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國震驚的郭桓案終于以主審吳庸被誅戮而畫上了句號，但是這件案子的影響卻并沒有消退，不光是六部零散的官員看著空蕩蕩的衙門心底暗暗兔死狐悲，甚至連鄉間小村里張都能感受到隱隱的余震。

這個案子實在太大了，也牽連地太廣了，張從知道了全部始末就開始嘆息，也許一開始看到牽連人數數萬人，似乎也不能和后世建國之后隨隨便便一場運動特別是那一場大革命相比，但是要知道，這個時候的官員人數有多少。

后世的史料中顯示，明朝萬歷年間，全國兩京十三省，近兩億人口，幾百萬士紳鄉宦，卻只有兩萬名官員。其中還有十分之一的京官。剩下一萬八千人，要管理兩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個縣，幸虧有大量不在編的吏員填充其間，才能勉強維持大明這臺機器的運轉，而這些吏員是沒有編制、俸祿和上升空間的。

也就是說，張居正是率領著兩萬名官員，跟全國的既得利益者在斗。然而后世隨便一個市級城市，也有不止兩萬公務員的存在。

且不說張居正，就說眼前這洪武年間——幾年前一場胡惟庸案，皇帝屠豬戮羊一般殺了三萬官吏和百姓，殺得官員兩股戰戰，但是皇帝是不愁沒人使喚的，空缺的職位自然有人鉆營地向上爬。

而皇帝如今興起的郭桓案就說明一個道理——這幫官員的頭好比韭菜一般，這一茬根上爛掉了，皇帝就割了這一茬，反正皇帝的地大，會有數不清的韭菜會冒頭。

但是光是殺，就能阻止這一層一層的嗎？洪武年間的這一次大案是讓人震驚的，它甚至比明朝中后期的官員貪污還要劇烈、還要可怕。可是這是為什么呢，為什么在這種嚴刑酷法之下，還有人冒死作案，而且還不止零星幾個，而是上行下效，從一品官到七品官呢？

如果說朱皇帝對貪官的整治不嚴厲的話，那從古至今恐怕沒有嚴厲的了。

因為此時的規定是，官員貪污六十兩銀子就處斬，而且死后還要剝皮充草，即便是親女婿或者親信犯了罪，也法不施恩一樣問罪。而此時的刑罰笞、杖、流、徒、死，除了謀反外，幾乎全部施用于貪官身上——但是怎么樣，貪官是殺不完的，就如他自己感嘆的那樣，早上殺了一批，晚上就會新出來一批。

殺之不盡，朱皇帝終于難得地感嘆了一聲:“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當然他是不能明白什么叫體制的問題的，而這個時代里出現的一些難能可貴能看清事實真相的人卻早已被他殺了。

比如說有個叫葉伯巨的，早在洪武九年就上疏皇帝，提出了自己對國家建設的看法。

在他的這篇《奉詔陳言疏》里，他一針見血地說道:“當今之事，所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他同樣還說了自己的判斷，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意思就是兩件事容易看清但爆發遲，一件事難以看清卻爆發早。

分封、用刑、求治操切！

用刑太繁是顯而易見的，朱皇帝用重典治理天下，發現官吏不合格就用重刑，余下的官吏扛著枷鎖去衙門上班。

能在洪武九年就看到分封藩王的弊處的人是個有遠見卓識的人，然而他懇切的建議卻被朱元璋認為是“離間骨肉”，將他整死在了獄中。

最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論斷，就是“求治太速”，這是個非常令人驚訝的總結。

因為奏疏中說“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論為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然而升于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

治國為什么會有一個速度太快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光是在洪武年間出現了，甚至在張所知的建國之后也同樣出現了。

那一段時期，為了追求工農業產量和建設的高速度，各種口號都出現了，全民轟轟烈烈干了一場，結果就是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不進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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