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派決定親自送鄭海珠等人去登州。
并非出于禮賢下士的目的，而是鄭海珠的精神面貌，多少刺激了他。
小王爺意識到，即便這樣出身草根的女子，若四處闖蕩見世面，那番所思所想的能力，以及所做作為的勇氣，亦會頗為可觀。
所以，他決定親自考察一下橫穿山東半島至登州府的商路，以及向登州知府陶朗先問一問，如今的登遼海道是不是像朝廷官宣的那樣，已經荒蕪寥落，就連給遼地駐軍的棉衣餉銀，也多往山海關那一頭走了。
正好這一回出了聞香教的事，朱以派代表魯王，去與抓了邪教小頭頭的陶朗先商議，兗州知府在邸報里寫給朝廷看，也不會引發京師那邊對于藩王的疑心。
鄭海珠當然求之不得。
根據許三的經驗，遼海還有一個月就會完全封凍了，兗州至登州有近千里，他們如果不能及時趕到登州，面臨的選擇將會是，要么在登州傻等到明年春天開凍，要么折身北上，過天津衛出山海關，走陸路進入遼西，再度過遼河，才能抵達遼陽與毛文龍見面。
后者不只是路途遙遠的問題，關鍵是又要被各種名目的稅卡盤剝。
織造局的劉時敏提醒過鄭海珠，尤其大沽、灤州到山海衛，沿途有許多河北籍太監私設的稅卡，還是能走海路就走海路吧，給登州巡海道水師的買路費，肯定要比給太監的買路費少。
所幸現在有了魯王宗室的車隊，從兗州一路東荇，不但跑得快，還少了許多盤問阻攔。
鄭海珠善于察言觀色，在兗州時就鼓勵郭氏隨丈夫一起去，并且很誠懇地告訴她，在江南，士紳的妻子，比如自己最初投靠的小姐韓希孟，是擁有相當大的旅行自由的。堂堂鎮國將軍夫人，為什么要將自己禁錮在后宅中呢？
朱以派也欣然應允。
于是，一路上，因有郭氏在旁陪伴，鄭海珠就不必在意避嫌，可以用大把的時間，給朱以派洗腦，闡明為何要把兗州煤礦股份制化。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朱以派很快理解了一堆新名詞：宗室股東，商社股東，表決權，股息，每股分紅，有限責任，出資方，管理方。
以及最重要的一個詞：公司。
朱以派化繁為簡地理解了一下，就是，自己需要說服魯王朱壽鋐，將魯藩的宗室成員，依照勢力大小，劃分對于兗州煤礦的持股比例，進行每年分潤。
這看起來是將魯王自己碗里的肉剜出去不少，但其實是分擔了政治風險，用錢堵住下級宗室成員的嘴，別因為眼紅魯王和泰興王父子坐享煤礦利潤，而去皇帝跟前說壞話。
萬莫小瞧了明代這些藩地內勾心斗角的激烈程度，就連儀賓，也就是郡主縣主們的丈夫，都得小心。
畢竟就在十幾年前，湖北的楚藩，便發生過儀賓揭發第九代楚王并非朱家血脈的桉子，或許動機只是為了將那一任的楚王弄下王座、讓自己的大舅哥坐上去。
而鄭海珠，想倚靠魯藩這棵大樹，嘗試股份制公司，她的目的，當然不僅僅是避免魯王朱壽鋐陷入“宮斗劇”。
她在代表現在和未來的文官權力的黃尊素、盧象升、孫元化身上押了注，在代表西學東漸的徐光啟身上押了注，在代表皇權的太監劉時敏身上押了注，在代表軍隊武力和海上貿易權的毛文龍、顏思齊身上押了注，但這些，還不夠。
與剛穿越來、只能從韓府的雇員仆人做起不同，現在她有了一點點資本與實力，就要讓自己、毛文龍、顏思齊都有話語權的“濠明商社”，以及自己有完全話語權的航運保險社，像后世的“法人”股東一樣，通過股權滲透，進入魯藩的經濟帝國。
這些時日，鄭海珠觀察朱以派，即使他已算得宗藩里的清流，也仍然開口閉口“我朱家”。
不妨嘗試新的經濟模式，是否會一點點瓦解“我朱家”、“九千歲”這些家天下或者個人極權的外殼。
這種可以抄作業的模式，就是公司制。
公司制在真實歷史上的開創者，乃是荷蘭。
而如今的時空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狡猾而野心勃勃的成員們，鄭海珠在福建月港和臺南已經領教過。
無可否認的是，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是先進的。
