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政王說的極是，”文祥接口說道，“若不是到了寧波府，怕是直接到了大沽口都不知曉！”若是這樣，那可實在又是驚天的禍事，“美國人怎么收了錢都不辦事的。”

太后也從原來的驚喜之中回過神來，冷靜思考了一番，點點頭，“文山說的有理，議政王，馬上照會美國大使，問清楚到底是怎么個回事，要是他們這樣收錢不辦事兒，那明年的合約就不交給他們辦了。”

“是，”恭親王應下，“雖然如今軍艦未到，可有件事兒，軍機處拿不準注意，還要請太后旨意。”

“議政王請說。”

“這為數九百萬的軍艦，算起來大大小小也該有四五十自然要另外立水師了。這水師是放在南邊還是北邊，請太后定奪。”

太后心領神會，針對這個艦隊的歸屬問題，朝野早就虎視眈眈，吵得不可開交。自覺有份能搶奪到這塊肥肉的集團為奪取該艦隊的控制權開始角逐。其中呼聲最高的就是曾國藩。曾國藩是如今王朝內最大的實力派。對控制該艦隊，曾國藩翹企之至。他除持湘軍的實力地位，還運用其他的狡猾手腕，與奕訢等斗法。曾國藩從一開始就堅持三條對該艦隊的期望，其一：輪船駛至安慶、漢口；其二：配用楚軍水師之勇丁；其三，有關事宜由“臣與胡林翼商定”。其實曾國藩的三點期望都是有很大目的性了，第一條駛至漢口是假，但漢口在曾國藩的實力范圍卻是真，，后兩點中，也有含糊其詞、欺上瞞下的意思。總之曾是準備把該艦隊收歸己有，“稱霸”一方。

奕訢則反對艦隊上駛至安慶，他則要求該艦隊駐守在北方，用于防御洋人之用。而曾國藩硬說“用之于江面”，“所部兵丁并非生長海上，勢不能于重洋用武，不敢不據陳奏。”好笑的是，曾國藩從咸豐十一年起就強調“是皖、吳官軍之單薄，在陸而不在水，金陵發逆之橫行，亦在陸而不在水”，以后又不斷重復此論。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實曾國藩為了能夠得到該艦隊已不乏掩耳盜鈴之拙。

另外一個就是李鴻章了，李鴻章自曾國藩平定江寧之后，收到幼天王和李秀成的投降之后，就率淮軍一退數百里，抵達滬境，與上海的官紳相繼熟稔，羽翼漸豐，上海相對優勢的條件是他頗為躊躇。從籌夠該艦隊起，至該案結束，上海到處處于近水樓臺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李鴻章掌握了上海這個財賦重鎮，并同曾國藩聯系密切，結成“湘淮一家”式的聯盟，上海當時號稱“月收百萬”，僅海關稅收就占全國海關稅收的一半以上。李鴻章“當暴富之名”開始流傳了出來。

奕訢身為先帝咸豐的弟弟、當朝皇帝同治的叔叔，又是議政王之尊，主持軍機處、總理衙門、內務府、宗人府，為臣者無出其右者，清政府的外交、政治、軍事以至皇室事務都歸其秉持，可謂軍國樞紐在握。若是北上，奕訢集團可代表清政府名正言順地控制該艦隊。還有浙江巡撫左宗棠、亮光總督黃宗漢、福建巡撫徐宗干都想在這里頭分一杯羹。

“太后，臣以為，還是要擺在北邊的好，”恭親王說道，“道光二十二年，宣宗皇帝三次下諭，飭川鄂及沿海各省積極制造大船，并設法購買，同時還要獎勵“捐資制造”者。為何如此？不過是洋人仗著船堅炮利，在海上肆無忌憚，天津，這京師門戶大開毫無防備，先帝在時，也是想著如何才能拒洋人于國門之外，永通橋雖然勝了，此勝卻是不可復制，更不可能在海上復制，若是放在南邊，這北疆必然是空虛依舊。”說到前朝恨事，恭親王只有比太后更恨的，“宣宗皇帝當年在奉先殿哭列祖列宗牌位，臣也是在的，”恭親王臉上露出了難得的剛毅，“這水師，若是要建，首先就要建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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