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爾任斯基立刻反駁道:“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不管列
寧同志的意見是不是正確的,我們都沒有權利不刊登《遠方的來信》,那既是對列寧同志的不尊重,也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爭論,我的意見是……”
捷爾任斯基話未說完,加米涅夫就忍不住了,他用一種顯而易見的惱火的聲調反駁道:“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同志,我們才剛剛穩定工人們的浮躁情緒,讓事情回到正軌,這時候刊載《遠方的來信》只會讓他們產生錯誤的想法。列寧同志不在國內,不知道局勢的險惡,難道您也不在國內?你這種想法是極其幼稚的!”
捷爾任斯基倒是比加米涅夫蛋定得多,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火氣,依然是那么語重心長:“我當然了解您的顧慮,但是我也必須提醒您,不管是《遠方的來信》還是《給啟程回國的布爾什維克的電報》都已經在國外的報紙上發表,我們只能遮掩一時卻遮掩不了一世!而且若是傳出去《真理報》拒絕刊發我們布爾什維克領袖的文章,這將造成怎樣的誤會?又會讓下面的同志產生什么樣的想法?我的意見是……”
“這也是我為什么不同意刊發的重要原因!”加米涅夫顯得愈發的急躁了,“列寧同志的這兩份東西是魯莽和急躁情緒的產物,是列寧同志被二月革命的勝利激情感染下,一時的冒進!等他冷靜下來絕對會收回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正是出于對列寧同志名譽的負責,我們才不能刊登這種東西!”
從某種意義上說,加米涅夫的出發點確實是對列寧的名譽負責,不忍心看著自己的導師和領袖犯錯誤。然而這個出發點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加米涅夫是對的,但他是對的嗎?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蘇聯解體后西方國家回顧十月革命的歷史時,幾乎是異口同聲的認為不管是列寧還是托洛茨基的主張過于急躁,當時的俄羅斯有更現實、更溫和、更有良心的選擇。但是,但是為什么他們更欣賞的更現實、更溫和、更有良心的那一部分人沒有取得成功呢?理由很簡單,這幫孫子真是一群蠢到了家的窩囊廢。
不是布爾什維克有多強大,才搶到了政權,而是這幫孫子實在是低能和自作孽。二月革命之后,兩個政權并立,從形勢上說蘇維埃執行委員是愿意支持臨時政府的,但是臨時政府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關鍵問題上失分,從四月危機到第一次聯合政府,再到七月危機,九個月之內臨時政府總是在最關鍵的問題上給出錯誤的答案。
四月危機、第一次聯合政府到七月危機,臨時政府的行情一路走低,從最開始的能獲得蘇維埃絕大多數的支持,到最終被蘇維埃所拋棄。不是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區聯派和社會革命黨左派有多強大,就算是強大也是臨時政府自己造成的,一個人下一兩次臭棋很正常,但是下的每一步都是臭棋,那除了說自取滅亡還有什么別的解釋?
正是臨時政府一次次下臭棋,導致了蘇維埃權力的重新洗牌,支持他們的中間派和保守派一點一點的被選出了蘇維埃,到頭來還不服氣,說是人民受到了蠱惑。不是自己無能而是對手太邪惡,這種借口每一個失敗者都會找,但是卻沒有任何意義。只能說歷史給了臨時政府一個充當救世主的機會,但他不光不珍惜,反而硬是要哭著喊著演反派,人要找死老天爺憑什么攔著?
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加米涅夫選擇了一條自以為正確實際上卻完全錯誤的道路,并一路走到黑,他和臨時政府一樣每一次都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幸運的是他老師列寧一次又一次的將其拉回來,一如既往的信任他,為他辯解開脫,作為一個老師已經是仁至義盡。但是老師不懲罰他,不意味著他能永遠的幸運。在幾年后同班小弟斯大林抓住他在1917年犯的錯誤好好的給算一算總賬,雖然后者在1917年并沒有比加米涅夫表現得更好。
當然這些是后話,暫時也沒必要提,只要知道加米涅夫現在自作聰明,以為自己這個得意門生可以糾正老師的錯誤,可以自立門戶并準備和老師掰掰腕子了就夠了。
因為驕傲所以得意忘形,這就是加米涅夫心態,也是他以后杯具的重要原因。而站在他對面的捷爾任斯基卻不是這樣的人,什么驕傲、得意的情緒完全和他絕緣,和自號石頭的加米涅夫比起來,捷爾任斯基更像是一塊真正的革命頑石。對于列寧的力量、列寧的人格魅力以及列寧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比某個天子門生有更深刻的了解。
當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還沒有分家的時候,當黨還叫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時候,列寧就同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唐恩這樣的老油條交手多次,生生的將一個黨折騰成了兩個黨,還給對手扣上了少數派的帽子。這樣的高手哪里是學院派的加米涅夫能夠對付的? ( 明智屋中文 wWw.MinGzw.Net 沒有彈窗,更新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