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此時的郝風樓擁有的是絕對的武力，這一點上，倒是和當時的明治維新頗有相似之處，明治維新時，為了利用農業反哺工業，同時為了打擊地主，因而征收重稅，以至于許多人即便到了豐年，家里有數十畝地，亦是食不果腹，于是當時的明治政府，數年時間招致了數百場的叛亂。而當時倭人的辦法便是征取重稅，建立工業，工業生產軍備，擴大軍隊規模，軍隊以絕對武力彈壓民變，將一切隱患都消弭于無形之中。

原本在不久之前，尋常的農戶并不屬于‘人’的范疇之內，這個人，至少是官方意義的人，打個比方，地方官卸任，士紳們送萬民傘，這個萬民是不包括尋常農戶的，這個民只局限于讀書人和士紳，又如對于一個官員的評價，如愛民如子，他所愛的這個民，也斷不會是尋常的民，而是士紳。

其實道理說一千道一萬道，無非就是士紳和讀書人把握著輿論，掌握著無數的資源，進而通過各種方式。對于官府，對于輿論進行影響罷了。至于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民’。懵然無知，不過是刁民、草民罷了。沒有人會關注他們，也沒有人有興致去管他們的需求，更悲哀的是，這些人壓根也沒有什么訴求，因為他們都是‘愚民’，一個一輩子都沒有走出方圓數十里的人，一個大字不識的人，他們的眼界能有多少，那也只有天知道。

而郝風樓做的。就是以民制民，用從前的‘愚民’，開啟他們的民智，讓他們至少能讀書寫字，能看懂報紙，多少對外界有了認知，能明白自己的訴求，進而讓他們開始懂得什么叫商貿，什么叫工商。讓他們曉得世界之遼闊，漸漸的，在這種把自己當作主人翁的錯覺中，慢慢的讓他們不再仰視著士紳看這個世界。而他們知道，原來你們這些士紳也沒什么了不起，唯有如此。這些人才能成為自己的天然盟友。

而對于士紳的不滿和反抗，則是堅決的打擊。七月十三日，東坪‘民變’。諒山軍神機衛第三營第一大隊彈壓，殺十六人。七月十九日，瀘州民變，云南新軍彈壓，誅七十九人，為首者棄尸，家屬統統發配崇明為奴。八月十二日，更為浩大的民變于嘉定州發生，有士紳煽動百姓占領縣城，沐晟親自帶著大軍趕到，圍城三日，第四日攻破，賊酋以降，誅殺賊人九百三十二人。

這種幾乎是鐵腕的手段教人寒心，郝風樓甚至得意洋洋的在報紙中宣稱，凡有違抗者，務必要將其屠盡，即使枉殺亦不足惜；心懷怨恨者，亦要誅心，除惡務盡，絕不放縱。反抗一人，禍及一族，若敢造謠滋事，妄議圣法，亦要斬草除根。

于是一下子，整個成都府乃至于整個四川都老實了，有些人顯然就是欠收拾，這些士紳之所以敢鬧事，以往便是仗著官府不能拿他們怎么樣，因而在明朝優待他們的時候，他們上竄下跳，個個對朝廷痛罵不絕，每日以侮辱官員為樂，結果到了滿清入關，這些孫子們曉得新來的主子不好招惹了，于是一個個就成了奴才，每日稱頌天子圣明。所以但凡是對他們好的人，在這幫家伙手里往往就成了十惡不赦的存在，每天變著花樣的罵，還自詡自己清直，結果碰到個惡的，隔三差五的把他們拉出來殺上一批，使他們想做奴才而不可得，這惡人反而就成了圣君，成了文成武德，直追堯舜的千古一帝。

世上最骯臟齷齪者莫過于此。

果不其然，到了來年，幾番打擊之后，這些人終于消停了，各種對郝風樓的歌頌聲也終于出現，他們被郝風樓折騰一番后，終于曉得了厲害，土地發賣了，手里有了銀子，卻又聽說手里的銀子在通貨膨脹之下越發不值錢，于是個個嚇了一跳，有的去買債券，有的也學人做買賣，于是一個個搖身一變，儼然成了陳學的衛道士，此事自然不必細表，而郝風樓這‘賢王’到了來年開春便開始抓緊農耕之事了。

四川乃是農業大省，雖然郝家每年從西洋進口大量的糧食，可是自給自足的農業依然必須保證，況且自圣法推行之后，許多人發出來糧產必定下降的質疑，乃至于諒山一些陳學大儒也在質疑之列，這其實很好理解，糧食乃是人在世上的根本，工商再怎樣發展，若是糧產不足，讓人餓了肚子，產生了災荒，那便是金山銀山擺在面前又有什么用？

因而郝風樓對此事極為上心，他早在數月之前就已在成都府投產了幾個鐵坊，并不造兵器，專門造農具，除了鏟子、鋤頭之外，還有鐵犁耙等等，另一方面，在過冬的時候，郝風樓便叫了所有保長甲長在府城開會，數千個保長甲長們隨后按照郝風樓的意圖，組織了人力，開挖溝渠，進行灌溉，這些舉動，因而一到開春，郝風樓便下令各處甲長、保長組織生產，同時將農具都以降價的方式推廣到鄉村中去，這些舉措，收效如何，卻是不清楚，唯一令郝風樓欣慰的是，政令通達之后，許多事要做起來，輕松愜意了許多，只是這農學，與商學和工學相比，卻是停滯不前，郝家如今統治的，再不只是諒山這種濱海的‘不毛之地’，因而不得不對農業開始重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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