只有將出資方和管理方分開，將商業主體從個人權威中剝離出來，將無限責任變成有限責任，將股份變成可以轉讓甚至流通的金融資本，商業主體的所有者也好，經營者也好，心態與眼界才能真正地開闊起來。
“公司”的本質，其實就是“契約”二字，而經濟生活中契約意識的建立，必定會帶來社會心理上的平權意識。
君權，父權，夫權……人們將漸漸發現，自己曾以為天定的尊卑地位，并不是那么不可動搖的。
更不能允許深山老林里的那些野蠻人，將自己稱作“包衣”和“奴才”。
宗室的車駕，一路暢通，很快就到了來州境內的掖縣，離登州只剩百里不到。
自進了來州境內，朱以派的臉就開始晴轉陰了。
在掖縣的一處官道邊稍作休整時，朱以派望著眼前的曠野，蹙眉道：“怎地這樣多的田地都荒蕪了，就算土質不如我們兗州魯藩，總比黃土戈壁強吧，種棉花難道不行么？種了棉花，一半紡布、一半填絮子，做成冬衣夏裝，直接從來州或者登州港口運往旅順，發給遼東軍士們不好么？”
鄭海珠心道，所謂知屋漏而在宇下，知政失而在草野，小王爺是該出來看看外頭的世界，才能明白帝國怎么會搞得這般一塌湖涂。
她正要開口解惑，卻聽郭氏道：“這還不簡單，棉農也要納賦、出徭役、分攤各種雜稅。各州各縣的官員家、縉紳家、舉人秀才家的地都不用承擔這些，如今他們的田地越來越多，前頭三樣的缺口自然也越來越多，不都還是要攤到那些自家有地的農戶頭上？所以，他們是荒年也過不下去，豐年也過不下去，干脆攜家帶口的一逃了之。”
郭氏說的，就是明代中期就開始出現的土地兼并問題，根源還在于朱元章對于權貴群體和所謂的讀書人，一開始就給予稅收豁免，所以，即便是張居正那樣的鐵腕人物，只要還在王朝的體制內摸爬滾打，也不能徹底解決。
朱元章這樣自認草根出身的皇帝，登上皇位后，表演式地提倡一番節儉，但他和他的子孫始終刻薄對待的，仍然是草根，反正韭菜割不完。
朱以派聽了妻子的話，沉默須臾道：“難怪會鬧聞香教。其實，這樣說來，我們宗藩的產業也是不納稅的，再這樣子子孫孫地下去，豈非……”
郭氏倒真有些武將之女的膽氣，大剌剌接話道：“豈非民變會愈演愈烈。”
鄭海珠暗暗給她開個彈幕：你說得一點沒錯。
貴大明的末代皇帝，就是在李自成面前上吊的，眼下那位被皇帝與貴妃寵上天去、在洛陽花天酒地的福王，也是死在李自成手里的。
都說娶妻娶賢，郭夫人，我看你很有長孫皇后的風采。
鄭海珠于是大膽插話道：“所以小殿下明智，愿意說服魯王，兗州采煤后，進獻竹木抽分稅。”
朱以派的面色稍緩。
就像他的妻子看不起那些只會攀比頭花錦衣和家中轎子的皇室貴婦一樣，一直以來，他也十分鄙夷宗室成員的無度奢靡。
朱以派搞不懂，那種買五十只活雞、只剪下每只腳蹼中間的軟骨炒一盤菜，或者派人四處尋訪、花千金萬金買一只蛐蛐兒的生活，樂趣在哪里。
他覺得，自己與妻子，平時去兗州城外打個獵，或者妻子一邊繡花一邊陪著他看書，都已是足夠好的消遣了。
若要說有什么事能真正讓他心花怒放，絕不是看到豪宅里一次堆進五十只雞的尸體，而是看到廣闊的田野里苗青穗黃、桑綠棉白。
馬匹吃飽豆餅后，車隊往前頭縣城方向走。
掖縣沒有濰坊一帶富裕，縣城里只有一條石板街。
朱家的車隊剛走上石板街，就被迫停了下來。
鄭海珠和吳邦德等人所乘的馬車在隊伍前頭，他們迅速打開車簾探看。
只見一位藍袍官員立在路中央，身邊沒有吏員模樣的隨從跟著，只一個書童似的小仆跟著。
鄭海珠跳下馬車，趨步上前，但見那官員五十開外，官帽下的鬢發都已斑白，面孔黝黑粗糙如田間農夫。
神情嚴肅，眉間一個“川”字，紋路深得能夾死蚊子，可見平時不但不茍言笑，還常緊簇雙眉。
對方胸前補子上的禽鳥圖桉，鄭海珠倒是一看就熟悉，和黃尊素的一樣。
一個七品官。
只聽那官員沉聲道：“老父母的轎子要過來了，你們往后退。”
明代管一縣之主的知縣，叫“老父母”。
鄭海珠滴咕道，這樣說來，此公并非掖縣的知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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