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雖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東漢復辟，幾乎秉持著“兩個凡是”的方針，凡是王莽主張的，咱們就要反對，凡是王莽反對的，咱們就要支持，可是雖然取消了單名的新法，卻并沒能扭轉取單名的風氣。其實，單名被廣泛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隨著儒家理念日益成為統治思想，避諱制度也越來越嚴格，非止避君主之諱，也常避尊長之諱，雖說禮記·曲禮規定“二名不偏諱”，也就是說對于雙名，光避其中一字即可，但人們逐漸地不管這一套，肆無忌憚地大避特避起來。可以想見，當絕大多數人名都是單名的時候，需要避諱的范圍也就成倍縮小，方便日常生活中對文字的運用。

所以這種單名習慣，是從西漢中后期就產生了的，王莽托古改制，只是將其作為法律確定下來而已。其后新莽政權雖然倒臺，這一習慣卻并沒有被扭轉，這就導致東漢朝，也包括魏晉之際，單名占據了主導地位。

后漢三國時代，在歷史上留下姓名來的，絕大多數都是單名，這不需逐一列舉證明了。那么，偶爾也可見其雙名，破壞了這一習慣，又該怎么解釋呢？雙名的產生，其實有以下幾種特殊情況：

最常見的是史無其人，演義虛構，比方說：武安國、裴元紹、邢道榮，等等。

二是以字行。古人有名有字，理論上字也習慣為單，但是有可能在前面加上排行，如伯仲叔季，加上代表尊敬的“子”、“公”等字，或者在后面加上男子的美稱“父”（“甫”）字。比方說孔丘字仲尼，仲就是排行，后世還習慣尊稱其為“尼父”。到了后漢三國時代，字已經以雙字為常態了，但周瑜字公瑾、魯肅字子敬之類的，還保留著古代遺風。

有很多人失其名而僅存其字，或者當時因為各種情況，人們習慣稱呼他的字，即以字行。比方說，諸葛亮躬耕隆中，其好友有崔州平、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其實崔州平即崔鈞、石廣元即石韜、徐元直即徐庶、孟公威即孟建，皆記其字而已。這些是查得到的，還有一些是查不到或者含糊的，比方說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被曹操誤殺了的呂伯奢，魯肅友劉子揚，袁紹將呂威璜、眭元進等等，其名即不傳。袁紹有將韓莒子，或謂即韓荀或韓猛，蔣義渠，或謂即蔣奇——究竟是與不是，估計沒人能夠證明了。

第三種情況是書記訛誤，比方說跟麋芳一起降了呂蒙的蜀將傅士仁，本名士仁，演義誤記。降曹的幽州刺史烏桓觸，實即焦觸，也是演義誤記。三國志中有王子服，后漢書則記為王服。還有龐統的叔父龐德公，可能是以字行，也可能是“衍”了公字。

第四種情況為外族，比方說沙摩柯，再比方說胡車兒、胡赤兒，以“胡”字冠在名前，那不是姓，而是代表其胡人出身。演義中還有一個羌族首領俄何燒戈，既是外族，也是誤記，正史中實為兩人，即餓何和燒戈。

第五種情況是外號，這類人在黃巾中數量很多，比方說張牛角、李大目、郭大賢、褚飛燕（后改名張燕）等。曹爽有親信為尹大目，估計也是相同的，大目者，眼睛大也。東吳德王嚴白虎就不大好說，可能因為出身低所以起雙名，也有可能“白虎”是外號。

第六種情況是復姓單名，后人可能會產生誤會。比方說魏臣高堂隆，復姓高堂，毌丘儉，復姓毌丘，至于淳于、司馬、諸葛，那同姓的人很多，一般不會引起誤會。

仔細考究起來，漢末三國時代真正雙名的，大概有以下幾位。

首先是馬元義和張曼成，皆黃巾渠帥，也就是說，出身很低，并非士人，故此在以單名為貴、雙名為賤的時代，他們留下了自己的雙名。

其次是漢太尉馬日磾（音為密低），字翁叔，為大儒馬融的侄孫，所以肯定既不是以字行，也不是外族。他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前漢武帝時代有一名臣叫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賜其姓金，很明顯馬日磾是為了追比先賢，才特意起的雙名。

第三是諸葛亮出師表中提到的侍中郭攸之。我們會發現魏晉南朝時期很多雙名都以“之”字結尾，比方說裴松之、王羲之、祖沖之、劉牢之，等等，尤其王羲之的七個兒子為王玄之、王凝之、王操之、王獻之等，其孫有王楨之、王靜之，曾孫有王翼之、王悅之，一大家子全都“之”。陳寅恪先生認為此與天師道有關，是信徒的特殊習慣，或者說特殊表記，郭攸之或亦此列耶？

所以說，我的小說漢魏文魁當中，經常會出現很多史書上被記為雙名，是以字行還是誤記，還是有別的特殊情況，沒人知道的家伙，我就一律定其為以字行了。比方說戲志才，或謂其出身庶族，所以雙名，但單名的習慣并非只在世家中流行，只要是士人，不管世家還是寒門，如前所述，除非極特殊的情況，否則都是不會破壞這一習慣的。所以我設定他姓戲名賢字志才。再比方說，九州春秋里稱孔融只信任“兇辯小才”王子法、劉孔慈，卻疏遠賢才左丞祖、劉義遜，我就設定王子法名效、劉孔慈名詳、劉義遜名愢、左丞祖名敬。

還有曾經在乘氏擊退過呂布的土豪李進，英雄記記為李進先，其兄為李叔節，我就設定李叔節名符、李進先名登。再后面可能還會出現曹安民，有人說應為曹安、曹民二人，是斷句錯誤造成的雙名，我也干脆把他當作是字來用吧。 ( 明智屋中文 wWw.MinGzw.Net 沒有彈窗,更新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