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眼前這些奴婢而論。

后世某些學者不承認自秦漢以后，中國便進入了封建社會，認為近代以前中國一直未能擺脫奴隸制的枷鎖，起碼屬于半封建半奴隸社會。理由也很簡單，即一直到清代，社會上依然存在著數量龐大的官私奴婢，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是勛本人是反對這一論斷的，理由有二。其一，研究一個社會的基本形態，就必須拋開日常生活不談，而只考慮生產模式，究其大要，忽略特例，而自秦漢以降，中國社會長時期以農為本，除個別特殊時期，或者特殊地區外，勞動者當中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的數量占有絕對優勢，必然不屬于奴隸制。

第二點更為重要，即切不可將奴婢與奴隸等同看待也。

何者為奴隸？指徹底喪失人生自由，受他人任意驅使，為奴隸主無償勞動，不可能積蓄任何私人財富，甚至連生死都掌握在奴隸主手中的人。

是勛即以此為開端，來詳細解答周不疑的問題：“吾嘗以胡人為子，元直知否？”

周不疑點點頭，說您收過鮮卑拓拔部的少主為養子。起名是魏。這事兒我確實知道。

是勛便道：“是故。吾于胡中事稔熟也。胡中所俘虜者、舉債難償者，皆沒為奴，驅使勞役，動輒鞭笞，且其主可擅殺奴而無罪也。是以奴為物也，而非人也，自毀吾財，可譏為奢。而不可斥為暴矣——其俗如此。”

周不疑聞言，略有些不快地皺了皺眉頭，低聲道：“是故等于禽獸也。”

是勛笑一笑，說你可別這么想，其實咱們上古之世，也跟如今的胡人沒有太大區別——“是故夏、殷以人為祀，以人為殉，為其非人也，乃奴也。即于國初，主于奴婢可‘告殺’。則與耕牛何異？奴婢傷人而棄市，則與犬馬何異？”

漢初延續秦律。規定主人不能擅自殺害自家奴婢，而必須要先告官，獲得官家的許可——其實這跟不得擅殺耕牛，耕牛因老病將死而必殺之的，先得去官府備案，又有什么區別？倘若奴婢傷害了良人（自由民），則不論情節輕重，一律斬首，這跟我家的狗啊馬啊什么的傷了人，而必須斬殺以向對方賠罪，又有什么區別？還是不把奴婢當人看啊。

“是故董子上奏孝武皇帝，使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斯乃以人為人也……”董仲舒曾經建議，奴婢犯錯，可以責罰，不可殺戮，奴婢有罪，國法懲處，不可施以家法——“地節中，傳魏相婢有過，自絞死，趙廣漢疑為擅殺，乃突入相府，召其夫人庭下受辭；建平中，王獲殺奴，而為其父莽所逼自殺——豈夫人之貴，不如婢耶？豈兒女之親，不如奴耶？或廣漢枉法，王莽釣譽耶？國法如此，時論亦乃與古時不同耳。”

漢宣帝地節年間，傳說丞相魏相府中有一名婢女上吊自殺了，京兆尹趙廣漢懷疑是被魏相夫人因忌妒而殺害的，于是親自領著吏卒闖入相府，勒令魏相夫人跪在庭中接受質問——此案后來查明，魏相夫人確實因為忌妒而責打過那名婢女，但那婢女卻是離開相府后自己上吊死的，于是判定魏相夫婦無罪。

漢哀帝建平年間，王莽辭位隱居，因為他的次子王獲殺害了一名家奴，王莽大怒，切責王獲，竟然逼得王獲自殺。

是勛問了，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兩樁事？是因為丞相夫人還沒有一名婢女尊貴嗎？是因為王莽愛家奴要超過愛兒子嗎？怎么可能！或許還有人會說，那是因為趙廣漢想要誣陷魏相，王莽則為了沽名釣譽，可是倘若國法規定殺奴無罪，趙廣漢又哪敢那么干呢？倘若輿論認為殺奴無罪，王莽又怎么可能以此來博取贊譽呢？

因為國家法律和社會輿論，都跟漢初時候大不相同了呀。

“得國易而守國難，此秦二世而亡者也。魏即得天下，亦未必長久，即以漢論，前有異姓割據，中有諸呂亂政，后有七國之變，設一蹉跌，亦旋起旋滅，則即兵細柳，無以當匈奴也。胡之入華，變更國俗……”再一指庭中那些奴婢——“恐彼等不得更為人也。即我等，亦將受俘而為奴矣。”

