是包括行政訴訟、行政復議等行政救濟手段之一，而國家的司法救濟才是公民權利救濟最為主要的形式。但在實踐中，群主更多地相信信訪這一行政救濟手段，并把其作為最后的希望所在。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各地司法腐敗導致公民不能得到正常的司法救濟是主要原因。

徐君然更加明白，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具有華夏傳統社會長期存在的“人治”思想這一基礎，信訪制度作為一種民情上達、伸冤維權的特殊管道，對社會起著安全閥，對老百姓起著安慰劑的作用。但是必須看到，這種試圖用行政救濟替代司法救濟的一個嚴重后果，是在客觀上消解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威這一現代社會治理的基礎。

現行的信訪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復均具有十分的隨意性。雖然確定了“分級負責，歸口管理”的基本原則，可是對于如何確定各級各部門的職責卻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造成各部門均可以以各種理由相互推委；而處理問題又要看領導的臉色行事，靠上級批示。各到還建立了“各級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這種領導體制要求，各級黨委、政府“一把手”負總責，分管領導負主要責任，直管領導負直接責任，對因為工作不到位、責任不落實，發生較大規模的連續到省委、省政府集體上訪或者到京城上訪，對社會穩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嚴重影響的，追究分管領導的責任。這種信訪領導體制對各級黨政重視信訪問題起到了一定作用，也解決一些問題。但由于各級政府為了抑制上訪的增加和升級，在收買和欺騙等方法不能發生效果時，就會采取各種手段對信訪群眾進行打擊，甚至政治迫害。少數地方政府對信訪者進行打擊和政治迫害產生了十分嚴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信訪成為了有效的社會總動員方式和維權抗爭的手段，導致集體行動增加；第二個后果是，政治激進主義在信訪者中產生，并獲得迅速繁殖的社會土壤。

“老鄧，照你這個說法，是不是咱們要關起門來不聽取群眾的意見啊？”耳聽著鄧文兵的抱怨越來越離譜，徐君然笑了笑，打斷了他的話，雖說自己明白這里面的問題，可是在如今的這個情況下，信訪辦的工作還是很重要的。畢竟如今華夏的法律，有時硬，有時軟。沒有中央領導的批示就軟，有批示的時候就硬。出小事情的時候就軟，出大事情的時候就硬。不集中行動的時候就軟，搞集中行動的時候就硬。涉及執法部門和政府官員的時候就軟，涉及普通百姓的時候就硬。當事人不強硬的時候就硬，當事人強硬的時候就軟。

鄧文兵一聽徐君然的話語有些不太高興，連忙搖頭道：“縣長您別誤會，我不是那個意思。”

他又不是笨蛋，對于徐君然的態度雖說摸不清楚，但是從平時徐君然對待群眾的態度上來看，這位徐縣長可不是那種不把老百姓當回事的人，自己真要是給他留下一個不注重群眾意見的印象，可不是什么好事兒。

徐君然聽著鄧文兵的解釋，自然也知道他的顧慮，笑了笑說道：“我也沒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們的信訪干部，能夠多做一些實事，傾聽群眾的意見，最重要的，要跟職能部門多多溝通。”

他很清楚，在很多官員干部眼里，上訪的人就是刁民，其實真正的刁民是不上訪的，他們會作出種種與法律對抗的壞事。說白了，這些人嘴里面說擔心上訪的人破壞政府的形象，可實際上卻是擔心上訪的人會影響自己的個人形象和仕途罷了。

至于自己的這番話，鄧文兵能夠聽進去多少，徐君然不知道，也沒辦法去約束下面人的行為，他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盡可能用自己的權威，去給下面的人施加壓力，讓他們對于群眾反映的問題更加重視一點。

放下電話，徐君然忍不住嘆了一口氣，信訪制度是華夏行政制度的一大特色。但是，這個制度再好，也不能完全代替完善的法律制度。在一個提倡法治的現代社會，還是應該首先提倡用法律去解決問題。因為信訪結果的好壞，往往取決于你能不能遇到一位“清官”，取決于你能不能遇到一位負責任的人。

就好像今天這個上訪告狀的老人家，如果不是遇到自己的話，恐怕他的事情，根本就不會有人理會。

媳婦的姥爺馬上就不行了，全家動員回去，八十多歲的老人家，手腳冰涼，說實話，我看著都覺得有種兔死狐悲的感覺，過了年晨光就三十了，最多還有二十年，我也要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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