周不疑聞言，悚然而驚，便即起身作揖道：“先生所慮深遠，不疑拜服。”是勛瞟他一眼，捻須而笑，心說其實你肯定還是沒有明了我的真意，只是我不可能跟你說得更深罷了。

周不疑認為是勛以奴婢為言，只是舉個例子，以小見大而已，重點在“即我等，亦將受俘而為奴矣”，警惕中國衰弱，而為胡人趁虛而入。類似理念，是勛大課小課也宣講了無數回啦，原本中原士大夫并不怎么把胡人放在眼里——東晉以前，沒有人相信胡人竟能深入到河南地區，進而久占中原；元朝以前，也沒有人相信胡人竟能殺過長江，徹底摧毀漢家王朝的——全靠是勛不停地敲警鐘，才算略略有些警覺。

所以周不疑認為，老師的意思，是即便以魏代漢，大亂之后，治國更難，若不能使魏朝盡快穩定下來，大力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恐怕亦會如秦一般二世而亡，或者起碼二世而亂，那么北方胡虜就會如同匈奴一般趁機崛起，成為中國之大患啦。到時候我等士大夫或亦將被俘為奴，更何況那些奴婢呢？

但其實是勛心中所想，別“何況”，奴婢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說秦漢以降，中國就已經邁入封建社會了（當然不能否認尚有奴隸制的殘余存在），就因為奴婢不可等同于奴隸。即以是勛本人來舉例，他畜養奴婢的數量在社會上也屬于第一層級——終究財富和名位跟那兒擺著呢——眼下這莊院當中，便有家奴四十余名，侍婢同數，還有不少算“家生子”，從了是姓了。

是勛穿越前的那個時代，據說是家人相互串聯，經過統計，全中國姓是的約有三千多人。他有時候也忍不住想，這三千人中，也不知道有幾個是真真正正是儀老頭兒的后裔，有多少是如這般奴從主姓的……

此外，是勛各處莊院當中，奴婢總數累加起來，大概不下四百人，然而絕大多數并不參與真正意義上的生產活動——不種地，不紡織——而只是備灑掃罷了。即便偶有進入社會生產領域的，比方說耕種、紡織、木工、金工等等，也并沒有徹底喪失人身自由。

就跟他各地作坊中的工人一般，即便簽了終身合同，終究也只是長期雇傭關系，人還是人，不會被當成私有財物。

那么廣袤的中華大地上，是不是還存在著真正意義上的奴隸呢？是勛認為，那肯定是有的，比方說官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比私奴更似奴隸，因為官家殺奴不算犯法啊。而且必有那真正黑心腸的老地主，敢把佃農都當奴隸來使喚，即便擅刑擅殺，只要能夠搞定官府，還誰能入我的罪嗎？

理論和實際不可能完全契合，但就理論上而言，東漢朝的奴婢不能等同，或者不能全數等同于奴隸。法律規定，殺奴者有罪，奸奴者亦有罪，奴婢也可與良人通婚，甚至主人有罪而不必及于奴婢，奴婢有罪，主人倒可能要背負一定的連帶責任。在是時代和社會的一大進步。

當然啦，這個時代也沒有絕對平等一說，主人刑責奴婢還是被允許的，而某些罪行對于良人和奴婢，懲罰力度也不盡相同。但刑還不上士大夫呢，尊卑等級無處不在，主奴之分也屬尋常。

只是這一社會進步，很快就將被徹底打破了，即以唐律比之漢律，在對待奴婢的人身權益保障方面，就要落后得多——無他，五胡亂華，不可能不帶來野蠻的奴隸制的殘余影響啊。

那么，我能不能阻止這一類型的倒退呢？能不能使這一螺旋形，波折來得紆緩一些，起碼咱邁三步再退一步呢？“悠悠蒼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周元直，即便以你的見識，恐怕也是理解不了的吧，我也就無謂多說。

隱逸生活，就此又平穩地度過了一個多月，到了十一月中旬，朝廷三度征召是勛為中書令，派尚書韓暨到郯縣來宣旨。是勛計算時日，曹操若要改主意，也早就改了，既然執意如此，那我也別再喬裝作勢了，還是從了他吧。

當然不能保證曹操哪天再復習自己的“清晨啟門戶”詩，突然間不爽起來，但真要連這些有的沒的全都顧慮，真如周不疑所說，干脆啥都別干算了。

于是惆悵地告別了數月來清閑的隱居生活，帶著一大家子啟程往許都而去——他在許都郊外本有莊院，都內亦必新撥宅邸，倒是在生活上不必太過忙活了。不日即抵許郊，御史大夫郗慮、太仆曹德等出城相迎。說好了翌晨即往覲見天子，當晚便暫居郗府中，郗慮特意關起門來跟是勛密談，一開口就石破天驚：“宏輔以為，大事可即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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